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半岛殖民与移民探访之旅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在国内完成了四条历史探访路线：中东铁路、北疆、西康省和南满铁路，如果为这四条路线做一个大的总结，那就是“边区”，我所寻找和感受的，都是历史中那些处于文化或政治边缘交界地带的遗留。

这种对边缘交界的兴趣贯穿了我的旅途，那些迁徙而来短暂定居又离开的移民，那些随着政治风向产生又消失的社区，那些遗留下逐渐废弃的建筑，都在指向我们今天对过往历史的重新理解。当我把视角迁移到东南亚，发现马来半岛恰好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边缘交界地带。

这是一个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混居的国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明，还有不同宗教下的精神世界；同时，这里是亚洲东部殖民史的开端，欧洲人越过马来半岛就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开始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亚洲东部，过往的相互交流与对峙变成了西方对东方压倒性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马来半岛又是一个前沿。

这种边区的特质吸引了我，我的旅途环绕整个马来半岛，选取了从马六甲到槟城这一段进行写作。从郑和到达马六甲，外来移民开始对马来半岛产生影响，从马六甲一路向北经过吉隆坡、怡保和太平，华人与马来人的历史开始纠缠在一起，最终到达槟城，海峡殖民地是马来半岛殖民史的鼎盛。我所找寻的也不仅仅是历史遗迹，还试图思考这些历史遗迹背后对今天的马来人和华人关系有怎样的影响与关联。当我结束旅行之后，又让我重新思考之前自己这种“边区”的观念是否正确，这趟旅途似乎给了我一次回顾过往的探访路线的机会。

虽然我从来过没有独自出国旅行，也基本不懂英语，但这恰如我之前每一次探访所秉持的，从外部视角而非特意融入当地人，去观察与了解。作为语言不通的外国人，在一个国家短短20天只能是表面一瞥，当地人的讲述也未必都是真话，这里面也许有对外国人好奇心的迎合，也许有当地族裔关系导致对中国人的不同态度。我尽量保留当地人的原话不去过多评述，我想那即便不是事实，也是人们对事实的期待，而这是我更感兴趣的。

马六甲：东方从此开始没有秘密

尽管马六甲不是我旅行的第一站，但这却是故事的起点。这座城市的意义是，当葡萄牙人从果阿殖民地来到这里征服的时候，西方人从此超越了亚历山大大帝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东征极限，把东方拖进了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时代。紧接着在马六甲之后的，澳门、长崎，葡萄牙人的探索最终和西班牙人到达的马尼拉连在一起，东方开始被西方人打通的航线贯穿，对西方没有秘密了。对于马六甲乃至马来半岛来说，这又是走入世界舞台的一个起点。

作为一座招牌式的旅游城市，马六甲迎接我的第一印象既不是过往的殖民帝国痕迹，也不是马来本地文化特色，而是移动互联网崛起带来的中国文化输出。马六甲游客最密集的地标荷兰红屋广场，这里同样是本地特色观光三轮车的集散地，每一辆人力三轮车上都装饰着大量卡通玩偶来吸引顾客。我注意到的却是，每一辆车都在播放音乐，而且全部是抖音APP上面的热门流行曲。

我询问了一位车夫，他说中国游客很喜欢这种音乐，这种熟悉的音乐会吸引他们来坐车，而且，抖音APP的国际版TIKTOK在马来西亚市场也很大，本地年轻人玩的很多。

面向流动游客的商业通常是最紧跟流行文化的，只有这样才能在高度同质化竞争中胜出，所以马六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曾经老殖民帝国建设的旧城中心，在曾经欧洲人带到东方的文化征服象征——基督教堂与总督府面前，新的文化输出国中国到来了。

说到中国对马来半岛的文化输出，还要追溯到郑和下西洋。在葡萄牙人从印度果阿来到马六甲之前，马六甲这座城市已经处于中华文明的影响之下，郑和对于这座城市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他的到来导致了马六甲王国的诞生，也带来了在马来半岛的第一批华人移民。

当我到马六甲的时候，大街上经常可见“郑和下西洋613年纪念”的宣传旗帜，在荷兰红屋博物馆中，郑和下西洋也是一个重要的展出单元。但我首先前往的地方是三保山，据说郑和下西洋来到马六甲，他的船队就驻扎在这里。这座山上是华人墓地，大概有一万两千五百多座坟墓，除了华人的坟墓之外，山上也有少数马来穆斯林的墓，其中有1641年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亚齐武士比迪（Pidi）之墓。

我来到三保山脚下，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抗日军侵略而殉难的华人。1947年，马六甲华人社团建造了这座纪念碑，并请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题词“忠贞足式”，意思是忠诚与坚贞足以成为榜样。

在纪念碑旁边有一处文物，让我感觉马来人眼中，明朝与马六甲的关系也许与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不太一样。这处文物叫做汉丽宝井（Jin Puteri Hang Li Poh），周围有石头围墙围着，井口直径大概两米，用铁丝网遮住。

这座井有一个中国人不太熟悉但马来人很熟悉的故事，相传是明朝皇帝在1459年，将一位叫汉丽宝的公主许配给马六甲苏丹满速沙（Mansur Shah）。在马来人的历史记载中，这座三保山是苏丹送给新娘和500名随从的礼物，让随从们定居在这里，并且挖掘了这口井，这也是马六甲第一批华人移民。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之后，这口井成为殖民地城区重要的水源地，后来荷兰人修建了围墙保护这口井，英国人来的时候被逐渐废弃了。

在马来历史中，把这件事情当成马来与中国重要的交流，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根本没有这个记载，也没有汉丽宝公主这个人。

在中国的记载中，马六甲在明朝被称为“满剌加”，建立者是一位苏门答腊地区的王子，叫拜里米苏拉，他统治的地区臣服于暹罗。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使者来到马六甲的时候，拜里米苏拉希望借助明朝的力量摆脱暹罗控制，于是派人跟随前往明朝进贡，明成祖封拜里米苏拉为满剌加国王，不再臣属于暹罗马，马六甲王朝从此开始。1412年，马六甲国王拜里米苏拉随郑和的返程船队前往明朝觐见明成祖。1414年，拜里米苏拉皈依伊斯兰教，改称苏丹伊斯甘达沙（Sultan Iskandar Shah），苏丹是伊斯兰政权首领，伊斯甘达就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意思，沙是古波斯君主的称呼。

在荷兰红屋博物馆（Stadthuys）里专门介绍了马六甲地区与中国之间的交往。

我注意到其中几幅画，里面描绘了马六甲苏丹与明朝皇室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一幅内容是明朝公主来到马六甲，向马六甲苏丹下跪，旁边的明朝使臣是站着的，苏丹的大臣们在两边坐着，苏丹站起来迎接公主。第二幅是苏丹前往明朝朝廷觐见皇帝，皇帝是坐着的，皇宫非常小，而且画作特意选择了马六甲苏丹走进皇宫的角度，并没有表达觐见的时候是站立还是跪拜。第三、四幅是明朝使臣来到马六甲，从画面构图上看虽然使臣和苏丹都是站立的，但明朝使臣地位与苏丹的大臣们平等。

在这几幅明朝和马六甲关系的绘画之后，是表现阿拉伯商人与马六甲关系的绘画，涉及伊斯兰教传入马六甲。可以从绘画中看出在马六甲苏丹看来，阿拉伯人与明朝人地位基本等同，可能阿拉伯人的地位还要高一点，因为有阿拉伯人与苏丹对坐讨论宗教的绘画，但是涉及明朝的绘画，没有双方坐着的，都是公事公办的站立。

从绘画中推测，在马来人看起来，明朝与马六甲的关系似乎并不像中国人意识中，认为明朝作为当时东亚的超级大国去威慑周边小国，双方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在马来人的视角中，双方地位有来有往，明朝还要把公主嫁过来。这种不同的视角，与马来人对本国君主的态度有关系，我们站在中国人的视角，认为中国君主是高位的，属国君主是低位的，那么站在这些国家臣民的角度，如何看待本国君主呢？

在来到马来西亚之前，作为生活在共和制国家的公民，我感受不到人们对君主的情感，中国最后一位君主退位的时候我爷爷还没出生，即使算上我的故乡曾经的满洲国时期，最后一位君主也在我父亲出生前就成为平民了。但在马来西亚，各个州到处悬挂的苏丹的照片，以及展示苏丹生活的博物馆，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有着君主崇拜传统的国家，这种崇拜不是来自实在的权力，而是更深层的法统。对于这种崇拜的理解，我要去探访一个传奇故事，这个故事未必都是真实的，但故事里的人却是真正存在过的，他们的陵墓就在马六甲市区。

汉都亚Hang Tuah与汉惹伯Hang Jebat的陵墓，或许可以让我了解马来人的一部分精神世界。这两座陵墓都在马六甲老城区内，白色石料建成，低矮的墓葬上都有小小的白色石头亭子，按照穆斯林传统，墓葬非常简单，没有过多装饰，如果不是特意关注，很容易旁边错过。这两个人是马来著名的悲情英雄，他们之间有一个关于忠诚和正义的思辨故事。

汉都亚和汉惹伯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年轻的时候在战斗中击败了海盗，得到了马六甲苏丹的赏识。汉都亚成为海军司令，后来因为被指控与公主私奔而被判处死刑，但是并没有执行，一位大臣把他藏匿了。可是汉惹伯并不知道此事，以为苏丹处决了自己的朋友，就造反刺杀苏丹，没人能够阻挡他。这时候大臣们告诉苏丹，汉都亚并没有死，只有他可以挡住汉惹伯，于是苏丹把汉都亚招了回来，经过七天的战斗，汉都亚杀死了想为自己报仇的好友汉惹伯。

这个故事在马来历史上很著名，汉都亚与汉惹伯的兄弟相残，历来都是一个关于忠诚与正义的讨论。汉都亚代表了马来上层社会的价值观，也就是对于统治者的忠诚是最重要的，高于一切。在今天看来，明明是汉都亚背叛了汉惹伯，何况汉惹伯还是为了给他报仇的，汉都亚是毫无义气的愚忠。但在马来传统价值观的解读中，汉都亚杀死汉惹伯，是因为汉惹伯不服从苏丹，而反叛君主会带来更多的无辜杀戮，所以这是处决死刑犯的行为。

值得关注的是，汉都亚最常被引用的一句口号后来成为了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口号：“马来人永远不会在世界上消失”，但在这个语境中，常常蕴含了马来人不会消失的前提是效忠君主，君主即是民族的象征。汉惹伯同样有一句口号：王贤则尊，君暴则抗，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正面描写汉惹伯的文学影视作品增加，成为一个反抗暴政的起义者形象。

引申到马来人与华人的关系，因为对于君主的忠诚是极其重要的，甚至超越了“正义”，忠诚变成正义本身。所以华人与母国故乡的关联，以及内心对于本地文化的排斥，令马来人认为轻视冒犯了本地君主，这种“不忠诚”就是“不正义”的。对最早来到马来半岛的华人来说，他们效忠的是更高位的明朝皇帝，而非被皇帝册封的本地国王。

对后来移民的华人来说，社团自治乡绅治理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移民群体往往江湖气息浓郁，更加强调对义气的尊重，自然对本地苏丹不会有太多的忠诚。

不过关于这两位传奇人物，在当地有一种说法，他们可能并不是马来人，而是来自中国闽南地区的华人雇佣兵。因为Hang这个姓氏可能是闽南一带的“洪”姓移民，“Tuch”在闽南语中就是大的意思，汉都亚就是洪老大。他们一起从小玩的几个伙伴还有汉卡斯都丽（Hang Kasturi）、汉叻基（Hang lekir）、汉叻古（Hang lekiu），更像是一个同乡兄弟会社团。这个说法我在马六甲苏丹博物馆的华人解说员那里得到了非正式的认同，当地人告诉我马来政府在1999年之后的教科书中删除了关于这两个人的内容。

虽然汉丽宝公主的故事不太可信，但郑和下西洋确实带来了马六甲最早的华人移民，这些移民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娘惹峇峇（Nyonya-Baba）。他们常常被当成华人，但其实是华人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叫作土生华人。

郑和下西洋时曾多次在马六甲停留，后来将马六甲建成船队休整的营地之一。船队的一些华人随从和水手长期驻扎在当地，和当地人通婚，从此开始定居繁衍。明朝逐渐衰弱后不再进行大规模航海活动，这些娘惹峇峇由于交通不便、政府闭关海禁政策等因素，开始与中华母国关系疏远，逐渐失去了来往和联系。

在与马来本土文化接触越来越密切之后，娘惹峇峇逐渐形成独立的族群，他们的母语也由最初的中国方言慢慢开始夹杂马来语，但依然保留了各种华人的风俗仪式。在1960年之前，这些娘惹峇峇被当成马来土著民族身份，后来新的身份识别，他们被归于华人。在马六甲的唐人街上，有一座19世纪建成的宅子，现在作为娘惹峇峇文化博物馆，可以了解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历史。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国被迫接受英国的要求，容许本国人出国务工。由于当时英国人开发马来亚半岛需要大量的劳工，所以很多华人从中国移民到马来亚半岛成为矿工、种植工人等，马来西亚开始出现了第二批华人群体，也是今天马来西亚华人的主体。

在英国殖民时期，由于这些娘惹峇峇已经在马来西亚定居很久，通晓马来语和马来习俗，又最先接触了英语，所以很多在英国殖民政府中担任公务员位置，周旋于英国人、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这些娘惹峇峇中一些人逐渐融入了马来人或英国人的习惯，比如很多人信奉基督教，还有一些与马来人通婚，并且接纳了马来人的清真饮食。

今天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娘惹餐馆就是清真的（其实大部分娘惹餐馆都不会出现猪肉菜肴，但不一定每家都是确定清真的，或者即使使用清真食材但不一定申请清真认证），这在纯正的华人餐馆中极其罕见。娘惹餐馆非常擅长将马来人与华人的烹饪方式相结合，大量使用马来本地香料，尤其擅长烹饪鸡肉与海鲜。我在马六甲一家娘惹餐馆品尝了当地的米饭团子和一种臭豆子调味的鱿鱼，从没吃过这样的味道。

在娘惹峇峇与祖国逐渐失去联系的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来到了马六甲，把马六甲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里。对于西方人来说，马六甲再向东就是闭关锁国暂时无法深入接触的中国和日本，是真正的东方。马六甲不仅仅是贸易港口，也是西方人对东方进行传教和军事试探的前沿。

为了找寻葡萄牙人留下的殖民痕迹，我来到福摩萨堡，这里是马六甲游客最多的地方之一。福摩萨（Formosa）这个名字中国人应该非常熟悉，台湾就曾被称为福摩萨，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是美丽的意思，在葡萄牙人航海过程中发现的很多地名都叫福摩萨。

福摩萨堡是葡萄牙征服马六甲时期尚存的遗迹，也是马六甲的标志性历史建筑。福摩萨堡如今剩余的只有正门部分，红砖组成的墙体，正面的草地上有几门老式铜炮，城堡正门和后门都有浮雕，画着帆船、火枪、传教士和士兵，很有殖民建筑特色。

1511年葡萄牙人阿布奎击败了马六甲苏丹马末沙，占领了马六甲，苏丹逃往马来半岛内地继续抵抗。为了防范马六甲苏丹反攻，葡萄牙人在圣保罗山下面修建了这座堡垒，还有城楼和炮台。到了1526年，一支舰队远道而来，彻底摧毁了苏丹最后的基地，苏丹逃往苏门答腊，马六甲王国被彻底征服了。

马六甲苏丹被击败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分别逃往南部的柔佛和北部的霹雳，各自成为新的苏丹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站稳脚还不到二十年，新的殖民者就来了，这次是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

1641年，荷兰人得到柔佛苏丹的帮助攻打马六甲，严重毁坏了这座福摩萨堡，之后在1670年对城堡进行了重建，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名字VOC刻在了城门上，我在城堡大门的上方看到了当时留下的ANNO和1670的字样。

欧洲爆发拿破仑战争之后，法国进攻荷兰，荷兰把海外殖民地交给英国管理。英国人担心福摩萨堡还给荷兰之后会被用来对付英国，所以在1808年拆除了堡垒。幸亏新加坡的斯坦福·来福士爵士干涉，放弃了拆除计划，可惜只剩下一道城门，叫作圣地亚哥城门。

我穿过福摩萨堡遗迹，向背后的圣保罗山上走去。山顶是一座教堂的遗迹，教堂外表由红色石砖混合着白色石膏，墙面已经脱落很多了。这座教堂只剩下四周的墙壁，屋顶已经不存在了，窗框还在但是没有玻璃。葡萄牙人来到马六甲之后，在1521年修建了一座小教堂，1548年，果阿教区主教把这座小教堂交给了耶稣会，更名为圣母堂，同年建立了马来历史上第一所学校。

这座教堂由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主持，他一生最传奇的事迹就是前往东方，马六甲是他重要的一站。沙勿略在1542年到达果阿，1545年到达马六甲传教，并结识了漂泊在这里的日本浪人弥次郎，今天在马六甲圣彼得教堂门前有两尊雕像，就是沙勿略与弥次郎。1549年，沙勿略跟随弥次郎到达日本鹿儿岛传教，他成为第一个到达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

1552年沙勿略试图进入中国，却病逝在广东江门上川岛，他的遗体送回马六甲的这座教堂中短暂停留，然后运到果阿安葬。我在在这座教堂内看到了当年停放沙勿略遗体的墓穴，四周用围栏围着，有人往里面仍硬币。

沙勿略的死并没有阻挡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的梦想，就在沙勿略去世的这一年，利玛窦出生，他将成功完成沙勿略的使命。

沙勿略去世三十年后的1583年，作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利玛窦登陆广东，在中国南方辗转传教，又过了18年，利玛窦终于在1601年被允许进入北京。利玛窦利用他的数学和天文知识，以及对中国经典的尊重和研究，结交了很多中国上层官员和学者，让很多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了好感，这种上层路线模式也被后来许多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采用。

1644年满洲人入关政权更迭，比起明朝政府，清朝政府在统治初期对外国人更有兴趣，态度更加友好。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重用西方传教士，因为他们有出色的天文学知识，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纷纷服务于清朝政府机关，他们将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又将欧洲天文学著作翻译成满文和汉文，一时间中国耶稣会信徒达到兴盛的状态。到了17世纪后期，耶稣会传教士是西方世界中对中国研究最专业的人士。

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通商口岸的出现，传教士们开始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传教。1847年11月21日，意大利传教士罗伯济主教在靠近黄浦江的董家渡地区，主持了天主教江南代牧区主教座堂的奠基礼，1853年4月4日正式开堂。为了纪念沙勿略的东方传教梦想，耶稣会在中国建的第一座主教座堂就叫圣方济各沙勿略堂，奉圣方济各·沙勿略为主保圣徒，也就是董家渡教堂。

我走出教堂遗址，在门口看到一座纯白色的沙勿略雕像，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雕像的右臂是损坏的。1952年这座雕像祝圣完成的第二天，就被一棵树砸坏了，而真正的沙勿略遗体，也是右臂与身体分离的，被列为圣物分别安葬。

在一些旅游手册上，这座教堂被称为圣保罗教堂，这不是葡萄牙人最早起的名字，而是后来的荷兰人改的。1641年，荷兰击败葡萄牙征服马六甲之后，接管了这座教堂，属于荷兰归正会所有，被命名为圣保罗堂。1753年新的基督教堂建成之后，圣保罗堂作为马六甲军事设施使用，教堂内成为墓地。1924年，在教堂周围的葡萄牙墓地被发现，开始进行历史研究，散落的墓碑被整理起来，存放在教堂内展示，这些墓碑上面大多描绘着和航海有关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六甲虽然有葡萄牙移民后代，但旅游手册上提及的他们居住的村子已经变成完全旅游区，这个村子1933年才形成，原本就是个渔村，没有太多探访价值，只留下传统的葡国菜和舞蹈表演。这与我们更熟悉的澳门不一样，澳门形成了独特的“土生葡人”群体，也不同于东北和新疆的俄罗斯移民已经成为本土少数民族的一部分，而在马来西亚则基本没有这种独立的欧洲移民后裔的族群社区。

我从圣保罗山走下来，沿着散落的城堡遗迹走进旁边的一块绿地，这片绿地叫作独立公园，里面有火车车厢和战斗机，也有城堡曾经的地基和排水道。公园里有一块四面方尖碑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用英文写着：为了纪念那些在双溪乌绒马来骚乱中主动服役献出生命的同伴们，时间是1875.6。

双溪乌绒就是现在的芙蓉市，这座碑上的内容指的是，1874年，当时的苏丹继承者Dato Kelana与Dota Bander竞争苏丹王位 ，Dota Bander那边有华人矿工帮派支持，于是Dato Kelana与英国人签订了一份协议，得到英国人的军事援助击败了Dota Bander。英国人认命了一位参政司管理此地，开始把殖民统治深入到马来半岛内地。这引起了一些本地居民的不满，引发了骚乱。

在马来半岛的殖民历史中，利用土著酋长或各个王国之间的矛盾，提供武器或直接派遣军队，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顺势安插自己的治理官员，这是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常用的手段。

从独立公园出来拐个弯，我路过巨大帆船造型的航海博物馆，跟随一群小孩子上去参观了一圈，就回到了荷兰红屋广场附近。马六甲基督教堂在荷兰红屋博物馆旁边，是马六甲最古老的还在开放的教堂，属于圣公会西马教区。1753年，荷兰人为了纪念夺取马六甲一百周年，修建完成这座新的基督教堂，取代之前使用的葡萄牙圣母堂建筑。1824年英荷条约签订，英国将苏门答腊明古连地区交给荷兰，荷兰把马六甲交给英国，组成英国海峡殖民地，这座基督教堂改为圣公会所有。

今天教堂周围都是一片红色建筑，作为荷兰殖民风格建筑特色景观，但这并不是最初的样子，这座教堂最初为白色的，1911年和荷兰总督府一起改为红色。教堂外部墙面上写着“CHRIST CHURCH MELAKA1753”字样，最上方有一个钟塔，教堂最初用当地的红土块涂上石膏，地板的花岗岩石用的是商船的压舱物。我发现教堂地板上铺着的都是墓碑，一位老人蹲在地上清理，墓碑上很多是葡萄牙文和亚美尼亚文。

红屋广场周围游客聚集，尤其是中国老年游客最多，我离开人群，去寻找马六甲有两座很有特色的清真寺，甘榜乌鲁清真寺（Masjid Kampung Hulu）和甘榜吉宁清真寺(Masjid KampungKling)。

这两座清真寺很容易被混淆, 最大的区别就是颜色不一样，前者是红色屋顶，后者是绿色屋顶。甘榜乌鲁清真寺整体上是一栋爪哇建筑，有一个多层的红色屋顶，而不是阿拉伯式清真寺常见的圆顶，因为在这座清真寺建成的时候，圆顶尚未在马来地区流行。这座清真寺门口有一个小小的鼓楼，起到提醒礼拜的宣礼塔作用，据说这种鼓楼是印度教的习惯。

甘榜吉宁清真寺旁边是印度教的马里安曼神庙和华人的青云亭，这座清真寺建于1748年，最初是木质的，1872年改建为砖石建筑。甘榜吉宁清真寺建筑很有混合风格，两层绿色三角形屋顶是苏门答腊和爪哇地区传来的建筑风格，白身绿顶的宣礼塔和拱门很有中式建筑的感觉，里面的喷水池是欧式设计。

葡萄牙人在殖民统治期间热衷于传播天主教，对一切非天主教建筑都不太友好，而之后秉持重商主义的荷兰人比较实用，避免与当地人发生宗教文化上冲突。在荷兰人统治时期，对一些传统建筑进行重建，并向当地人分享了一些欧洲的建筑技法，所以清真寺内部有荷兰样式的瓷砖装饰。马来西亚的一些清真寺，宣礼塔不在清真寺内部，而是在清真寺外面单独一座建筑，与欧洲常见的市镇中心钟楼一样，这是当时殖民者们带来的设计。

在马来西亚有不少亚齐风格的清真寺，亚齐是苏门答腊的穆斯林地区，亚齐苏丹国曾经是和马六甲苏丹国竞争南洋穆斯林世界领导者的竞争对手，也为马来西亚带来了大量穆斯林移民。因此，马六甲的一些清真寺融合了印度教的元素，可能来自苏门答腊和爪哇的印度教文化。所谓很多清真寺的洋葱头设计，反而是到了19世纪之后才开始发展的，但是会加入欧洲的建筑工艺和审美，包括欧洲人带来的印度伊斯兰建筑的风格。

走访了华人和欧洲殖民者的遗迹之后，我在马六甲的最后一站要去拜访一处属于穆斯林的圣地，是清真寺里的当地人告诉我的。那个地方是马六甲附近的一座小岛，叫作勿沙岛（Pulau Besar）。从马六甲市区坐车到Anjung Batu码头，大概二十分钟的渡轮就到了勿沙岛。这座岛是早期来马六甲的商船补充淡水的地方，岛上有非常多的淡水井，有的离海边只有几米远但也是淡水，岛民认为这是安拉的赐予。

我早上六点半起床来到这个岛上，连续走了四个小时。这个岛上曾有一位伊斯兰苏菲修行大师，叫伊斯梅尔，是一位马来地区非常重要的谢赫，五百多年前，他在麦地那听到安拉的指示，来到马来半岛传播信仰，他在这座岛上修行，很多人来到这里学习，再把他的思想传到各处。在勿沙岛码头附近的海滨有一块大石头，如同人脸一般，人们说那块石头就是修行者伊斯梅尔的脸。

这座岛上有他的墓和修行的山洞，随着旅游开发，这座面向大海的山洞已经公开，但极难到达，我找了一个当地人带我前往山洞。他告诉我这座岛上最早的居民是印度人，不仅仅是穆斯林会来这里，印度教徒同样把这里视为崇拜地点，而且还有很多华人也会来到岛上寻找这座山洞。经过艰难的攀爬，我找到了那座山洞，洞里有崇拜者们留下的礼拜毯、香灰和各种彩色的颜料，人们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石头上，认为可以借助其他修行者的祈祷力量实现。

勿沙岛原本要开发成别墅区和高尔夫球场，但因为打扰了修行者的坟墓，所以出了很多意外事故，我在岛上漫步，发现高尔夫球场果岭和别墅区基本建成，但是废弃无人。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岛是马六甲苏丹训练武士的地方，一些伊斯兰修行者本身也是武术教师，他们把身体和心灵的训练结合起来，现在岛上还有一座武术场，不过是表演用途的。

岛上绝大多数居民是热情友好的，但也有个别居民不太欢迎外来人，因为外来人（主要是欧美游客）曾经带来酒精和狂欢，亵渎了修行之地的神圣，一度引发激烈的矛盾。而且，这个岛有一定宗教争议，瓦哈比主义者认为崇拜修行者坟墓是不可接受的，一度想把修行者的坟墓铲掉。后来政府协调，在岛上建了清真寺，宣传不要崇拜坟墓，同时又把修行者的坟墓保护起来，现在算是关系相对缓和了。

我离开小岛的时候，我的向导告诉我岛上依然有修行者，那些隐遁的修行者们去了岛的更深处，有一些只有水下与外界连通的洞穴，岛上常来一些人，来了之后消失十几天，再出现离开小岛。

作为一个外国游客在这座城市里漫步，身边是马来本土居民和第二大族群华人，这些华人族群的开启可以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时代，最被关注的旅游景点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留下的，而依然使用的市政建设和制度秩序则是英国人建立起来的，这让今天的马六甲成为东西方交流历史和多族群文化的天然博物馆。

吉隆坡：多族群社区共有

在马六甲，我了解到马来最早期的华人-娘惹峇峇，但如果仅有娘惹峇峇，华人尚不能成为对本地具有影响力的定居族群。而真正对马来近代史产生巨大影响，包括决定了很多城市建立的，是鸦片战争之后来到马来西亚的第二批大规模华人移民。

这批到来的华人移民数量远远超过早期的娘惹峇峇，被早期定居的人称为“新客”。新旧移民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新客们的侨居思乡意识浓厚，而且华人移民男女比例失调，与马来人文化差异太大，所以这批华人一开始大多不打算在马来半岛定居，而是希望赚够钱回到老家故乡。这种意识让他们难以也不愿意融入马来社会，更愿意结成乡党社团抱团自给自足，这也是后来马来人与华人分歧的一个隐患。

这批新的华人移民中大部分是锡矿矿工，矿工们组成的帮派乡党常常发生激烈的械斗冲突，但在冲突中最终磨合出了华人社团自治的定居方式。这带领我来到首都吉隆坡，这座由华人矿工开辟的城市。

在吉隆坡，我住在这座城市的诞生起点——嘉美克清真寺（Masjid Jamek）旁边的一家小旅馆里，距离地铁站和几个主要步行街区都很近，周围是印度人街区，街道两边有点像闽粤地区的骑楼。

嘉美克清真寺在Klang河和Gombak河的交汇处，1857年，87名探寻锡矿的华人矿工在河流交汇处登陆，把这里命名为吉隆坡，吉隆坡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泥泞的河口”。晚上的时候，两条河交汇的地方会起雾，雾气朦胧中望向嘉美克清真寺，仿佛回到了建城初始。

嘉美克清真寺是吉隆坡现存最老的清真寺，1908年修建，建筑师是英国人Hubback，他以19世纪折中主义历史建筑为基础，融合了印度伊斯兰建筑样式。他的作品几乎是马来西亚各个建筑的地标，除了嘉美克清真寺之外，还有吉隆坡老火车站，吉隆坡铁路局，怡保火车站，纺织博物馆，吉隆坡市政厅，怡保市政厅等等。

我从嘉美克清真寺旁边印度街区往南走，走到茨厂街周围的华人街区。今天的茨厂街已经变成一条专门服务游客的旅游市场街，并没有可看之处。但是旁边有一座庙叫仙四师爷宫（Sin Sze Si Ya Temple），是吉隆坡最老的华人庙宇，也是华人在马来奋斗定居的缩影，可以说是吉隆坡乃至马来西亚华人精神世界的中心。我来到这座庙，寻访吉隆坡华人的起点。

据庙里的主理人介绍，仙四师爷宫是吉隆坡的华人开拓者叶亚来为了纪念他的两位将军盛公和钟公而修建的，当地人称他们为仙师爷和四师爷。庙分成上下两栋，上栋大殿中龛供奉着仙师爷和四师爷的神像。下栋正中为庙门，有一副光绪二十四年的对联，右边是义勇祠，供奉太岁、白虎爷、财神爷，左边是观音堂，奉祀观音菩萨、金花夫人、花粉夫人。庙内还有文昌君、关帝、大伯公、财帛星君，我参观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家带着一个女孩在这里拜文昌君，把每科考试的时间和科目逐渐念一遍，祈求保佑通过。

庙中左侧是叶亚来的塑像，身边两侧是华光大帝和谭公仙师。叶亚来是吉隆坡华人历史最重要的人物，他是第三任华人甲必丹，甲必丹这个词是荷兰语Kapitan的音译，指的就是首领。1857年吉隆坡建成后，很快发展为锡矿矿区贸易的聚集地，第二年英国殖民当局就指派了第一个华人甲必丹管理华工事务。当时的矿区由两个华人帮会控制，分别是客家人为主的海山会和福建人为主的义兴会，叶亚来是惠州的客家人，就属于海山会。

吉隆坡华人矿工帮派内斗严重，1866年蔓延成雪兰莪州内战，叶亚来在1868年成为甲必丹开始平息战乱。到了1873年内战结束，他已经成为华人领袖，开始重新振兴锡矿业。1879年，英国顾问来到吉隆坡，第二年把州府从巴生迁往吉隆坡，今天的巴生河以东三分之一的土地曾经都是叶亚来的，他修建的很多道路连接矿区和街道，其中就包括茨厂街。

在叶亚来平息雪兰莪州内战的过程中，这座庙里供奉的仙师爷和四师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仙师爷盛公叫盛明利，原本也是一位华人甲必丹，相传他在内战中战死，死的时候脖颈溅出白色的血。叶亚来当时是他的部下，安葬了他。盛明利死后显灵过两次，托梦给叶亚来说当地酋长要叛乱，并帮助叶亚来平叛。四师爷钟公叫钟炳来，是叶亚来手下的一个将军，统领三军运筹帷幄，是叶亚来全部战役的主将。

在庙门口有一座民国二十一年立的四公纪念碑，四公指的是叶德来（就是叶亚来，他在担任甲必丹期间称叶德来）、叶致英、叶观盛和陈秀莲，这四个人都是华人领袖。

纪念碑上写道：四公均於前清咸、同、光中叶先后莅止是邦，距今约八十年前。时各州土酋，相争沙乱靡有定，吾侨居此，难获安处。叶工德来，率众奋起为公理尽义务。事既息，从此致力开辟事业。叶致英、叶观盛二公，亦同为本邦领袖人物，地方建设，胥赖其力焉，当地政府知人善任，故次第畀三公以司甲政，陈秀莲公虽属后起，但当日翊赞地方公益，功亦甚伟！论者谓其时设甲必丹之制度仍在，则陈公断不仅以市县议会议员为止境云。溯自建立本庙之意，原以当日尚未有所谓社团之组织，除寻常会馆外，而欲成立一无界限之公共集会场所，则庙堂尚矣，此前人最苦心之撆划也。

在这块纪念碑上面大体可以看出吉隆坡华人的历史，这些华人领袖平定了当地的动乱，保护了侨民的安全，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基本的共识，即华人对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从仙四师爷庙出来路过关帝庙，我到了马哈马里安曼庙（Sri Mahamariamman Temple），这是一座印度神庙。马哈马里安曼是印度南部的母神，她的神殿在神庙后面，很多印度神庙都起这个名字。进去之前要在门口寄存鞋。我去的时候临近印度教的屠妖节，所以庙里面在进行一些翻新装修工作，也有很多人在里面进行宗教仪式，我是第一次看到印度教的仪式。

我在神庙门口看到一个印度人在画画，用的是染色的稻谷和面粉，在一个圆盘上绘制出各种图案，这是屠妖节的习俗。虽然印度裔居民在马来西亚占比例并不高，也并不热衷参与政治，但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和社区的凝聚力却有比较强的影响，很多商场里都会绘制屠妖节的这种彩色绘画。

神庙里的一个华人老奶奶发现我一直在看画画，就来和我搭讪，老奶奶的祖父来自广东，20岁就来到马来西亚了，但老奶奶自己不会讲中文。她告诉我，这种绘画是一种神圣的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艺术，但这种艺术背后的神圣每个人都能获得，所以不要只看到绘画，而是要看到绘画背后的神圣。

在马来西亚每到一座城市，我都喜欢在印度街区逛逛，有一种我小时候九十年代大市场的感觉，喧嚣而富有生命力。印度人和华人马来人都不一样，有一种很特别的热闹，他们的大排档会经营到很晚，很多欧美游客会选择印度菜，因为口味比较接近。印度人的市场里总是充满音乐，弥漫着香料的味道和烟气，色彩也非常浓郁。而且印度人好像蛮重视家庭，街上都是拖家带口吵吵闹闹，我看着觉得人家挺幸福的。

我比较喜欢在印度人的路边摊吃饭，他们的煎饼和咖喱肉食是我的最爱，而且一定要配冻拉茶。还有一些专门的素食餐厅味道很好，甜点则主要以油炸为主。有一些传统的摊位，食物被盛放在一片叶子上，顾客用手进食，当然店主还是会给外国人递上勺子。

我居住的嘉美克清真寺附近这片印度街区到了晚上，会有流浪汉在路边游荡睡觉，或者朝路过的人要零钱。我不确定这算不算不安全，因为当地人似乎很习惯这种现象，便利店的店员会拿给他们当天剩下的食物，有时候也会帮助顾客驱赶他们。在这片街区的快餐店，会有流浪汉进去，寻找别人吃剩的食物，店员也习以为常并不阻拦。在一些旅行日志中会有安全提示，但我这一路上都习惯独自夜游老城街区，从来没遇到过危险。

本地人告诉我那些流浪汉不全是印度人，也有巴基斯坦人或者孟加拉人。这些流浪汉很多是拿着长期劳工签证来到马来西亚的，但他们不会工作太久，辞职之后就黑在这里，除非有人报警，否则警察一般不会查护照，也不会特意驱赶流浪汉。

在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也分成不同群体，大部分是印度南方泰米尔人，还有印度穆斯林，也有少数讲北印度语的印度北方人和锡克教徒，其中这些锡克教徒很多是当时派驻到马来亚的印度军人和警察后代。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中有不少基督徒，一部分是由于葡萄牙在印度西南部果阿建立的殖民地，一部分则来自英国殖民时代。

我询问当地印度人对母国的看法，与华人不同的是，这里的印度人好像对印度本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印度人这个群体和社区的影响与魅力。一个四十多岁的印度司机说他父母那代人来到马来西亚，他只回过印度几次，并不喜欢。他觉得马来西亚更加干净，在马来的印度人更加亲切平和，做菜也更加好吃。他同时也坦言印度人不如华人勤劳，这也是印度社区看起来比较混乱，流浪汉比较多的原因。

屠妖节临近，吉隆坡的小印度（little India）社区也开始热闹起来了，我观看了一场户外演出，感觉像是社区音乐节，我好像是现场唯一一个华人面孔的观众。之前总看印度电影中经常出现莫名其妙插入的歌舞表演，在印度社区中发现他们确实有这样的传统，除了印度传统歌舞之外，流行音乐和Hip-Hop也是观众非常喜欢的部分。

我住的旅馆周围有两所学校，一所是马来人的，一所是印度人和华人的教会学校，大部分都是女孩。我就观察出一个很主观的印象，华人女孩一看就特别聪明，印度女孩有一种看起来容易被欺负愚弄的样子。但华人女孩的聪明感觉就是挂在脸上的这些，而印度女孩的脸有一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类似灵性。引用我一个朋友的话“你只是对其他种族比较陌生，而太了解同胞们的所谓聪明都是什么样子了”

在中央车站附近的印度街区，我发现了一座有意思的建筑，是一所修行学校，建筑为白色两层，墙面有黄色装饰。这座建筑叫Vivekananda Ashrama，是1904年修建的，为了纪念斯瓦米·维韦卡南达造访马来亚而修建，建筑前有一座他的塑像。维韦卡南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大师，他将瑜伽带到了西方。如今这座建筑依然在发挥学校的作用，为当地年轻人提供精神指导，虽然曾经面临拆迁开发的状况，但依然被当地人努力保留了下来。这里的警卫懂一点中文，但是懂得不多，里面也没有中文讲师或材料。我去的时候建筑外面有一个搭建的大棚子，里面在讲学。

在Vivekananda Ashrama几条街的距离，有几座斯里兰卡移民的宗教场所。其中有一座教堂属于路德教会，是斯里兰卡泰米尔移民建的，同一条街上还有一座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佛寺，与华人共有。在斯里兰卡本土，僧伽罗与泰米尔两个民族长期决裂内战，但在吉隆坡，他们和印度人一起混聚在中央车站附近最繁华的地区。在教堂和佛寺中间，是一座属于斯里兰卡移民的印度教寺庙，tripadvisor上面一个日本游客说像织田信长的安土城。

我在吉隆坡的最后一站是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比较遗憾的是没有中文翻译机，实际上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去看的博物馆，里面有大量伊斯兰文明不同地区和时代的艺术文化。在博物馆内有半个展厅是关于中国（华人）穆斯林的艺术品，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回族看到会很熟悉，这也是我能唯一看懂的部分，大部分展品是明清时期的，正德瓷器比较多，用色比较鲜艳。

除了中国穆斯林风格的瓷器之外，还有中国穆斯林风格的阿拉伯文书法，阿拉伯文书法是阿拉伯文化很突出的部分，也分出了各个不同的流派，其中中国穆斯林将阿拉伯文书法与传统汉文书法结合，擅于将阿拉伯文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当中进行组合，比如宝剑、寿桃、花瓶等等。在这件博物馆里也涵盖了中国的穆斯林聚居区和清真寺介绍，

这座博物馆中的中国穆斯林展品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在吉隆坡有没有华人穆斯林群体，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我试图去了解了一下。在吉隆坡，华人穆斯林群体是很少数的，这部分人当中一部分是马来西亚本地华人皈依伊斯兰教，比如因为通婚而皈依，另一部分是中国籍回族穆斯林，在这些回族中，又分成移民、长期工作人士和留学生。

在吉隆坡的回族大多集中居住在国际伊斯兰大学周边，一部分是留学生及家属，还有一部分是在吉隆坡经商人士，为了方便聚居在一起，青海、甘肃两地居多。每到冬天，就会有很多青海、甘肃的回族来到马来西亚过冬，吸引他们的地方在于清真饮食方便、物价便宜、签证办理简单快捷以及热带气候温暖。

我试图去了解这些回族在马来西亚本地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态度。韩小姐是在马来西亚的外籍务工人士，之前在马来西亚读艺术类专业，后来回国一段时间，现在又回到马来西亚，在吉隆坡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在她的日常接触中，马来人并不会按民族区分外国人，“华人”这个族裔概念指的只是本国华人，而不是中国人，所以“中国回族”这个概念对马来人没太大意义。不过“穆斯林”是一个有可能获得区别对待的身份，可能对方会稍微热情一些，但也仅限于此。

在前总理纳吉时代，推出了一个口号叫做“Satu Malaysia”（一个马来西亚），试图强调族群之间的融合，以统一的马来西亚的概念弥合不同族群的差异和分歧。那么无论回族在宗教上更倾向马来人，还是在族裔身份上更倾向华人，终究都是外国人，并不在马来西亚本国的身份体系内。

我们聊到这些回族在马来西亚的生活态度，大体上一部分人会觉得比在中国方便，因为清真饮食和宗教活动更加便利，在中国一些非穆斯林聚居区，人们对于包头巾的穆斯林女性依然会有一定好奇心，但在马来西亚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另一种情况则截然相反，对于来自相对保守地区的回族年轻人来说，马来西亚更加开放自由，可以规避家里人的严格要求。

我采访的另一位在马回族马小姐表示，吉隆坡的回族并没有明确的聚居社区倾向，主要还是留学生和经商为主，基本没有政治地位诉求，也没有社区自治的传统。在中国城市中，回族习惯围绕清真寺居住，但在吉隆坡的回族并没有固定聚集的清真寺，而是根据居住和工作地日常分散在不同的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所以没有如其他国家移民那样形成自己专门的聚居社区，这也意味着这些回族依然是“松散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个“定居的稳定移民社群”。

同时，虽然马来西亚有华人清真寺，这源于马来西亚政府早期试图对华人传教，但收效甚微，近些年新建的华人清真寺主要是与中国回族商人团体的合作，对于在马来西亚的回族移民并没有实际意义，我寻访的在马回族都没去过或者只是旅行路过。

我之前在云南旅行的时候，听闻当地回族马帮的故事，这些马帮常年往返于川滇和东南亚之间经商，在大陆解放之后，一部分人去了缅甸和泰国。我试图在马来西亚询问是否有当年那批回族马帮的移民后裔，或者更早时期的下南洋的闽粤回族后裔，但没有相关线索。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马来西亚的华人保留了更坚持的文化传统，和马来人有一定对立感，这也是华人穆斯林难以立足的原因，一些因为婚姻皈依伊斯兰教的华人逐渐就只和马来亲属来往，被华人社区疏远。在社会没有特别开放的时期，华人穆斯林要么融入马来人，要么放弃信仰变成华人。

当然还有一点，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制造了相对的隔阂，比如华人与马来人通婚皈依伊斯兰教，通常认为要改成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名字，这是伊斯兰教的传统，中国很多回族都有这样的阿拉伯语“经名”，与汉语名字并不冲突。但是在马来西亚一些执行官员的误导下，被认为是强制改名，这对于重视姓氏的华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也造成了相对的隔阂。

在吉隆坡这座多族群混合的城市中，我穿梭于各个不同的族群之间，作为出生在主体民族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我天然有一种多数与少数的观念，这让我在国外的城市中，也会认为某个街区是少数族裔居住，而其他地方是属于主体民族的，这依然是一种中国人视角中的判断。

在吉隆坡的最后一夜，我散步到东方俱乐部附近，这里是吉隆坡夜里很热闹的一个地方，华人的夜宵场所，舞台上唱的都是港台老歌，凌晨之后这里是一个比较杂乱的低档红灯区，闷热夜晚靡靡之音的夜宵摊子，像我大学时期所在珠海唐家湾。

在吉隆坡我了解到了华人矿工帮派对这座城市的作用，以及留在这座城市华人精神世界中的影响。而我接下来要去的地方霹雳州，华人矿工帮派的影响更加深刻。

怡保：见证纷争

怡保是霹雳州首府，霹雳这个名字看起来像汉语，其实是音译，Perak在马来语中是银的意思，指的是锡矿的银色。霹雳州的苏丹历史传承很久，我上面在马六甲的部分提到，15世纪统治马来西亚大部分疆域的是被明成祖册封的马六甲苏丹，后来葡萄牙入侵，马六甲苏丹的两个儿子分别逃往柔佛和霹雳成为苏丹，再后来柔佛苏丹被宰相篡位，霹雳苏丹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被我国政府册封的王国延续至今的合法统治者。

17世纪，荷兰人试图垄断此地的锡矿贸易，但是没有成功，紧接着英国人开始关注此地。华人矿工帮派与本地酋长勾结，争夺矿区的控制权，再加上本地苏丹的继承人之间内斗，矛盾非常激烈。在槟城的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担心冲突蔓延到槟城，所以召集各方在邦喀岛开会，会上决定支持阿卜杜拉苏丹即位，规定苏丹必须接受一位英国驻扎官员，除了马来习俗和宗教，其他事务要征求驻扎官员意见。一年之后，强迫苏丹同意由英国驻扎官员代理管理国家。

从吉隆坡到怡保，旅行手册都建议坐大巴，但我建议尝试马来亚铁路，火车快速穿越热带地区景观的快乐是坐大巴体验不到的。

马来半岛最有名的丛林铁路其实是从哥打巴鲁到新山的一段，傍晚的哥打巴鲁，白天的闷热逐渐散去，开始吹起阵阵凉风。我乘坐火车前往新山，意识到那大概是整个欧亚大陆最南端的城市，离我的故乡更遥远了。和马来半岛西部经过吉隆坡的火车比起来，东部丛林铁路的火车要陈旧很多，大概就是中国的绿皮车，也没有多少乘客。但这种慢悠悠的老旧火车穿越丛林，车厢晃来晃去，却让我有了一种穿越进十九世纪文学里的感觉，一种茂盛而神秘的热带对北方人的吸引力。

如果说这趟冻死人也困死人的火车之旅有什么惊喜，那就是我刚才在丛林间瞥见了马来半岛的日出，那种从大片暗紫色到一线亮红色的过渡从远处渐变，在火车窗外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树梢的轮廓，真的好美。

在怡保我住在新城区，每天要过桥去河对岸的老城区。怡保最有名的地方叫旧街场，其实就是旧城区的意思，1892年旧城区大火之后，开始修建新城区。

我在酒店放下行李就去老城区转转，路过怡保的地标建筑伯奇纪念钟楼。这座钟楼1909年建成，钟楼整体建筑是白色，有黑色边框纹饰。钟楼为了纪念被刺杀的英国殖民官员詹姆斯·伯奇，他是霹雳州第一位英国驻扎官，非常不尊重当地习俗，1875年被当地马来酋长Dota Maharaja lela刺杀，刺客成了当地的英雄，被当成马来反抗殖民者的象征，钟楼旁边的街道就是以刺客的名字命名的。钟楼中间四面画着壁画，上面描述的是各个文明的代表人物，我注意到有一个人被挖掉了，就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因为按照伊斯兰教要求，穆圣的形象不允许被绘制出来。

伯奇被暗杀后，英国发动了一场战争，把霹雳苏丹流放到塞舌尔，政府迁移到了太平，派来了第二任驻扎官员休·劳（Hugh low）爵士。休·劳在婆罗洲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他也是一名植物学家，引进了马来西亚的第一棵橡胶树，今天橡胶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支柱产业之一。

伯奇纪念钟楼旁边就是著名的旧街场咖啡馆，我来尝试了一下，感觉像个港式茶餐厅，味道蛮适合中国人口味，就是咖啡太甜了，此后的几天我最常说的就是不加糖。餐厅里很多南洋口味的小吃非常棒，在中国清真的闽粤小吃很少见。

在旧街场我发现很多壁画涂鸦，尤其是有一些政治意味的涂鸦，包括著名的纳吉小丑。这个形象是讽刺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涂鸦中有马来文写的“Kita Semua Penghasut”（我们都是煽动者）和“A.C.A.B”（All Coppers Are Bastards所有的警察都是混蛋），还有无政府主义的符号（圆圈里面有个大写字母A）。

这件事情源于一个马来西亚本土导演，叫法米·惹札，他也是马来西亚社会运动活跃分子。2016年，法米·惹札在他的Facebook上放了一张辱骂总理纳吉的照片，照片内容是指纳吉是小丑，图片还有“Kita Semua Penghasut”这个句子。他还曾把纳吉小丑的照片印在T恤上，还拿去书展贩卖，因此被警方逮捕。2018年10月11日，总检察署撤销提控，法米·惹札重获自由，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法米·惹札刚刚获释不久。

马来西亚的街头艺术很繁荣，可能比较被大众知道的是立陶宛艺术家Ernest Zacharevic在槟城的一系列街头艺术创作，实际上在马来西亚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街头创作，包括吉隆坡和哥打巴鲁等地政府主导的艺术街区或者城市景观项目，也有槟城这种世界文化遗产搭配的艺术项目，更多的是自由创作的作品。

在怡保可以看到Ernest Zacharevic早期来到这里创作的少量作品，但更多见的是本地城市文化项目的创作，一部分是城市和民族文化，反映怡保的老式商业场景，比如牛奶摊子、收垃圾车、人力车、冰室点心档等等，特别是在二奶巷附近，还有一部分就是表达政治抗议。

老城区的中心是一座运动场，我傍晚在那看了一会足球和板球训练，在运动场对面，有一栋霹雳中华总商会，可以留意上面的牌子，题字者是黎元洪，时间是中华民国六年。

从运动场往北走，我在雨中来到火车站附近的老建筑群，这一片基本都是白色建筑。火车站对面是1914年建成的市政厅，登上二楼，这是一个很好的瞭望点，可以看到火车站的全貌，一座摩尔式和维多利亚风格结合的建筑，如我之前在吉隆坡时提到的，也是Hubback的代表作。

我从火车站买票出来，在火车前面广场上看到一座战争纪念碑，灰色石料立方体，在怡保和太平都有战争纪念建筑，太平有二战军人公墓，怡保火车站前面这座纪念碑则更值得关注。我阅读一下上面的内容，包括一战（1914-1918）、二战（1939-1945）、马来西亚独立战争（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印马对抗(INDONESIANCONFROTATION 1962-1965）和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THE RE-INSURGENCYPERIOD 1972-1990），其中有一面刻着二战中阵亡士兵的名字，用玻璃保护了起来。

其中后面两项可能中国人不大了解，印马对抗是马来西亚独立初期，印度尼西亚为了阻止马来西亚成立而发生的武装冲突，此次对抗双方并未宣战，多数战斗发生在印尼与东马的边界，所以也称为婆罗洲对抗。

马来亚紧急状态则是了解马来西亚华人困境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因为这其中涉及了一个马来人和华人，甚至中国人都不太愿意再去提及的历史问题：马共。

完整的马来亚紧急状态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指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展开武装斗争之后，英国殖民政府宣布全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1960年才解除。期间，英联邦军队与马来亚人民解放军之间进行了长达十二年的游击战。“马来亚紧急状态”一词是马来亚殖民地政府对冲突的称呼，马来亚人民解放军则称之为“反英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在这块纪念碑中，这段时期算在马来西亚独立战争中。

另一部分指的是马共在1960年落败后，退回到北部泰马边境地区，在1967年，马共领袖陈平发起第二次马共武装斗争，斗争断断续续持续到1989年以失败告终。

马共问题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也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族裔冲突来源之一。华人是马共的重要支持者，人民解放军游击队的成员多是华人，只有少部分成员是马来人、印尼人和印度人。游击队的营地都在热带丛林当中，基础设施很差，山区周围的华人农民，在丛林边缘建起房屋，通过这些渠道，游击队可以补给物资，征募士兵。华人尤其是华人农民支持马共的原因是，他们在选举中没有与马来人平等的公民权利，也没有土地权。

在1961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支持，并在1967年之后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开始宣传战。1972年马共修改党章，开始执行农村战略，扩大人员招募，所以怡保火车站前战争纪念碑上的紧急状态从1972年算起。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中国开始逐渐减少对马共的援助。1980年正式停止了一切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缅共、马共、泰共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先后向所在国政府投降。

1989年12月2日，马共在泰国政府的见证下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马共宣布解散，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马共解散时，部分党员选择回到马来西亚的故乡定居，另一部分则选择留在泰国境内。泰国为愿意留在泰南勿洞乡根据地的前马共成员进行了安置，建立了4个新村，都叫和平村。这些由前马共成员建起的和平村，现在已经成了旅游胜地。

不过作为游客和本地人的视角不太一样，我采访了一位怡保本地的华人大叔，他的祖父那代人就来到了马来西亚，他本人年轻的时候搬到怡保。他告诉我怡保和马来其他城市不太一样，这里的华人主要是广东人，其他城市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这位大叔从来没有回过中国祖籍，在他年轻的时候，华文教育是受到限制的，他虽然可以讲华语，但是不认识汉字。对于故乡的地址，他只能让父亲口述，由妻子把地址记录下来，留着孩子读大学之后去中国祖籍，在那边还有一些远亲。

这位华人大叔说很向往槟城，因为怡保老年人太多了，年轻人大多离开去了大城市或者国外，来到怡保的大多是游客，不会留下来定居。槟城年轻人多一些，尤其是华人比较多，而且是华人地位相对比较高的城市。

说到华人的地位问题，这位大叔很生气，他认为华人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尤其是在有苏丹统治的君主州，马来人占据着政治权力，华人根本无法有效参政。一些华人企业家被迫雇佣并不怎么干活的马来人，甚至有一些被迫逐渐搬到国外，他们留在国内的产业就被马来政府接收了。大叔提到一件让他非常气愤的事情，他说一些华人渔民的船被印尼海盗劫持，让家属去送赎金，马来政府在经手赎金的时候还要在中间加钱。

我试图询问大叔一些关于马共的问题，但大叔说自己不是很了解，而且他说这个问题无论是华人还是马来人都不会愿意再谈，是个历史问题。考虑到我本身是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游客，回避政治问题本身就是礼仪，也就不好再多问了。

我上面提到在第一任英国驻扎官员被刺杀之后，政府从怡保搬到了太平，我跟随这个事件，前往太平。

太平：平息之地

太平是一座很值得了解历史的城市，这是马来西亚第一座以中文命名的城市。源于华人矿工帮派海山帮与义兴帮混战，同时苏丹的继承人纠纷导致王权斗争，英国人担心威胁槟城，1874年在邦喀岛举行会议调停，将拉律山脚下华人帮派争斗的矿区用中文重新命名为太平。会议确定了这座城市为霹雳州苏丹统治，华人各个帮派共有，但海山帮取得相当大的优势，同时英国派驻参政司维持秩序。

人们提到太平，总会想到旅游手册上说的太平有33项马来西亚第一。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钵努沙弥（D.M.Ponnusamy），他曾在医院工作，退休之后就在太平走访老建筑进行田野历史研究，1999年写了《TAIPING’S MANYFIRSTS》,里面列举了56项太平位居马来西亚排名第一的事物，大部分是与英国与有关的，少数和印度有关，基本没有华人的部分（只有广东会馆一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面说的马来西亚，指的是马来半岛土邦，不包括东马的砂拉越和沙巴，也不包括前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和槟城。今天人们常说的太平33项第一，是2006年由退休测绘师安华伊萨（Anuar Isa）提交市议会通过的。

在这33项第一中，最重要的一条是，1885年霹雳州修建了一条从太平到文德港（Port Weld），现在叫瓜拉十八丁（Kuala Sepetang）的铁路。这是马来西亚最早的铁路，最初是为了从太平锡矿区向港口运输矿石修建的。

我到了太平之后，直接坐公交车前往瓜拉十八丁港口，寻找当年那条铁路的终点站。如今这条铁路已经没有了，火车在上世纪60年代停运，1980年铁路线被拆除，站台也没有了。

在瓜拉十八丁小村子里，我只找到一块当年的火车站标志牌保留了下来，上面记录了这里最早的名字“钵威”（PORT WELD），下面的红砖上写着“KTM 1885”，“KTM”是“Keretapi Tanah Melayu”，马来亚铁道的意思，这块标志牌就是这条马来西亚最早的铁路唯一留存的部分。

在瓜拉十八丁西边靠近海峡的地方有一个小岛叫老港，是本地华人最早登陆的地方，上面还有这里最早的华文学校和天主教堂，可惜我去的时候没有顺路渔船，游船又太贵了，就没有去。

回到太平市区，我继续寻找当年铁路的遗迹。最早的火车站已经拆掉了，第二座1893年修建的火车站变成了一座博物馆。但是关于当年的老街景，在1891年修建的市政厅里保留更多，在这个院子里保留了一小段铁轨，上面还有一节绿色的老式火车车厢，市政厅对面的墙壁上绘制了当年的火车站站台的壁画，还有一块火车站站台牌，上面写着TAIPING，PDG RENGAS（巴当宁仔）-PDK TANJUNG（丹绒加弄）。

在市政厅墙壁上还有两块牌子，分别是LARUT 1840和TAIPING 1874，LARUT翻译成拉律，是本地最早的名字，1840年在这里发现了锡矿，从此被开发。1874指的则是1874年邦喀岛会议签订条约。在市政厅周围，可以留意门口的黑色路灯，这是1903年从英国进口的，之后就一直在这里，下面有标志铭牌。

我在市政厅隔壁发现一栋废弃的老房子，被藤条植物包裹着。我小心翼翼走进去，内部一些残存的卡通墙绘看起来曾经是一座幼儿园，外墙墙壁上满是涂鸦，都是有政治意味的人物，包括穆罕默德·阿里、圣雄甘地、马哈蒂尔，还有戴V字仇杀队面具的切·格瓦拉，外墙上用马来文写着“如果你抽大麻，你被邀请了”，内部墙壁上面用马来文写着“致所有人，记住这些话，如果你觉得不安全，就写一份遗嘱”，感觉像一个嬉皮士聚集点。

在太平有很多早期殖民建筑，包括1894年建成的政府旅馆，现在已经是待修缮的危房，感觉已经废弃了，被围了起来，从外面能看到墙壁上的名字REST HOUSE。这是太平第一家旅馆，太平成为霹雳州首府之后，从海峡殖民地来的旅客就都住在这里。

从政府旅馆继续向西走，会经过1897年修建的拉律马登县属（Larut Matang & SelamaLand &District Office），这是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门口的大红心是标志。

在这附近更有名的建筑是爱德华七世学校，是一栋白色墙壁棕色屋顶的二层建筑，从外表看起来倒像是一栋豪华的饭店或者俱乐部，外墙上写着“S.K.KING EDWARD VII”。这是马来西亚第一所英文学校，最早建立是给那些在太平铺设铁路的欧洲工程师的孩子上学办的。1878年命名为甘文丁英文学校，1883年在太平镇镇中心建起中央学校，到了1905年，为了纪念四年前登基的英王爱德华七世，命名为爱德华七世学校。

在太平的33项第一中，还包括包括最早的英国圣公会教堂-诸圣堂（GEREJA ALL SAINTS），这栋教堂离市中心有点远，但值得去看一下。我从市区朝东面的高地走去，先经过一栋白色的建筑，对着街道的是棱角分明的三层塔楼，这是1906年修建的英国军官办公室，在这栋白色建筑对面，就是诸圣堂。

这座教堂建立于1883年，有很大的一片庭院，教堂建筑白色墙壁灰色屋顶，木制外观，最引人瞩目的部分是1911年安装的彩色玻璃，这些玻璃在二战中很难得地保存了下来。教堂旁边是一片小型的墓地，墓地中埋葬的是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多数人死于热带疾病，还有一些因为没有退休金无法回国，老死在这里。

我走回到太平市区，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现了一座醒目的钟楼，这就是太平大钟楼。这座钟楼建于1881年，是为了纪念平息拉律战争，钟楼是米黄色楼体，有白色拱门、屋檐柱子和窗户浮雕，尖顶上有一个公鸡型的风向标。钟楼最初是木料建成，后来在1890年用石砖改建。

这栋建筑还曾经作为太平市区警察局，后来又成为消防局，也是马来半岛第一座消防局，现在是旅游资讯站，在钟楼旁边还有当年的消防栓和一个红色的英式电话亭，当然里面没有电话。

离开钟楼，我前往太平客运站准备离开，路过一片热闹的商业区，这里有一座百年大市场，当地人称为老巴刹，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市场。市场由两栋长条形建筑，建于1885年，外表是木材建成，褪色的红漆屋顶，屋檐木料是棕色，墙壁是褪色的白漆。市场旁边还有一座钟楼，上面写着PASAR LAMA 1885，钟楼是黄色圆柱体，二三层都有彩色方形玻璃，上面是小灯泡组成的电子钟表，不过是坏的。

当地一位商贩告诉我，他们在这座老巴刹里做生意已经延续了几代人，建筑在老化，有一些危险，他们希望政府可以维修，但政府似乎想让他们迁出去，把这里改造成艺术区。我在市场里闲逛，无论是商贩还是顾客，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比较多一些，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地面水平的关系，这栋建筑确实有一点倾斜，恐怕真的是有待修缮了。

这座大市场还和当地一项很著名的民间活动有关系。因为太平被称为雨城，当地人有赌雨的传统，这座市场就是人们赌雨的据点，人们在此赌雨滴何时落到市场屋顶上。赌博在马来西亚是非法的，但因为赌雨没有赌具不会被警察逮捕，根据《星洲日报》的报道，赌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很流行，现在已经没有几乎这种活动了。

在怡保和太平，我发现了一条线索，就是英国人的干涉。英国人涉足马来内陆是因为担心华人矿工帮派的内斗威胁槟城殖民地，那么槟城殖民地当时是怎样的状况呢？在这座曾经真正由英国人治理的城市，被视为华人地位相对最高的地区，又有怎样有趣的族群历史，我的下一站就是槟城。

槟城：南洋小哈尔滨

槟城与哈尔滨很像，哈尔滨是俄国人建立的城市，槟城是英国人建立的城市，俄国人到来是基于铁路，英国人到来是基于航海，俄国人把沿铁路线称为中东铁路附属区，英国人则把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合为海峡殖民地，这两地都和中国人有关，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社区。与马六甲比起来，槟城的历史并不长，早期来自中国的航海家将这里称为槟榔屿（Pulau Pinang），但并无人定居，直到18世纪才有苏门答腊人到来居住。

槟城原本是吉打州苏丹的领地，在1771年，吉打苏丹同英国东印度供公司签订了协议，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权，换取对抗暹罗的军事援助。15年后，弗朗西斯·莱特代表东印度公司接管槟城，命名为威尔士王子岛，他本人也就成为了这里的第一任总督，1826年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首府。

到槟榔屿需要先到北海（Butterworth），然后坐渡轮到岛上，槟城的联合国世界遗产街区附近有很多民宿，还有免费的CAT观光大巴，还是比较方便的。槟城的首府叫乔治市，以英王乔治三世命名。

我在槟城的第一站是一座基督教墓园，在红毛路。这座墓园叫做红毛旧冢，红毛是东南亚地区过去对西洋人的称呼，指的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为主的基督新教国家的人，原本主要指的是荷兰人，但埋葬在这里的大部分是英国人。

这座墓园中埋葬的大多是殖民时代的英国籍士兵、水手和行政长官，包括基督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墓园中的死者大多死于热带地区的疟疾，因为城区开发大范围砍伐树木，导致热带疾病在城市中蔓延，墓园里有345个有名字的墓碑，还有150个无名墓碑，此外有一些墓葬毁于二战。有一些石柱型的墓碑，还有圣杯样式的，也有带有明显罗马式风格亭子的大型陵墓，但已经有些损坏了。在这座墓园中还有一小片华人基督徒的墓，墓碑上是中文，他们是为了躲避清末太平天国战乱而逃到槟城的，很多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去世。

第一任总督弗朗西斯·莱特安葬在这里，他在1794年死于疟疾，他的墓葬上用英文写着“这墓碑下躺着的是弗朗西斯·莱特，是开拓此岛的英国殖民者”。我在墓园里面找了半天，还找到了一个人：托马斯·里奥诺文斯。托马斯本身不出名，但他的妻子出名，他的妻子叫安娜，在托马斯死后去了泰国，成为了泰王的家庭教师，她的故事就是著名的《安娜与国王》。

值得一提的是，墓地中还安葬着一些亚美尼亚人，他们是18世纪跟随英国人来到槟城，大多故乡是波斯和印度，他们在槟城原本有自己的教堂和墓地，但是在1906年拆除了，墓地也迁移到了现在的这座红毛路墓园。

在槟城还有一座更大的基督徒墓地，里面有更多华人基督徒的墓，这座墓在离城区梢远的地方。走在这片墓园中，发现了一座墓，墓上面有一条狗的雕像，这座墓的照片在网上经常出现。据说是主人爱德华去世之后，这条狗格外难过趴在墓上面哀悼，不久也死了，人们就在墓上放了这座狗的雕像。

在这片墓地里还有一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墓，上面有黑色的海军船锚和十字架用英文和俄文写着“致ZHEMCHUC巡洋舰的俄罗斯海军官兵，祖国感谢他们”，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槟城发生的唯一一次战斗。这座墓是七十年代中期修建的，有88名俄国水兵牺牲在这里，其中埋葬在这座墓中的有10个人，还有2个人埋在木蔻山。因为战斗之后有两百多人被当地渔民营救逃生，所以俄罗斯使馆每年都要举行活动纪念阵亡士兵，同时感谢营救官兵的槟城渔民。

1914年，从青岛港来的德国巡洋舰埃姆登号袭击了停靠在槟城港口的的俄国巡洋舰，被击沉的这条俄国军舰曾经参加了日俄战争对马海战，之后停在槟城，一战爆发后参与了协约国军队。袭击俄国海军的德国巡洋舰埃姆登号也非常传奇，一战爆发之后，日军准备进攻青岛，这艘巡洋舰在日军到来之前离开港口，一直徘徊在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域，共击沉和捕获30艘协约国军舰和商船。为了骚扰协约国海军，1914年10月，这条巡洋舰突袭槟城港口，击沉俄国、法国军舰各一艘。

走访了这两座基督徒墓园之后，我来到槟城的犹太墓园。这座墓园不大，很容易被忽略掉，里面埋葬的犹太人大多是当年来到槟城殖民地的犹太裔英军和家属，最早的墓是1835年的，但看起来比较新，应该是修缮过，最晚的一座是2011年的。守墓人是一个印度老人，他说槟城已经没有当年的犹太人后裔了，但偶尔会有以色列或者欧洲的家属来看望祖先。

墓园中一部分墓是三角体，有希伯来文和英文的墓碑，还有大卫六角形，也有少量正方体的，有几座墓碑已经破碎了。守墓人专门带我去了一座犹太军官的墓，上面有一个王冠标志和罗马数字IX，下面是英文9TH JAT REGIMENT，再下面写着2ND LIEUTENANT L.V.COHEN。死者是一个隶属于英属印度陆军步兵团第九团的少尉，死于1941年10月9日的，年仅22岁。

离开犹太墓地之后，我又去了槟城的日本墓地，在马来西亚著名演员、歌手比·南利的故居旁边。铁栅栏门上用汉字写着“日本人会共同墓地”，里面共有56座坟墓，但是由于墓地没有开放，我没有看到深处的慰灵塔，只从门口看到里面有一座座很矮小的长方体墓碑。按照资料说，只有门口一座陆军军曹的墓属于二战时期的日军，其他的都是明治时期（1887-1897）移民的墓，大多是佛教徒，我看到很多墓碑上刻着“南无妙法莲华经”和“阿弥陀佛”。

离开这些墓地，我从岛内走向海边，经过了一座天主教堂，教堂旁边是槟城天主教区博物馆，当然这座博物馆也没有中文翻译。博物馆里面有一座圣母圣子的雕像，圣母带着欧洲王冠，穿着一件蓝色长袍，那件长袍很有满洲风格，站在她膝盖上的圣子则是白衣红袍。工作人员说这个圣母像看起来很像中国人，是一个教徒捐赠的，问我认不认识，是不是来自我的故乡。我把照片拿给一位研究服装的老师，他说看起来圣母的衣服像一件清朝宫廷女性的衬衣，这种衬衣可以内穿也可以单独外穿。

在槟城教区的基督徒，一些是欧亚混血的天主教徒，大部分是葡萄牙后裔，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亚洲的其他葡萄牙殖民地，跟随殖民者一起来到槟城。根据教区的记载，当弗朗西斯·莱特船长来到槟城的时候，发现已经有超过三千名中国人居住在这里，以开矿和手工业为生，很多华人是基督徒，逐渐形成中国教区。

这些华人基督徒一部分是太平天国时期逃难到这里的，其中既有平民，也有太平天国成员，还有一部分后来是躲避义和团运动的中国基督徒。在吉隆坡有一座1903年修建的玫瑰堂，教堂墙面上还有中文的题字：天道无私祸淫福善，主恩丕顕崇正黜邪。

离开天主教区博物馆，我继续向海边走，港口区周围是槟城的老建筑区，有一座康华利斯堡值得去看看。这座康华利斯堡是1786年修建的一座星状城堡，以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查尔斯·康华利斯的名字命名，最初是木质的，1808年进行重建改为石头城堡，但这座堡垒从来没有投入过实战。这里也是莱特船长最早在槟榔屿登陆的地方，城堡内还有莱特船长的雕像，在一棵槟榔树下面，据说没有人知道莱特真实的模样，所以这座雕像是根据他儿子的外貌做的。

在堡垒里面有很多当年的大炮，其中有一门大炮叫Seri Ramdai大炮。这门大炮很传奇，最早是荷兰人送给柔佛苏丹的礼物，想获得苏丹帮助攻打马六甲，所以大炮上有一个VOC的标志，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意思。后来这门炮被海盗夺走，再后来沉入海底，英国人想打捞这门炮，最后一个马来人潜水把大炮捞了上来，他要求在大炮上刻上古兰经的经文。当地有一个说法，这门炮可以求子，以前有女人来给这门大炮献花烧香。

就在我到槟城半年多前，这里还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挖出了两尊大炮，上面印着字母“GR”，也就是“Georgius Rex（乔治三世）”，由于乔治三世在1760年登基，而在1877年的古堡地图中并没有显示有这两尊大炮，所以考古学家认为不排除这两尊大炮会改写这座城堡的历史。

在堡垒旁边的海滨公园，也有一座战争纪念碑，除了和怡保的一样有一战、二战、马来西亚独立、印马对抗和紧急状态时期之外，还有一个“SIAM-BURMA DEATH RAILWAY 1942-1945”，指的是二战期间，日本为了修建泰国-缅甸铁路，征用三十万东南亚的战俘和劳工，就9万劳工和一万六千名战俘死亡，称之为死亡铁路。

前面提到的华人基督徒在本地华人中依然是少数，多数传统华人社区中依然保留着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其中最代表的建筑就是宗祠。我前面提到第一批来到马来西亚的移民娘惹峇峇，逐渐融入了马来社会，但是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第二批来到槟城务工和经商的华人，他们的融入意识并不强，相反更加抱团。

这一期间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中国福建省,为帮助新移民更好地定居下来,华人们成立了会馆, 按照故乡建造了宗祠，被当地人称为 “kongsi（公司）”，开始形成自治社区。在英国殖民政府和本地马来人看来，这些华人宗祠类似于帮派组织，因为经常发生宗族械斗，难以被管理。

这些宗祠除了有“领事馆”的作用之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使命,要用来维系与协调不断扩大的宗族内部责任和外部社会责任。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宗族会馆变得越来越富有,建筑也更加华丽，开始互相在装饰和数量上进行攀比，正是由于这样的攀比, 槟城才成为中国海外宗祠建筑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谢公司 (Cheah Kongsi)是槟城最古老的华人宗亲会所在地，除了作为庙宇及聚集厅堂之外,这座建筑还是几个帮会的登记总部。每个帮会占据庙宇的一部分,使这里成为1867年爆发的帮派骚乱的核心地带。随着打斗越发激烈频繁,人们在这里和龙山堂邱公司之间修建了一条秘密通道以便快速撤离。

潮州会馆(Teochew Temple), 也叫韩江会馆（Han Jiang Ancestral Temple)，这座会馆建于1870年，2005年翻建 。会馆旁边有一座韩江学校，韩江就是潮州的母亲河，会馆有几块匾额分别写着“九邑流芳”，“帝德同沾”，“派衍韩江”，潮州有八邑和九邑两个说法，八邑指的是海阳、揭阳、潮阳、澄海、普宁、惠来、饶平和丰顺八个县城，九邑就是加入大埔县，这个县今天属于梅州。

会馆内里面有一块“槟榔屿潮州会馆纪略”碑，记载了这座潮州会馆的历史。上面提到潮州人从乾隆五十一年（1768年）就开始在槟榔屿移民开拓，到了道光十二年（1846年）有了第一座家庙。咸丰五年（1865年），在槟榔屿的潮州人，以潮州公司名义开始祭拜祖先，在同治九年（1870年）完成了这座家庙的修建。在民国八年（1919年），响应改革的浪潮，开始兴办教育，修建了韩江小学，之后家庙改成会馆，成立了马来亚潮州会馆联合会。

讲到槟城的华人，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郑景贵，槟城共有两条街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是Lebuh Ah Quee，一个是Lebuh Keng Kwee，槟城侨生博物馆就是他的家。这座宅子是一座四合院，融合娘惹峇峇住宅风格，在内院侧面有一个欧式天使雕像喷水池，但背后的墙壁却是中式的浮雕。博物馆内里面收藏了大量有关娘惹峇峇望族生活的古董和艺术品，包括各种金器首饰，金漆屏雕，也有结婚礼服、女士的梳妆柜、绣花鞋嫁妆礼盒等。

郑景贵年轻时跟随父亲在马来西亚经营生意，到他40岁的时候，已经成为有名的华人富商，而他主要投资的就是霹雳州最兴盛的锡矿业。郑景贵努力调和各个矿工帮派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矿业的发展。到了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内地一些背景复杂的人流亡到马来亚，对当地社会治安危害很大，侨民对此深恶痛绝，英国殖民政府又毫无作为。郑景贵以自己在华侨中的影响，与当局协力整治，他从此声望更高。英国殖民政府任命他为甲必丹，华人事务都先由他处理。郑景贵的儿子郑太平于1921年也被任命为甲必丹，他也是霹雳州最后一任甲必丹。

在博物馆里引起我注意的是郑景贵的照片和画像，他穿着清朝的官服官帽，带着朝珠，俨然一位清政府官员，他的夫人也是官员夫人的打扮。这是因为在清朝末期，政府需要大量资金用于战争赔款，所以放宽了捐官的政策，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也可以花钱买个虚衔的官职。郑景贵就买了一个“资政大夫”官职，赏戴花翎候选守巡道加四级，官职是正二品，他的夫人是三品淑人。

我不知道英国殖民政府任命的甲毕丹和大清国任命的资政大夫究竟哪个更吸引郑景贵，按照当地实权应该是前者，但博物馆中的照片和大幅画像，似乎证明这种母国政府的册封才是至高的荣誉，如果郑景贵是这么想的，那么其他的马来华人呢？或者今天的马来华人呢？

尾声

在槟城的旅行结束了，也就意味着我的马来西亚之旅结束了。我从马六甲出发，途径吉隆坡、怡保、太平，最早到达槟城，探访这一路的历史遗迹。这其中有华人移民与马来人的关系，也有从葡萄牙人到荷兰人再到英国人的殖民史。

也许一部分中国人到达马来西亚之后会觉得华人社区更加熟悉，但我作为东北人，对闽粤文化的马来华人的文化也没有那么熟悉，而作为回族，对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人也没那么陌生，同时由于以电影为主的流行文化关系，我又对印度人兴趣很大。所以对我而言，马来西亚的这三个主要族群，我基本是同等视角对待的。

对于习惯了大一统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让我在马来复杂的族群和历史中理出一条主线是很难的，我试图带入我曾探访的东北、新疆或者川西，来对比这种多族群地区和东西方交流，但是发现这是个错误的思路。边区的概念本身意味着存在一个中心，而对于并不存在中心的地区，不能以这种文化边缘地带的角度去探讨演变。无论我们提到族群关系还是东西方关系，都不能带着马来西亚是亚洲边缘，甚至是马来西亚是中华文明圈延伸的观念。

从这一点上讲，我倒是反而更赞同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当然马来西亚人不仅仅是马来人，如同马来华人也不是中国人，马来印度人也不再是印度人，他们都是马来西亚人。在不同的时期到达并存续于马来半岛，带来自己的文化与信仰，也包含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文化与信仰，尽管这些欧洲人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族群存在，这一切共同组成了马来西亚社会。

而对于一个中国人，这趟旅行给我带来的，大概是让我反思之前一直想要找寻“边区”的思路是否合适。我们是否一直站在中心的视角看待边缘，总在寻找一种主体向外的延伸。马来西亚之旅让我意识到，也许我们可以把放下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去探索一个地区自我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