西康省探访之旅

在2017年5月和8月，我在中国北方做了两次探访采风活动，一次是东北的百年中东铁路，一次是新疆北部的近代历史遗迹，到了冬天准备第三次探访采风的时候，由于北方的交通和气候变得非常不利，于是我考虑将探访路线放在南方的四川。

作为东北人的我对整个中国西南地区都是不了解的，对这片地区的藏、彝等民族也从未接触过，但西川西部的历史却让我颇为兴奋。1979年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了藏彝走廊的观点，认为在四川西部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地区存在一条自然形成的横断山脉通道连接起藏族和彝族为主要族群的若干个民族，并在东部的汉文化中华帝国与西部的藏文化神权政府之间形成交流和缓冲的过渡地带。

这种过渡地带的意识贯穿了川边地区的历史，1939年在西藏东部与四川西部之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省份，叫做西康省，把这种意识以政治体制的方式确定了下来。西康省只存在了短短16年的时间，但建省本身的博弈和冲突却前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围绕着西康省的历史，这其中有地方豪强家族内斗，有藏族与汉族之间的争端（还有事实上不受治理的彝族），有西藏政权内达赖喇嘛与班禅大师之间的分歧，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相制衡，有红军的崛起和少数民族革命意识的形成，有英国殖民者的介入，还有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把边地变腹地”的伟大社会改造理想。

谈到此次探访的路线，在历史中有“地图上的西康”和“实际的西康”，这种情况对于历史上中国的少数民族边区来说是常见的，也就是实际上的政府控制区并不和名义上的地图一致。地图上的西康省包括金沙江以东33县2设治局和金沙江以西13县，但实际上西康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有金沙江东部地区，金沙江以西归西藏地方政府实际控制，双方在一系列武装冲突之后，默认了金沙江为康藏边界。

我此次的探访路线将从成都开始，由成都到阿坝和甘孜两个藏族地区，也就是曾经的康属，再从甘孜向东到雅安，也就是曾经的雅属，最后从雅安向南到凉山彝族地区，也就是曾经的宁属，这样就涵盖了西康省实际控制下的主要地区。探访的内容也不限于西康省时期的遗迹（毕竟西康省存在时间太短了），而是想了解整个西康地区的近现代历史文化，不同民族与政治力量复杂交错牵制的时代背景，和战乱时期西康省地方政府进行的社会改造理想。

冬季对于西康地区旅行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我的朋友们很担心我此次旅途会遭遇恶劣的天气与交通（他们的担心被证实是对的）。对于山地地区来说，冬季无论是行车还是徒步都比较艰辛，而且风景也并不好。我到达成都的时候距离农历新年只有一个月，离开的时候已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旅游淡季很多地区是非常萧条的。但反过来，这可以避开游客潮看到真正当地人的生活，又获得了诸多寂静在沿途走访思考，虽然环境恶劣一些，倒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探访我跟随了一个人的脚步，这个人叫做孙明经，是一位摄影师和纪录片导演。1934年，孙明经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留校，开始参与一项电影教育计划，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学家魏学仁和化学家潘澄候在美国留学期间了解到电影对教育的作用，打算应用到中国的教育实践中，这项计划的落实者就是年仅23岁的孙明经。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孙明经打算制作一套系列影片来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民众对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热爱，他找到了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胡焕庸请教（第二年胡焕庸就提出了著名的瑷珲-腾冲“胡焕庸线”）。1939年，孙明经加入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被允许使用庚款经费拍摄电影，他于1939年7月开始进入西康进行地理人文考察，拍摄了8部影片。1944年，孙明经第二次进入西康，放映电影、进行爱国宣传展览。

我有一本2003年出版的关于孙明经1939年西康之行的老照片集，在此次探访中我会去沿途寻找那些老照片上的建筑遗迹，看看今天它们是否还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成都·安仁镇

到达成都的第一感受是气温比北京还要低，今年中国南方的气候异常寒冷，很多地方都在下雪，北京反而一场雪都没下。成都市区的繁荣并没有吸引我，我要去成都西边的大邑县安仁镇，这里是西康省第一任主席，也是西康省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刘文辉的公馆故居。这座公馆目前已经被改造成旅游景点，同样被改造为景点的包括整个刘氏家族庄园，尤其是他的哥哥，中国最著名的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在共和国建立早期的宣传中，刘文彩作为反面人物的代表人人皆知。

从成都市区坐大巴车到安仁镇，再坐电动车到刘氏庄园景区，这里如同中国绝大多数古镇一样，被设计成仿古风情街的样式，两旁都是仿古建筑的餐馆和特产商店。整个庄园区分成两部分，刘氏家族的住宅在一起，刘文辉的住宅在北边稍远的地方。

一般讲到中国地方军阀对本地的治理和建设，总会是一部强权与热血交织的个人史，如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青海的马步芳等等，但西康与刘文辉的关系却并非如此激动人心，这位西康省主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统治西康更像是一次流亡甚至流放。

在刘氏庄园门口，最显眼的莫过于大门牌楼，清末民国时期名门望族经常选择这种东西方融合的建筑样式，而且会有不同地方各自的风格特点。刘氏庄园正门格外高大，选用青黑色石条，配以红色的彩绘，门廊上方有一块刻字或雕花的石匾，周围的尖顶却又不像哥特式那样生硬，反而带着中式装饰的曲线与雕饰。这样的建筑有着三层文化含义，一层显示着传统中国地主的财气，二层是地方士绅阶层的审美乐趣，三层则是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家族往往与外国人有密切交际。

刘氏庄园建于清朝道光皇帝时期，他们家族祖先在清朝初年从雅安名山搬到大邑县，与当地望族胡家联姻，从此定居下来。到了八世祖先刘公赞时期，对祖宅进行了扩建，之后由他的六个儿子分别继承，其中长子刘文渊的公馆包含了原本的祖宅。

在刘公赞的六个儿子中，比较有名的是其中三个，长子刘文渊从政，在家中地位如同族长，曾担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大邑县参议会议长等职务，共和国建立后在四川省文史馆工作；五子刘文彩是中国最有名的地主之一，靠酿酒业起家，是几个兄弟中最富有的，1949年病逝；六子就是我此次探访的主要人物——刘文辉，西康省主席，共和国建立后担任林业部部长，1976年去世。

除此之外，刘家还有一位有名的人物，也是一位战争英雄，叫做刘湘。他是刘公赞哥哥的长子长孙，按辈分上算是刘文辉的侄子（但这位侄子比叔叔还要年长五岁），曾任国民革命军21军军长，在抗日战争中率军队离开四川与日军作战十分英勇，最后病逝于武汉，被追授为一级上将。

然而也正是这位战争英雄刘湘，曾经与叔叔刘文辉争夺四川省的统治权，1931年，刘文辉购买的一笔军火被刘湘扣留，两人开始交恶，次年，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两人不惜兵戎相见。最终刘文辉失败，流亡到西康，也才有了后来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叔侄相争中，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坚定地站在刘文辉一边，与刘湘断了来往，文辉文彩兄弟俩关系更加亲密，后来刘文辉的公馆就是刘文彩出资修建的。

叔叔与侄子两个人，一方面是争夺权力打得你死我活，另一方面，侄子后来抵御侵略者，成为战争英雄，叔叔后来建设边地，造福一方。历史不会总写好人打坏人，有时候是坏人打坏人，有时候却是好人打好人。

在中国今天流行为旧时代的地主士绅翻案，刘文彩的故事不断被重新讲述，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地主恶霸典型，后来被认为是大力投资公共事业的地方首善。我无意去探究刘文彩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剥削民众的豪强与造福一方的士绅未必不能是同一个人，这本就是中国传统地主阶层的两面形象。

在刘文彩的庄园里，有一处地下室，之前被作为地主残酷压迫的代表——水牢，现在标识是鸦片仓库。我很疑虑，成都天气潮湿阴霾，鸦片会放在更加潮湿的地下室里储存吗？刘氏庄园高墙大院地方豪强没人敢侵犯，鸦片在当时也是被默许的生意，没有必要藏在地下室中。如果说曾经的水牢是政治宣传的需要，不一定属实，那么今天把水牢改成更不实际的鸦片仓库，是否也是一种政治宣传的需要呢？

距离刘家的祖宅稍远一些的地方就是刘文辉公馆，但刘文辉本人并没有在这座公馆里住过多久，公馆主要是用来显示身份。1949年前刘文辉主要住在康定、雅安和成都，1949年之后这座宅子就交给国家了。与祖宅和其他几个兄弟的公馆相比，刘文辉公馆显得更偏西式，正门是高大的巴洛克建筑样式。而且有一点格外不同，其他公馆匾额上的都是汉字，刘文辉公馆却是写着汉藏双语，这大概是他作为地方长官管理汉藏边区的政治智慧，正门的匾额上，汉文写的是“进德修业”，藏文写的是“佛法无边”，刘文辉主政期间为了民族团结极力拉拢藏族宗教人士，自己也至少表面上虔诚信佛。

在刘氏庄园中，大部分展品还是与家族相关，包括字画、瓷器、金器等等，刘文辉公馆中也主要讲述的是他个人的事迹，以及刘家叔侄相争的故事，对于西康省本身的政治文化历史涉及并不多。这将是一个起点，从这位省主席的故乡出发，开始探寻整个西康。接下来的第一站，就是西北方六个多小时车程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州府马尔康，那里我将找寻西康建省背后复杂的政治民族背景。

马尔康·卓克基

阿坝藏族自治州州府的马尔康历史其实很短暂，真正作为地区政治中心要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今天的马尔康市区位于卓克基土司领地和松岗土司领地的中间，相当于作为政治权衡的结果，管理着历史上的“四土地区”（卓克基土司、松岗土司、党坝土司和梭磨土司）。

在阿坝州地区生活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嘉绒藏族，这个族群源自吐蕃人与当地原住民的融合，以务农为主，被称为“绒巴”（意思是农区人，巴就是藏语中人的意思），与南边的康巴藏族和北边的安多藏族是不太一样的，五十年代民族识别中被统一划分为藏族。

按照当地汉族的看法，嘉绒藏族比起康巴藏族更加温和，与汉地交流更加频繁融洽，也倾向于接纳汉地文化，而且嘉绒藏族与红军关系密切，在嘉绒藏族的领地有很多遗迹显示出当时的亲善合作（当然在那时的历史背景下，藏族地方政权对汉族不同政治派别的态度不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解读），其中马尔康的卓克基土司官寨就是一处，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此借宿开会。

卓克基土司是四土地区最有势力的土司，这座官寨既是土司的住宅也是办公衙门驻地。如今卓克基是马尔康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而且距离市区很近，已经被改造为民族风情小镇。我去的时候深冬寒冷，游客大多是周末来这里度假的成都人。

从马尔康市区出发向东，乘出租车十来分钟就到了卓克基镇。镇子大体分成三部分，梭磨河北面是旅游街区，旅馆、餐馆和商店主要在这一块；梭磨河南面是西索村，村子里遍布着民宿客栈，已经完全被开发为旅游导向，在西索村里最有名的是丹达伦寺的壁画。

在西索村东边，梭磨河支流对面，一座石头城堡屹立着，这里就是卓克基土司官寨，土司官寨的地形选址极好，在河流和道路交叉口的高地上，可以监视此地的一切往来。迎着岔口是高大的防御碉楼，侧面小路通向官寨正门，官寨旁边是一片山脚平地，再远处就是高山，官寨碉楼俯视着整个西索村，是这一片地区的制高点。可想而知，这里易守难攻，是一处绝佳的军事要塞。

卓克基土司官寨曾是电视剧《尘埃落定》的拍摄地，这部作品反映了末代土司的生活与藏区时代变迁，作者阿来正是马尔康本地人。官寨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主楼部分，共有五层，对游客开放，主要展示马尔康附近四土地区的历史演变，包括嘉绒藏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以及土司家族的生活起居；另一部分是碉楼，曾经是土司官寨主要的防御建筑，与主楼之间有走廊连接，但目前被关闭，不对游客开放。

说到碉楼，在马尔康市区西边的松岗镇直波村，曾经松岗土司的领地，这里保留着四座高大的碉楼，南北各两座，通常游客们参观的是南边的两座。碉楼分成好几种，其中四角碉楼最为常见，直波村的碉楼则是比较少见的八角碉楼，相对而言防御性更好。这种碉楼形状细长，大概三十米高，开口处很小，墙体异常坚固，碉楼上方有射击孔和了望口，松岗土司官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烧毁了，之后也没有重建，如今只残余遗址，高大的碉楼则一直保存了下来。

在川边藏区，这种碉楼是常见的防御工事，高原山区不便通行火炮，在很长一段时间，碉楼是难以攻克的，也是土司们统治一方的要塞，往往用心修建。在近代，以碉楼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是藏区土司们对抗汉地中央政府治理的筹码，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西康省的建立到撤销，每一任行政长官都要想办法制衡与土司们的关系。

西康省的建立也正是源于汉藏之间的冲突，1904年英国远征军入侵拉萨，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蒙古库伦寻求俄国援助。这场战争让清政府意识到对西藏地区加强控制的重要性，愤怒的清政府下令革除达赖喇嘛名号，直到1908年达赖喇嘛从库仑抵达北京觐见皇帝和太后表示效忠后才恢复。另一方面也让西藏地方政府怀疑清政府的控制力与权威，开始对川边地区产生野心，同时英国人的势力开始进入西藏和西康，在民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挑拨裂痕。

1905年，巴塘土司与丁林寺喇嘛叛乱，烧毁了法国天主教堂，杀死了法国传教士和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历史上称为“巴塘之乱”。面对藏人的反叛，清政府派军队镇压，处决了一批土司和喇嘛，其中参与平叛的建昌道赵尔丰留任炉边（就是今天的康定）善后。清政府开始认真治理川边地区，任命赵尔丰为川滇防务大臣，后来又担任驻藏大臣和四川总督，以巴塘为开端，赵尔丰执行改土归流政策，逐步撤销土司。

然而，赵尔丰在川边推进激进铁腕的政策，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激化了矛盾。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赵尔丰奉命残酷镇压，辛亥革命之后又策划兵变反对革命（但兵变是否是他本人策划有所存疑），因此他本人在成都被激进的革命党斩首，这种处决地方高级官员的事件在辛亥革命中并不常见。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成立了川边特别行政区，1925年改为西康特别行政区，1928年开始筹划建省。在英国人的挑唆下，1917年和1930年两次西藏地方军队与川军之间发生武装冲突。1917年，藏军进攻昌都，占领金沙江西岸地区，后来在英国人调停下双方停战。1930年，甘孜地区大金寺与百利寺冲突，藏军趁机进攻川军，起初在青海军阀马步芳的支持下川军尚能坚守，但后期刘文辉与刘湘叔侄相争，川军内乱，战争持续到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双方基本停火。两次川藏战争，形成了双方以金沙江为界，西藏地方政府实际控制金沙江以西的局面。

在刘文辉统治西康的时期，他小心翼翼处理与藏地的关系，一方面拉拢藏族高级僧侣和贵族，通过经济与教育建设让他们感受到政府的怀柔恩惠，另一方面在关键时刻显示武力。1923年，九世班禅大师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不和出走，达赖喇嘛圆寂后班禅大师返回西藏，途中1937年在青海玉树圆寂。因为青海马步芳部主要是伊斯兰教徒，班禅行辕携带大量先进武器引起猜疑，刘文辉抓住机会，邀请班禅行辕移驻西康，然而在甘孜县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刘文辉强硬处理，最终班禅行辕被撤销，刘文辉牢牢控制住了西康藏地。

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共和国建立，刘文辉率西康省投诚共产党，解放军进入西藏，再加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大规模平叛，彻底改变了局面。我的下一站大小金川，乾隆皇帝的十大功劳之一，这里就有解放军的前身红军在当地留下的遗迹，这些遗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西康地区复杂的政治局势。

大小金川

从马尔康到金川只有一早的大巴车前往，在中国西南的山区，交通是很不方便的，汽车常常要在连绵的山中反复爬坡环绕，地图上看起来很近的地方实际却要走很久。因为山间的路都是狭窄的两车道（但实际上一辆车通行都要很小心），夏天要小心泥石流滑坡，冬天降雪后更容易滑下路边，我在这一路上看到不少路边山下的车辆残骸。

我在坐车过程中观察到一个现象，晕车的人大多是藏族女人，一个当地朋友告诉我因为山区的藏族女人很少出远门不常坐车，又不像男人习惯骑马的颠簸，也没有服用晕车药的意识，中老年女性是很容易晕车的。

在西康地区，大小金川可以说是最具有革命回忆的，红军经过这里时，与当地人关系颇为密切，也留下了革命的思想，今天在金川与小金两地，红色旅游成为了重要的文化产业。

金川是一座山中小城，地势较高的山上是老街区（那片街区的名字就叫做老街）靠近大渡河边的山下则是新街区，商业街和居民区主要在新街区，重要的历史遗迹都在山上老街一带。在这些历史遗迹中，我首先去的是一座清真寺。

对于西康地区的伊斯兰教我接触并不多，在四川本地穆斯林的介绍中，伊斯兰教主要传播于四川的东部地区，四川西部地区则集中于北面靠近青海的松潘，那里曾是穆斯林马帮的重要城市，还有南面的西昌，那里的穆斯林来自明朝初年的平叛战争。在川西中间地带穆斯林分布不多，主要散居在汉族居住的地区，纯粹的藏区和彝区很少伊斯兰教传播。

在金川我住在县政府旁边的商业街区附近，这里购物和交通都比较方便，在南面街上有一家清真牛肉面馆，不同于其他地方常见的西北牛肉拉面，这家店是四川本地回族开的，除了面条还会卖抄手（就是馄饨），这是西北回族的面馆里不会有的食物。

在店主的指示下，我往山上走到了老街，一路询问找到了这座金川清真寺。金川清真寺在一处山岗上，俯瞰着下方的河流和道路，周围建筑墙高巷子路窄，易守难攻，可以看出当时修建设计清真寺的很可能是军人。这座清真寺建于清朝乾隆皇帝时期，最初来到此地的穆斯林都是来镇压大小金川藏族土司叛乱的陕西籍回族军人，战争结束后留守定居在这里，也就修建了清真寺。

我到清真寺的时候，阿訇并不在，阿訇的妻子接待了我，让我自己随意参观。这座清真寺并不是最初的老建筑，经历过多次的修复，如今不仅仅是宗教用途，也是爱国主义革命教育的重要场所。共产革命的教育地设在宗教场所内中是很少见的，这座清真寺在近代一定有不一般的历史。

走进清真寺院子里，右侧的房子一楼是革命教育展示馆，左侧是清真寺的大殿，大殿门口挂着一块大牌匾“红色古寺”，墙面上挂着“四川省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遗址”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绥靖回民独立连连部遗址”两块牌子，清真寺大殿一楼是革命陈列馆，礼拜殿在二楼。

金川清真寺是红军长征在金川的重要遗迹，1935年红军经过的时候，在这里建立了绥靖回民苏维埃政府（绥靖是金川当时的名字），苏维埃主席和副主席正是这座金川清真寺的两位阿訇肖福祯和周学民，他们加入了红军，在清真寺集会上宣传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革命胜利后，金川清真寺受到了格外的关注，政府出资进行了修葺，也有高层官员前来参观。

据阿訇的妻子介绍，如今金川地区大概有三千多回族穆斯林，也有少数汉族和藏族皈依伊斯兰教，但金川清真寺所在的老街周围主要是汉族居住，回族大多散居在各地，周五主麻集会来的人并不多，阿訇因为要负责周围各个乡镇村的宗教事务，也常常不在清真寺内。

伊斯兰教清真寺的两个阿訇，竟然会参加红军，还会宣传共产主义革命，这听起来是很难理解的事情。接下来更有意思的历史是，在这座县城里，曾经并行着两个红军扶持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一个是以金川清真寺为中心的绥靖回民苏维埃，另一处不远处的“格勒得沙共和国”。

“格勒得沙“是嘉绒藏语中藏族人民的意思，1935年红四方面军来到金川的时候，成立了这个藏族苏维埃政权，隶属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也是中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离开清真寺往山上继续走，道路会变得开阔，这片街区曾经是格勒得沙共和国的政府机关旧址，可以看到当时的国家药店、国家商店、中共大金省委、西北联邦政府旧址和格勒的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旧址等遗址。

这两个红军扶持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只存续了一年多，随着红军北上就解散了。从金川的历史，可以看出当时西康面临的复杂局势不仅仅是汉地政府与藏地地方政权间的矛盾，还包括汉地政治派别的争斗对藏地的影响。红军过境的时候，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回番夷（番指藏族，夷指彝族）各族的告示，在小说《尘埃落定》中也提及了对于“红色汉人”与“白色汉人”之争，藏地土司们也有着各自的权衡、盘算与分歧。

离开金川行进到小金，这是一座更加繁荣的山城，清朝乾隆皇帝时期大小金川之乱的缘由就是大金川的土司想要吞并小金川，这片两个土司的地区，成为了乾隆皇帝衡量自己一生十个最伟大功绩之一。几百年过去了，小金川依然是此地最繁华的城市，甚至远胜过州府马尔康，夜景仿佛有一点点《千与千寻》的感觉。

在小金我要去寻找的第一个地方来自一张老照片，拍摄者就是我在最前面提到的孙明经。

1939年孙明经跟随西康科学考察团来到小金的时候，拍摄了一张照片，是当地的一座铁索桥，叫做三关桥（金川、小金、丹巴三地交汇处）。三关桥很有意思的一个特征是，两边的桥头堡是不同的建筑样式，桥北边是西方哥特式石头牌楼，桥南边是东方汉式木质亭台，这座桥代表了跨文化的西学东渐，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改造理想。孙明经看到这座桥颇有感触，便拍摄了下来，我这次到小金，第一站就是去找这座桥。

这座三关桥在离小金县城略偏一点的地方，从北面桥头堡过去会更方便。三关桥修建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是当时的小金天主堂捐款修建的，桥体由11根铁索组成，上面铺设木板。在两边的桥头堡上，汉式的一边刻着“鱼钥闲关”，西式的一边刻着“灵芝锁江”，两边石刻互相对着，在西式桥头堡侧面另有石刻“关键”二字。

这座三关桥保存的非常完好，与老照片上几乎一样，而且还在使用中，我特意走了几个来回验证牢固度。不过，小金当地目前最有名的桥却不是这里，而是县城东北面的猛固桥和马鞍桥，这两座桥因为红军强渡而成为红色景点。不同于三关桥的是，猛固桥和马鞍桥已经不再使用了，桥面上只有铁索，上面缠绕着经幡，桥头有禁止上桥的告示牌。

猛固桥和马鞍桥桥头堡相对比较简陋，石头有一定破损，大体形态依然保存着原貌。其中马鞍桥桥头在一处高地上，旁边有一座佛教白塔，保存相对更完好一点，对面桥头堡刻着“伏龙”二字，由于无法到河对岸，所以不知道这边的桥头堡刻着的是什么字，推断可能是“卧虎”；猛固桥就在大路边，北岸拱门洞上刻着“猛固”二字，对面门洞刻着“长平”二字，桥旁边还有纪念猛固桥战斗的石碑。

从马鞍桥和猛固桥返回小金县城，路上会经过一个叫营盘街的地方，听名字似乎和军队有关。这里就是小金的穆斯林聚居区，和金川一样，小金的穆斯林祖先也是来镇压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的陕西籍回族军人，战后被授予土地定居于此。营盘街上有一座老旧的清真寺，清真寺是传统中式建筑，在经历过1933年和1989年两次两次强烈地震之后，清真寺受到严重的损坏，已经显得很破旧，也经历过很多次重修，目前部分建筑还在继续修复中。

小金清真寺的阿訇和金川清真寺的阿訇都是西昌人，他介绍说这座清真寺是嘉庆年间修建的，但很多历史文物在文革中毁坏了，目前保存完好的是两块清朝光绪皇帝时期的重建碑，此外在回族墓园中还有一些石刻。营盘街附近居住的回族穆斯林超过小金全县的60%，也有少数汉族和藏族因通婚而入教。

比起依然在使用的清真寺，小金天主堂已经被完全成为旧址建筑，这里是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的遗址，也就是小金会议的地点。教堂目前已经不再使用，但保存完好，被锁在小金县党委院内，看起来有修葺过，建筑上的十字架依然存在。小金天主堂后面是一小块广场，当地人在这里聊天带孩子玩，从这里能看到河滩上正在修建的巨大桥基建筑，更远处的山坡上，是一面红旗样式的纪念牌，纪念红军在这里会师。

在大小金川，我并没有找到更多的关于西康省的遗迹，但关于红军长征的遗迹却有不少，红军过境后留下的革命反叛思想让这里后来的统治管理变得有些困难，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汉族的各个政治派别，回族和藏族也参与其中，意识形态第一次超越了民族界限。这也意味着，在近现代整个国家的变革中，没有一个民族和地区能够成为平静独立的孤岛。

离开小金，经过丹巴向南，从阿坝州进入甘孜州，就到了我此次探访的核心地区，西康省曾经的省会康定，也是整个川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康定

从小金到康定路上，在丹巴转车的时候，一个藏族大叔和我聊天，听说我从北京来，问了我一个经典的问题“你说是甘孜大还是四川大？”，在我之前去西宁的时候，当地朋友跟我说，他们那边藏族的问题是“你说是玉树大还是青海大？”。

今天康定成为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穿着传统服饰的藏族人，与藏族地区其他城市不同的是，这座城市又显得格外现代，不像拉萨那样传统（或者人为制造传统）。这源于康定是一座汉藏边地的贸易城市，汉藏混居以商人作为核心阶层是这座城市的特点。

康定旧时被称为打箭炉，这是藏语的音译（打折多），指达曲（雅拉河）和折曲（折多河）交汇处，汉名康定意指康区安定，丹达山以东被称为“康”，这座城就是康区中心。清朝的时候在这里常设行政机关，民国时期改康定府为康定县管理川边特别行政区，西康建省后定康定为省会（共和国建立后西康省省会迁往雅安）。

康定是一座汉藏之间的贸易中转城市，曾经商业非常繁荣，也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一站。在清朝末期，这里有21个商帮，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西藏地方政府都在康定设立了各自专门的商贸机构。在孙明经拍摄的老照片中，提到了当时城内汉商以四川人和陕西人为主，四川人的店铺较小，主要做川内和藏地之间的买卖；陕西人的店铺规模较大，大量收购藏地特产运往外省销售，大胆的陕西商人还会学习藏语，穿藏人的衣服，熟悉藏人的生活习惯，深入到山里收购更加珍贵的商品（主要是药材）。

由于孙明经在康定以拍摄为主，并且是跟随政府考察团，他的视角和接触的内容是有限的.但在同一时期，有另一位旅行者也到了康定，他虽然是公派考察人员，却更像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叫做顾彼得，是一个俄国人，1939年受雇于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特派员前往西康省考察在当地设立分部。在西康考察期间，顾彼得游历了藏区和彝区，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是少见的，只有一些传教士（当中亦有学者和间谍）愿意涉足这些地区，在当时也非常危险。

在顾彼得的笔记《彝人首领》这本书中，虽然主要写了他在彝族地区的见闻，但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关于康定的记述，作为工业合作社的特派员，顾彼得更加详尽地记录了康定的商业。当时康定有庞大的商人群体，他们雇佣挑夫从雅安把茶砖用人工背到康定，在这里有政府的储存点，康定当地官员对这些茶叶进行征税，然后茶叶会被下一段的商人分包继续向西运输，经过昌都到达拉萨。

顾彼得提到在康定，藏族的锅庄是由女性主持的，这种锅庄类似商务旅馆，可以存放货物和马匹，也可以吃饭、喝酒和住宿。藏族女人往往形成行会把持着这条商路，她们对茶叶重新包装然后运到城外的牦牛队那里，利用藏地和汉地商人间的语言和信息不畅赚取中介费用。

在康定，顾彼得结识了一位地位很高的女商人，她是明正土司的侄女，顾彼得拜访了她的锅庄，了解了藏族女人在这条商路上的重要性。她们通过自己熟悉的锅庄了解商业信息，远道而来的商旅会在这里进行交易，这些藏族女人就是促成这些交易实现，她们将经由西藏进口的印度商品卖给汉族商人，再把汉区商品卖到西藏。她们的丈夫只是经办人，负责监督马队的押送，将货物运往拉萨，再交付给拉萨的另一位女商人。

今天康定在努力找回这种曾经的历史记忆，通过现代商业运作的方式，包括复古的“溜溜城”商业区和一系列城市公共雕塑。这似乎是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做法，做一片复古的街区与历史连接起来，然后一些连锁商铺和精品店开始入驻，做一些文化景观吸引游客。如果一定要我找到康定和其他城市不同的一点，大概是夜晚文化馆广场上的舞蹈，不同于内地城市的广场舞，这里人们围着圈跳锅庄，伴随着康定河边湍急的冲刷拍打声，倒是恍然回到茶马互市的当年风景。

顾彼得在康定得到了当地基督教堂顾福安（罗伯特·坎林汉姆）牧师夫妇的帮助，牧师为他安排了住处，在康定期间顾彼得都是在牧师家里吃饭。顾福安牧师还介绍当地的藏人贵族、喇嘛和大商人给顾彼得，也是在顾福安牧师口中，顾彼得得知了关于彝族的故事。有趣的是，孙明经在康定期间同样去拜访了顾福安牧师，并且拍下了夫妇二人和基督教堂的照片。

老照片上这座基督教福音教堂非常漂亮，包括教会医院和牧师住宅，教堂主楼是完全的中式风格，医院和住宅虽然为西式建筑主体，却有着中式的屋顶和围墙，还有中式的传统农家院门。照片上，顾福安牧师穿着中国读书人的长衫，他的夫人却是洋装，民国时期有一大批传教士为了便于传教，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融入中国普通平民生活中。

在康定我试图去寻找曾经的基督教堂、教会学校和牧师住宅。地图上标识的基督教堂位置显然与老照片和顾彼得的讲述不太一样，这让我很担忧教堂已经搬迁了，搬迁意味着原有的老建筑很可能不在了。在一个河边居民区的巷子深处，我找到了康定基督教堂，一栋毫无特色的白墙三层楼房，像一栋农村自建的住宅一样，虽然墙壁上的牌子提到了这座教堂与老教堂的传承，但显然完全没有当年的半点影子。

我找到当年老教堂的旧址，在现在的康巴文化艺术中心附近，我询问当地的老人是否还记得这里曾经有一座教堂，只有一个老人看了老照片能说清楚教堂在1958年城市重新规划中被拆毁，而其他人，甚至很多都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这么一栋建筑。1958年福音堂大堂搬到了现在的基督教堂的位置，文革期间宗教活动停止，直到1982年恢复活动，1995年危房改造建起了现在这座新的基督教堂。

在孙明经的老照片里，还有另一座教堂，就是康定天主堂，照片中这几乎是旧康定城内最雄伟的建筑。我找到这座教堂，还在当年的位置上，但显然外观与老照片不同。老照片上康定天主堂是高大的哥特式建筑，富丽堂皇，内部是若干根柱子支撑起的高耸穹顶，还有华丽的吊灯。然而今天教堂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外表的红蓝涂装更像是游乐场的城堡或者儿童医院，比天主堂的牌子更显眼的是楼下串串香餐馆的招牌。

天主教堂所在的楼下面三层都租给了饭馆商铺，教堂在四楼，楼梯的墙壁上贴着天主教茶房和餐厅转让的告示。我去拜访的时候教堂的李神父不在，只有一位老人看门，这位老人并不是本地人，而且入教时间不长，我从他那里没能得到更多信息。据老人说，这座教堂就是当年的那座天主堂，不过之前的老建筑早已拆毁重建，并无老物件保存，现在这座教堂承担了康定天主教的主要活动，也是康定天主教爱国会驻地，不时接待来自外地和外国的教友。

刘文辉执政西康期间，有一个口号“把边地变腹地”，在他经历了叔侄相争失败后，虽然失落地到了康定，却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比之前更加务实地开始经济文化建设。刘文辉的儿子回忆和父亲第一次来到康定的时候，觉得康定还不如四川一个县好，甚至不如一个大一点的镇好，可见当时康定的城市建设之简陋粗糙。结合康定本身的城市作用，主要是作为康藏之间的中转商埠，城市管理者并无认真发展和教化的动力。

到了刘文辉统治时期，抗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而临近四川的西康地位一下子变得格外重要，不仅刘文辉打算把这里变成国家振兴的腹地，蒋介石也开始打这里的主意。在这样的历史进程面前，刘文辉开始在西康推行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兴修水利和交通设施，同时鼓励公共教育，让一向被认为是荒蛮之地的康区也能接受国民教育，其中一项重点就是康定文辉图书馆。

1926年，西康省政务委员会设立了通俗图书馆，后来又改名西康省民众教育馆。1943年，刘文辉五十岁生日时，西康军政官员们捐款送给他一栋二层楼房作为图书馆，取名文辉图书馆。原本的文辉图书馆在现在的甘孜州政府对面，但早已不在了，整条街都改造了。所幸的是，图书馆内藏书保存完好，被整体搬到了康定文化馆。文化馆内有一间古籍馆，一位工作人员在那里办公，她允许我自己进入馆内翻阅图书。如果要说这座图书馆和曾经的文辉图书馆有什么联系，大概就是古籍馆门口有一座刘文辉的半身像。

馆内旧书大部分是教材、期刊和通识读物，比较符合当时公共教育图书馆的定位。期刊中有一部分是针对西康省和康藏边区的出版物，包括《公务人员生活规范》《西康经济季刊》《蒙藏月报》等，也有《中央日报》《宇宙风》《时事类编》等全国性出版物。

但这些图书保存状况非常堪忧，很多书籍出现粘连、脱落、掉页的状况，书籍存放过于密集挤压，也没有清洁过，大部分书籍上面全是灰尘，只有部分期刊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摆放。工作人员说平时很少有人来看，只有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来过，这里没有更好的保管和研究条件，所有的馆藏基本都没有经过数字化归档，也没有纸质目录，只有一部分年代较近保存完好的正在进行简单缓慢的归类处理。

孙明经在康定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照片，很可惜的是，这些老照片中的大部分建筑都不存在了，只有个别还存有遗址，或者名称还在但搬到他处，更多的连地方都找不到了。比如曾经的西康省政府治所已经不在了，曾经的省立藏民小学是一栋传统的藏式建筑，被视为对边区藏人教化的典范，现在被合并为康定市民族小学，也并不是老建筑。

我想这大概因为川边地区以前的传统建筑大多是木质，本身并不坚固，在多地震的情况下经常翻新重建也是正常。再加上西康省存续历史短暂，又是在抗战期间，并没有留下建造成本高的宏伟建筑，很多政府机关都是朴素从简，后来城市改造也就都拆除了。

今天人们了解康定更多的是源于一首《康定情歌》，为了这首歌我特意花了三个半小时去爬了跑马山，就是歌中所唱的“跑马溜溜的山上”。清朝时期，当地土司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在山上祭拜山神，并举行赛马会，康定周围的土司头人和富商们都乐于参加，这座山也就被称为了跑马山。我花了三个多小时登到半山的吉祥禅院，再往山上就没有路了，我试图找到一处能够俯瞰整个康定城的地点，然而并没有成功。我不知道当年孙明经拍摄康定俯瞰全景图的地点是哪里，也许城市和周围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不确定孙明经和顾彼得在康定时有没有听过这首《康定情歌》，因为这首歌是1946年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学生吴文秀在康定担任随军教员时采集整理的，后来交给他的老师伍正谦，伍正谦又交给作曲系老师江定仙配乐演唱。江定仙将这首歌命名为《康定情歌》，推荐给当时走红的歌手喻宜萱。1947年，喻宜萱在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个人演唱会，公开演唱了这首《康定情歌》，从此这首歌开始流行全世界。孙明经和顾彼得在康定如果接触过这首歌，那他们应该只听过这首歌最原始的民间版本，就是康定马夫们哼唱的《溜溜调》。

在康定天主堂，我获取到一个信息，康定东边的泸定县，有一座天主教堂还是保存完好的老建筑，而且里面还有神父主持宗教活动，于是我的下一站就去了泸定。

泸定

孙明经当年的路线和我是相反的，他从雅安出发向西经过泸定再到康定，而我是先到康定，再向西经过泸定到雅安。说起泸定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泸定桥了，这座桥随着毛泽东的诗词“大渡桥横铁索寒”而全国知名，恰逢冬天到此是个很好的时节，因为此时可以感受到肉体知觉上的“铁索寒”，如果是夏天，铁索是很烫手的。

当年川康科学考察团的队员们也在桥上合影留念，留下了这座桥的全貌照片。我住的酒店就在泸定桥旁边，虽然这座桥并不是我此行目的地，但也顺便跟随游客参观了一下。泸定桥对面的观音阁是曾经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指挥部和炮兵阵地，当年红军是从河对岸攻过来的，今天游客走的方向是相反的。

参观泸定桥最好的时间其实是晚上，晚上不要门票，而且人很少，可以一个人不受打扰地在铁索桥上散步，感受下方湍急的水流和桥面轻微的晃动。

据当地朋友介绍，泸定桥头街对面的广场一带以前是一户农民的土地，这户农民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了一位活佛，之后就举家搬走了。在泸定这片土地上，曾经有四位土司，三个藏族，一个蒙古族。泸定的蒙古族是新疆和硕特汗派来镇守的兵将后裔，曾经姓于（音），九十年代改民族后改姓为铁木，但很多已经汉化和藏化。

在泸定桥头，有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泸定桥的历史。这座桥最早建于1706年，当时清朝康熙皇帝为了藏边地区交通便利下令修建大渡河上的第一座桥，取“平定泸水”的意思（泸水就是大渡河）命名为泸定桥。康熙皇帝亲笔题写了泸定桥三个字，并在桥头立了一块御碑。

雍正皇帝时期，朝廷命令果亲王（康熙皇帝的第17个儿子）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边地，为七世达赖送行，同时巡阅沿途军队驻防情况。在泸定，果亲王在明正土司陪同下拜谒了父亲康熙皇帝亲笔题字的泸定桥，这座桥康熙皇帝未曾亲眼见到，果亲王只是童年时候听过在遥远边地修建铁桥的传闻，此时终于得见，在居住的化林坪留下了诗碑。

从泸定桥向西绕一个大弯会经过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继续一直往山上走就能找到沙坝天主教堂，在一个大上坡的岔路，并不是特别好找，需要留意远处的教堂尖顶。沙坝天主教堂目前保留下来的主要是两部分，欧式的教堂主楼和旁边中式的神父办公楼（过去是修女宿舍），教堂和学校之间隔了一堵墙，这使得教堂正门距离围墙很近，人们从院子走近教堂首先看到的是教堂后面，然后绕过主楼才能看到正门。

教堂的肖神父带我参观了教堂，教堂内部结构保存完好，红色的柱子橘色的屋顶，主楼内柱子和基石都是当年的老物件，这座教堂能保留至今的缘故也是因为曾经作为红军指挥部使用过。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教堂受到一些影响，墙面出现部分开裂，但不影响使用，由于在当地很难找到能够做老建筑修复的工匠，也就一直没有维修，裂缝依然在墙面上。

据肖神父介绍，这座教堂周围一片都是法国传教士来的时候买下的土地，在泸定周边沙湾、冷碛、磨河沟等地方法国人曾经买下不少土地，分给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耕种。文革期间最后一位神父去世，教堂也就关闭了，后来周围建筑被泸定中学占用，只留下这座教堂主楼和隔壁的修女宿舍。神父说曾经泸定教堂目前归乐山教区，之前有不少天主教徒，但目前常来教堂的不多，以老年人为主，也有藏族教徒，主要是早上来。

告别了肖神父，返回泸定桥附近，在南面的高地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处老房子，是朱德曾经住过的。这座老房子的保护方式很特别，为了保护上面的木质结构，把下面全部用水泥砖石修砌加固，所以这栋房子上面是老式木质民居，下面是完全的水泥墙，目前还在维修中并不开放。

说起朱德还有一个笑话，国民党军队围剿共产党的时候，经常发布击毙朱德的新闻，当然都是假的，于是人们猜测，朱德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位，当前一个朱德被击毙后，共产党就会选出新一任朱德，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总报道击毙朱德的原因。

到此为止，西康省的康属部分探访就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雅属部分，以雅安市为主.雅安是西康地区最发达的城市，共和国建立后的西康省省会，同时也是一座历史非常古老的城市。

雅安

来雅安之前我问朋友，雅安最有名的西康省时期的遗址有什么，朋友说是彩虹大桥边的题字。我在这一路上发现著名的历史景观都是桥，这也是西康地区的特点，城市都是在山间沿河流的走势而建，所以城市的形态就是河流的走向，最有名的景点也往往是桥。

在雅安我住在廊桥旁边，从西门汽车站下车，沿着青衣江向东走就能看到河面上的亭台楼阁，那里就是廊桥，雅安著名的河上商业街。到雅安已是傍晚，雨夹雪的天气，廊桥所在的地方叫雨城区，在一个雨天到达这里也是有所意境。

从廊桥继续沿河向东，就能看到一座更高大的彩虹大桥，在桥的南岸石壁上，能看到题字“带厉河山”。这句话出自《史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爱及苗裔”，意思是江山永固，国祚延绵。

不过，这座桥已经不是当年的那座老桥，桥和题字不是同一时代的。原本的雅安大桥建于1944年，建成后刘文辉在桥头题字“带厉河山”，但老桥已经在1954年拆除，只残留水下桥墩遗址，原址旁建了这座新桥。大桥边一位老年清洁工回忆起，原来的老桥是一座铁索桥，他小时候走在上面，风一吹桥就晃，后来建了新桥之后，老桥就逐渐废弃拆除了。

从雅安大桥往南走走到张家山公园上山，快到山顶能看到一座高大的石料建筑，典型的中西结合民国风格，凭经验看是一座学校。这里是曾经的雅安私立明德中学，1922年由基督教浸礼会资助，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施勉志创建的一所教会学校。共和国建立后，这所学校被人民政府接管，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为雅安中学，2017年10月刚刚被改造为西康博物馆。

我去的时候是上午，博物馆内没什么人参观。大楼主体是三层楼砖石建筑，正门门廊非常高大，整体上基本是老照片里的样子，顶端的牌子依然写着“私立明德初级中学校”。但屋顶部分与老照片不符，大概是因为之后进行过修复，但没有完全还原。博物馆门前院子有一座塑像，人物是1937年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飞行员乐以琴，他曾在这所学校就读过。博物馆内展品比较少，以文献类为主，主要集中于西康的历史进程，也有孙明经的照片，但对于西康本身复杂的政治民族文化背景涉及并不多。

在西康博物馆周围的山麓，有一些散落的民国时期建筑，其中包括美国传教士柯培得的故居，刘文辉在雅安期间曾住在这里，不过目前在维修中，无法参观。从山上下来，往西绕到另一个山头，从这一片到四川农业大学院内，是曾经西康省的行政区。走上山，在雅安气象局院内，大门向前右手边有一排楼房，再往里走就是一套平房，这是曾经的西康省广播电台办公楼，现在作为气象局媒体通讯办公地点使用。走到气象局大院深处，能看到一栋土黄色塔楼，是原来的西康省气象监测站。

下山往东过一条马路，走到四川农业大学院内，就能看到三栋灰白两色的砖木建筑，分别是曾经的西康省政府、西康省财政厅和西康省教育厅。这三栋建筑都很朴素，比起旁边现代化的学校教学楼和体育场显得很不起眼。西康省存续期间的行政财政支出是很少的，民国时期刘文辉主席一直奉行简政的原则，很多县政府极其简陋，在康定的原西康省政府更加简单，如同旧式的县衙。1950年西康省会迁到雅安之后，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也是很普通的建筑。

从四川农业大学出来，沿着县前街往西走（这个名字就能知道这条街以前是政府主干道），雅安市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和清真寺就分布在这条带状区域上。雅安市基督教堂1916年由基督教浸信会修建，是当时雅安教区的总堂，共和国建立后停止宗教活动，一直被雅安市织染厂占用，直到1999年归还，但原教堂已经损坏严重，2003年拆除重建，所以今天的教堂是完全的新建筑。

相比之下，雅安天主教堂状况要稍好一些，这座教堂修建于1900年，由法国远东传教会主持修建，虽然也在2001年进行了重建，但外形还原更加美观一些。这两座教堂的保存都要比雅安清真寺要好，虽然是较大的城市，然而雅安市清真寺却格局很小，本地的穆斯林如同康区穆斯林一样最早都是戍边而来的军人，清朝道光皇帝时期修建了清真寺。原本是汉式庙宇建筑，但经过多次改建之后变成现在这座很普通的二层楼建筑，只是多了一个阿拉伯式拱顶，周围很多清真饭店。

在从清真寺返回廊桥途中，路过雅安市中医院可以看到一个石头牌坊，牌坊沉在地下一米多，外观是红褐色，虽然没有找到文保牌子，但被围栏起来保护的还好，这是过去的文庙棂星门。

在雅安市内一个意外收获是雅安市博物馆，虽然只是个地级市的博物馆，却意外地好看，因为这里有丰富的东汉墓葬遗址，尤其出土的大型石兽是难得的珍品。在雅安市区东北角还有著名的东汉时期的高颐墓阙，1939年孙明经前往雅安市拍下了照片，对比起来保存和当初一样完好。

在雅安除了上面提到的市区内改建过的天主教堂之外，在周边一个县的山上还有一座天主教堂，这座教堂保存的非常完好，还是当年的样子，而且是一座中式建筑。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教堂的神父是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西方人。当然这个说法需要更严谨一些，是首次发现大熊猫并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西方人，当地人早已知道这种生物，只是从未研究过。

从雅安市出发，先坐两个多小时大巴车到宝兴县，再换小车坐半个多小时到蜂桶寨乡，再搭私车上山半个多小时到邓池沟，因为山上积雪，我们的车要在半路等雪融化一阵子才能上山。在邓池沟有一座天主教圣母领报堂，教堂曾经的法国神父戴维就是当年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西方人。

这座邓池沟天主堂的建筑风格比较罕见的，是一个中国式的四合院，正门匾额也是典型中式，写着“圣母领报堂”和“普地钦崇”，看起来更像是一座传统中国式建筑的清真寺而不是教堂。教堂主楼不在正房，而是在侧面厢房，三层穿斗木质结构，四周是石料墙裙，室内是典型的西式教堂建筑，由两排八根柱子支撑起木质的圆拱天穹。

这座教堂1839年由法国远东教会修建，如今已经完全变成旅游景点，没有神父在里面（但泸定沙坝天主堂的神父说里面有宗教活动，如果不是神父记错了，那也许活动并不是固定的）。在教堂主楼以外的房间，主要展出的是戴维神父发现大熊猫的历史，他童年就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教会派遣他来华就是受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托，通过传教士进行科学研究。

戴维神父1862年来到中国之后一直进行科学考察，他涉足了从内蒙古到福建的大半个中国。1865年他在北京南郊考察期间，发现了皇家猎苑中的麋鹿，这种鹿当时在西方国家并无记录，戴维弄到两只制成标本送回了巴黎。

1869年，戴维在红山顶下河谷一户农家墙上发现了一张大熊猫皮，引起了浓厚的兴趣，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未知的物种，之后在猎人的帮助下，他捕捉到了一只活的大熊猫。可惜大熊猫没能活太久，戴维只好把标本带回了法国，现在这个西方第一只大熊猫标本存放于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内。

今天戴维神父已经成为中法友谊的代表之一，但不得不说的是，当时外国传教士进行的科学考察并不都是合法的，很多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授权，还有一些通过传教特权进行非法的地理勘测和物种采样。在戴维神父向西方告知大熊猫的存在之后，也引发了外国人在中国针对大熊猫的盗猎活动。

在雅安的探访结束之后，雅属部分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宁属，也就是凉山地区了。

西昌

实际来说，在共和国建立之前，西康省政府对凉山地区基本是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在民国时期凉山地区划为宁属，1950年设西康省西昌专区，1952年设凉山彝族自治区。1955年西康省撤销，改西昌专区为西昌地区，改凉山彝族自治区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同属四川省管辖。1978年西昌地区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合并，归凉山州管辖，州府西昌市。

在很长一段历史中，西昌是一个传统的汉人城市，而凉山则是汉地政府无力直接管辖的彝族地区。对于西昌，随着抗战腹地的重要性，刘文辉的西康省政府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在这里明争暗斗争夺管理权。西昌是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最后一座城市，共和国建立后，国民党控制下的西康省政府短暂迁往西昌，直到1950年3月被解放军攻陷。

西昌之外的凉山，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彝族叛乱被镇压之前，其实是一片比较模糊的存在。据当地人称，直到五十年代初，彝族人还经常下山到西昌周边抓汉族上山当奴隶，他们自己也不敢单独下山到汉区来，双方只在一些被默认为安全的集市进行接触，如果汉人要去彝族地区，要找彝族贵族引荐才能保证安全，即便外国人和宗教人士也不例外（这一点在顾彼得的游记中有深刻体验）。

汉族与彝族的关系不同于汉族与藏族之间地方政权的对峙，因为彝族地区并没有像拉萨神权政府那样的统一政权作为双方协商的代表。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共和国在凉山地区推行大规模社会改革，七十年代末又把凉山和西昌合并，从此彝区和汉区才算是融合在一起，虽然依然互相带有偏见，但表面上再也没发生激烈的冲突。

我在凉山的探访第一站，直接到了州府西昌。

西昌老城区目前已经被改造成旅游区，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春节前的灯光展，所以城市很热闹，老城门就是这热闹的中心。西昌这座城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座夹杂了彝族旅游风情的四川城市，它比我前面去过的任何一座城市都要更繁荣，但夹杂的彝族文化却有点格格不入，因为直到几十年前，这座城市内其实没有多少彝族人。

在老城区向东，一条细长的小巷子穿进去，可以找到吉羊巷清真寺，这是西昌老城区原来的穆斯林聚居区，也是老城区保留最完好的老建筑之一。由于穆斯林围寺而居和城市居住的传统，使得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社区往往都是一座城市中的老街区，很多城市中清真寺就是当地最老的建筑。

我走进吉羊巷清真寺的时候，正好在当地的礼拜时间，我在清真寺大殿的门口等待。大殿外有一列桌子，从摆放看人们不是面向大殿前方坐着，而是侧对大殿面对面坐着。这让我想起在云南的一些清真寺，礼拜时候伊玛目从大殿门口走向最前面，其他穆斯林不是面向大殿前方站立，而是面对面夹道迎接伊玛目，这与其他地方清真寺都不同，是军队行伍的传统，因为云南很多地方穆斯林祖先是平定叛乱而来的军人。那么西昌的穆斯林是否也是如此，这就要问问阿訇了。

礼拜结束，阿訇从大殿内出来接待了我，据阿訇介绍这座清真寺建于明朝初年，吉羊巷原名宰羊巷，因为穆斯林在此宰羊得名，后来城市改建觉得不雅就改名吉羊巷。这片老城区目前穆斯林居民不多，几次城市改建后大多散布城市各地，而且更大的清真寺新建之后，这座老清真寺平时来的人就更少了。

明朝朱元璋皇帝初期，边地的政治局势并不稳定，蒙古旧臣、色目人军官集团、汉族地方豪强、各地土司都暗藏着叛乱的野心。当时前元朝平章月鲁帕木儿从云南潜入西昌地区收买各地土司意图叛乱，朱元璋皇帝命令将军蓝玉从甘肃前来镇压叛乱，蓝玉本身是穆斯林，他手下也有很多穆斯林士兵，平叛后一些士兵就定居在西昌，成为这里西昌城内穆斯林的祖先。

在吉羊巷清真寺内有很多石碑，大部分是清代的，以重建纪念碑为主。有一块民国时期的碑，当时西昌发生了一起侮辱回族的事件，政府出面平息此事，立此碑作为告示。这座清真寺内的书法字体是值得一看的，尤其是清真寺正门对面写着“去妄寻真”的照壁。吉羊巷清真寺虽然是明代初年修建，但主体建筑是清代光绪皇帝时期重修的，还有多处是民国之后修补的，这在很多老建筑中很常见，建成年代比较早，但保存至今的建筑历史一般都是清晚期。

当时与蓝玉将军共同镇压月鲁帕木儿叛乱的还有一位西昌当地的建昌卫指挥使安土司，由于在平叛中宣誓效忠，得到了明朝政府的信任，后代一直世袭土司，直到清朝同治皇帝时期绝嗣。清朝政府任命原来的邛部宣慰司岭承恩接任西昌河东长官，因为岭承恩参与了大渡河围堵太平天国石达开部队的战斗，破有战功，他死后墓碑藏于西昌奴隶制博物馆中。

彝区的土司衙门比人们想象的要简陋很多，大多只是一个小小的砖木庭院，所以保留下来也是很难的，我要去找其中一座遗迹。从吉羊巷清真寺出来，向南到河东街，拐进小巷子里是一片旧城区。在这里找到土司巷，曲径通幽走到尽头，就是当年的建昌卫指挥使司衙门。这栋房子外表很难看出来是一座土司衙门，只是简陋的土坯墙房子，但门口的一对雕花石鼓可以看出这里曾经很不一般。房子的主人丁先生接待了我，让我进屋参观。

丁先生说西昌文物管理部门曾经来这栋房子考察过，但之后就没有回复了，他只能自己保管维护这间房子，又没法转让。丁先生的祖父在民国时期搬到这栋房子里，当时房子已经破败不堪，大门、屋顶和厢房都进行过修复，但室内大部分柱子都是原本的老木头。现在这座房子也显露出很多维护问题，屋顶多处漏水，只能用塑料布遮盖住，木头构件也有多处已经腐朽开裂。

按照历史记载，西昌在1536年、1732年和1850年经历过三次大地震，很多古建筑都经过多次维修重建，这座衙门的主体建筑很可能是1850年大地震之后修复的，里面既有明代的构件，也有清代的遗存，包括后来丁先生家自己修复的部分。

谈到西昌的行政机关，就要提及刘文辉的宁属屯垦委员会和蒋介石的西昌行辕，这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争夺权力的代表。1939年蒋介石在西昌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将西昌视为第二陪都，如果重庆失守，国民政府将迁往西昌。当时为了满足需要，在西昌市邛海西岸修建了二百多间平房，分布在一片半山坡上，这片“邛海新村”作为国民政府各个院部驻地使用，其中有一栋柱廊式青瓦土墙平房就是蒋介石特宅。

直到1946年抗战结束，西昌行辕的历史作用不再，也就随之撤销了。到了1949年底，西昌成为国民党控制下的最后一座城市，胡宗南在此孤守，蒋经国亲自飞抵西昌督战，在蒋介石特宅内召开了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第二年三月，解放军进攻西昌，胡宗南飞往台湾。如今这座蒋介石特宅依然在邛海边上，不过被围在一片军事管理区内，哨兵没有放行，我也无法进入参观。

与蒋介石的西昌行辕对应的，是同一年成立的刘文辉的宁属屯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立就是为了遏制中央政府对西昌的控制，作为西康省政府在西昌的派出机构存在。1949年底，刘文辉投诚共产党，国民党将西康省政府迁往西昌，原来的宁属屯垦委员会作为旧机构自行解散了。

我试图找到当年的宁属屯垦委员会驻地，相传在大水井附近，我走到那里，发现一栋老房子，被围栏围起来标记为危房，我绕到正门，有一位大叔坐在那里，打听了一下，原来并不是委员会，而是一处地主的私宅，那个地主解放之后逃到了香港，这栋房子一开始作为学校使用，后来年久失修，就逐渐废弃成危房了。大叔说原来的宁属屯垦委员会在府前街，但我并没有找到，那里确实有一些老房子，但没有明显的标识。

前面提到了1978年西昌地区和凉山州合并，合并前凉山州的州府在昭觉，我前往那里试图找到一些老凉山首县的影子，不得不说实际上是有些失望的。

昭觉

从西昌前往昭觉的大巴车上，原本是禁烟的，但是一群彝族男人在车上肆无忌惮地吸烟，司机是不管的，这在其他地方难以想象。在路边停车休息的时候，有彝族山民出售烤土豆，很多乘客去购买，这种土豆非常好吃，简直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土豆，尤其是烤制的火候把握精准。当地朋友说，土豆是很多山中彝族家庭一年的日常主食，他们没有其他的食物，只能吃土豆，所以土豆烤得特别好，这些能下山到路边卖烤土豆的已经算是有点小钱的。

之前来凉山之前，我只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悬崖村，村子里的人每天出入都要爬绳梯。后来媒体记者发现了这个村子，这个村子被作为了报道典型，既是中国各地发展不平衡极端贫困的典型，也是政府不放弃老少边穷地区的典型。政府把悬崖村的绳梯换成了钢管梯子，常有官员去看望他们。我来到凉山的时候，发现当地人一大爱好是玩短视频，拍摄他们每天爬梯子上下村子的过程，还能通过短视频获得一些收入，俨然是一门全村活动。

本地人说悬崖村并不是凉山最穷的地方，甚至都不能算很穷，只是穷得很有特色，真正穷得地方是穷得毫无特色，完全不会被外界知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被格外注意。他们说悬崖村本地人并不愿意搬走，因为只有留在那里才能得到补助，当地官员也不愿意他们搬走，因为他们留在那里，本地才能得到上级政府关注。

这种说法固然带着偏见，坊间传闻也往往倾向于负面而非正面，却也看出人们对于树立典型进行扶贫的看法。

昭觉是一座外表看起来比较落后的县城，在城市中心烈士纪念碑的广场上，四周有大量的彝族人，他们坐在街边聊天抽烟。这些彝族人大多穿着传统服装，包着头巾，男人披着蓝色或者白色的披风，当地人叫“查尔瓦”。

在文化馆前，一群彝族孩子练习鬼步舞，他们上身穿着民族服装，下身是很潮流的裤子和鞋。我在昭觉发现很多本地彝族都喜欢玩短视频直播，尤其是自己唱歌跳舞的视频。本地朋友说彝族人有跳鬼步舞的天赋，这是他们跳竹竿舞练就的。

我有时会惊讶于人们对彝族的印象，很多四川人对彝族的印象极差，认为他们懒惰、盗窃、吸毒、卖淫、传播艾滋病，当他们人少的时候就畏惧外族，人多的时候就喜欢仗势欺人。这与七十多年前顾彼得的描述截然相反，在顾彼得眼中，这些彝族人身材高大、体形健美，有着贵族骑士般的威严气质。而且在顾彼得笔下，充满了对彝族人的同情，认为是汉族的迫害与压榨造成了民族对立。

我无意对比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方面，顾彼得作为西方人，不可避免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有一种特别的情怀，曾经西方人认为彝族人可能是雅利安人后裔。另一方面，顾彼得当时见到了著名的彝族领袖岭光电，那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有着卓越现代意识的彝族民族领袖，这也是让顾彼得有好感的原因。再者看来，当一个民族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飞速被带入另一种社会秩序体系中，也许会产生诸多的不适应，这种群体性的不适应恐怕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解决。

在彝族地区，佛寺、教堂和清真寺都不多见，彝族人在过去传统上比较排斥外来宗教，佛教是汉人的宗教，基督教是洋人的宗教，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也大多和汉族混居在一起，这些都是不可信赖的。在十九世纪末，有很多西方传教士试图进入凉山地区传教，有一些被当地彝族部落杀害和驱逐，留下的教堂大多存在于汉族县城或者彝族生活的地区边缘。

在这些教堂中，保留完好且建筑风格独特的，是德昌天主堂和会理天主堂，这两座教堂是同一位传教士主持修建的。

德昌·会理

德昌是一座很古老的小城，在这里汉文化占主导，有一条古街，中心是一座钟鼓楼，城楼两边牌匾写着“南通蒙治”“北达京畿”，这是汉地县城传统的标配规划。以这座钟鼓楼为界，向北叫上翔街，向南叫下翔街，德昌天主教圣心堂就在上翔街上。

这座教堂周围是比较老旧的民居，教堂被环绕在民居中，老照片上的正面围墙和大门已经不在了，只有铁栏杆围着。教堂主楼是民国时期常见的中西结合建筑，整体是西式的罗马风格，但在屋顶飞檐细节上却带着大量的中式审美元素，门窗均有拱起。外观最有意思的设计是，教堂楼顶采用的不是传统西式教堂的尖顶，而是中式四角飞檐中间一座宝瓶，这个设计把中西文化元素结合得非常巧妙。

在民国时期，很多教堂为了吸引当地人，往往乐于融入中国文化，就出现了很多地方教堂会融合中式风格，外国传教士穿长衫通汉学的情况。这座教堂现存墙面很老旧，题字只剩下中间“圣心堂”三个字，两边的字都被清掉了，能看到痕迹，木头大门是紧关着的。

教堂内好像没人看管，我只好自己进入参观。正门旁边有一座小门，一把锁头挂在上面却没有锁上，我自己打开门进入教堂旁院里。进入院子能看到神父办公室，同样也没有人，比较遗憾的是墙壁上原来的文字都被清理掉了，无法辨认出当年写的是什么。

神父办公室旁边有一座碑，上面记载了教堂的历史，法国传教士在1896年就进入德昌进行传教，这座教堂修建于1908年，之后一直活动到1950年，之后天主教学校被政府接管，教堂的田地被收归国有，宗教活动受到限制。1965年之后，教堂彻底停止活动，建筑也受到了破坏，墙壁上的文字大概是那时候被清理的。直到1982年，天主教会在德昌重新开始活动，1997年进行了重修，2000年开办教会幼儿园。

我去的时候，教堂主楼没有锁门，我自己开侧门进入。天主堂内部是传统而简单的样式，白色墙壁红色柱子绿色木头拱顶，大门上方有一处漂亮的彩绘，下面写着“献祭罪赎”。侧面墙壁上是中式镂空的窗子，但有所损坏。

德昌天主堂可以说是天主教会在凉山地区不多的几座教堂保存，因为当地的民族和政治冲突很容易波及教会，只有在传统稳定的汉族县城才能保存教堂，彝族地区是不太容易传教的，我要去的下一座教堂同样在一座传统古老的汉族县城里。

会理是一座被开发的很完善的旅游小城，这里已经是凉山州的最西边靠近云南，经济发达，有传闻这里要从县升级为市。会理明清时期商帮发达，古城内保存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建筑。这座城也和上文提到的明朝初期月鲁帕木儿叛乱有关，叛乱之后这座城原本的土城墙被毁掉，重建了砖石结构的新城，明朝政府将此会理作为重要的交通和防御地点，其中最重要的北城门保留到今天成为旅游景点。

会理天主堂在北城门东边的一条街上，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教堂在维修，所以无法进入参观。这座教堂同样是中西结合的建筑，但与德昌天主堂不同的是，这座教堂把中西两边分开，主楼正面是法国罗曼式砖木结构建筑，三个尖顶呈山字形，墙体厚重，半圆形拱券，后面的钟楼则是中国传统重檐六角攒尖顶楼亭木结构建筑，从侧面看起来，前后两边是中西两种风格并行。

比起德昌天主堂，这座位于旅游街区的教堂外观修饰的很好，灰色整洁的墙面，褐色与白色相间的纹饰，让这座教堂看起来更新。这座会理天主教堂比德昌天主堂建成要晚20年建成，1863年法国天主教传入会理，1902年设立教堂，这座教堂是1926年修建的。

德昌和会理这两座天主教堂其实是同一位神父主持修建的，法国传教士贾元祯神父（Paul Audren））。贾元祯神父属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这是一个全力从事海外传教（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天主教使徒团。在中国，陆续开辟了包括成都教区、康定教区、重庆教区、宁远教区（西昌）、叙府教区（宜宾）在内的14个教区。

在从会理返回西昌时，已经是农历新年前的最后几天，西昌城里最热闹的是老城区的年货街市，我在那里为家人买了一些彝族的手工艺品，服装配饰和漆器，当然我不确定那一定是当地彝族人手工制作的，很可能来自义乌批发市场。

尾声

在西康的二十天探访结束了，我从北向南，穿行了西康曾经的康属、雅属、宁属三个地区，去找寻遗留的历史建筑与今天的地方风貌。坦率地说，比起我之前去过的东北和新疆，西康地区的近代历史遗留是不多的，这似乎验证了我来之前，一个本地朋友告诉我不要期待过高。我想一方面川边地区在近现代一直处于纷争当中，在缓冲地带上不太容易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当西康省诞生开始进行经济开发的时候，存续的时间又太短，所以没有太多的遗迹留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意味着西康地区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制衡和妥协。元朝蒙古统治者在西南边区设立土司进行管理，这种放权是蒙古人对待帝国边区的习惯，只需要按时征税就可以获得一定的自治权。对于外来的蒙古人来说，这种制度有利于管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地区。

明朝时期延续了这一制度，但到了清朝后期，这种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土司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唯一统治者，只要不叛乱，中央政府基本上默认土司可以为所欲为。英国人在这一时期的介入带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不但试图控制西藏地区，更想通过西藏进入四川，而土司们对此态度暧昧，虽然他们并不愿意接纳英国人，但也不那么顺从作为帝国的边地屏障，这导致了帝国的中央政府开始考虑撤销土司。

这种尝试在中华民国建立前就开始进行，到了民国时期，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英国人开始没那么积极介入西藏问题，但清朝的灭亡打破了原有的天下共主体制，藏区与中央政府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此时期，西康地区的主政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制衡拉萨政府对于川边的控制，通过宗教上的怀柔和军事上的试探维系着脆弱的平衡，也包括利用云南的新军和青海的穆斯林军阀对藏区进行牵制。

这期间红军的崛起和长征在西康的藏区和彝区传播了革命思想，很难说当地土司们究竟是真的认同革命，还是作为在汉人政治派别之间押宝的手段，但这让少数民族看到了汉人不是铁板一块，也让少数民族地方统治者之间就派别问题产生分歧。这意味着后来的西康省统治者要拿出更多务实的诚意来拉拢民族地方领袖，包括经济和教育建设。

直到共和国建立后，解放军进入西藏确认了新国家最终的边界，并通过五十年代中期对藏区和彝区叛乱的镇压肃清，实现了西康地区对于中央政府彻底的认同，也由此，西康省的历史目的已经实现。

我的这次探访由于时间、季节和个人水平限制，还存在很多遗漏，对于西康省西部地区没有涉足（但可以推断那边能够保留下来的遗迹会更少）。但这样一次探访，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理解“边地”的新的思路，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西康这样一个边区在历史上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