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之旅——探访神圣与哀伤2018年10月份，我前往马来半岛探访旅行。对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来说，绕行非洲大陆穿过印度洋到达马来半岛无疑是一次壮举，这意味着西方人从此突破了亚历山大大帝对东方的征服极限，也基本达到了伊斯兰世界的东界。随着马来半岛的殖民化，又意味着西方对东方的扩张开始凝固，再向东就是文化意识坚固的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中国、日本、朝鲜广泛的东亚儒家文化圈。这种扩张的凝固，把马来半岛变成了西方向东方突进的前沿，让这里汇集了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多层欧洲殖民文化，又融合了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亚洲不同地区的族群与文明。
在马来半岛的探访，让我开始对世界曾经的另一个方向产生了兴趣，也就是东方向西方的扩张，这让我的注意力投向了伊斯坦布尔。事实上在马来半岛的历史中，隐约有奥斯曼帝国的影子，不过是一种旧人被新人碾过的形象出现的。
由于陆路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阻挡，葡萄牙与西班牙同时开始开辟东方航线，当葡萄牙绕行到达印度洋的时候，它再次面对奥斯曼帝国，这次优势在葡萄牙一方。在1509年的第乌海战中，葡萄牙海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轻松击败了奥斯曼海军（其中一个原因是奥斯曼海军主力方向在地中海）。在1538年的第乌围城战中，葡萄牙人在印度南部海岸站稳了脚，这为他们之后征服马六甲奠定了基础。
葡萄牙人到达马来群岛之前，南洋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中，在伊斯兰教东进和中华帝国南下中双重受益的马六甲苏丹国，由于葡萄牙人的强力介入，开始面临瓦解。虽然葡萄牙人轻松击败了马六甲苏丹，但苏丹的两个儿子还在南方的柔佛和北方的霹雳等地区进行抵抗。葡萄牙人一方面并不打算占据马来半岛，只想控制通向东方的航路，另一方面也没有太多兵力进攻内陆，双方处于拉锯对峙状态。
这时，在马六甲海峡对面苏门答腊岛的亚齐苏丹国崛起，他们试图击退葡萄牙人取代马六甲苏丹国，成为南洋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但亚齐苏丹国实力不足，他们需要一个外援，于是在1565年他们请求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奥斯曼苏丹出兵。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少量兵力并没有挽回局面，但为亚齐提供了欧洲先进的军事技术，把战争拖到了1575年，这之后葡萄牙人面对的将是新崛起的荷兰人。
这条线索让我在马来之旅结束之后开始关注奥斯曼帝国，也引领我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不属于土耳其，它是全世界的首都，这个说法也意味着奥斯曼帝国不是“以安纳托利亚为故乡的土耳其穆斯林”的帝国，而是世界的帝国（至少在青年土耳其党主政之前）。
2019年1月，我前往伊斯坦布尔待了一个月，我带着一系列的疑问来到这座城市，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意识，让奥斯曼帝国可以支援遥远东南亚的亚齐苏丹国，尽管双方之前并无很深的接触？被欧洲视为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如何看待我们中国这片“真正的东方”？作为东方向西方扩张的极限前沿，奥斯曼帝国又是如何以世界帝国的概念融合不同文明与族群的？
需要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的历史遗迹极多，我能走访到的不过十之一二，能查到资料的就更少了。另外很多雕刻的铭文并非英文，我没有能力翻译，就把资料中的英文翻译直接写上，加上我自己大致的中文翻译，仅供参考。另外，关于拜占庭帝国的起点，历史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在本文中以君士坦丁大帝建城为准。同时本文将1453年之前的伊斯坦布尔统称为君士坦丁堡，不再区分更早之前的“拜占庭城”和“新罗马”。 一.世界首都的中心
在北京整个冬天都没有下雪，伊斯坦布尔却用一场雪迎接了我的到来，虽然只是一点小雪花，很快转成冬雨，却足以让我振奋了一下。我预订的旅馆在苏丹艾哈迈德区，那里是伊斯坦布尔老城的中心，也是这座城的历史中心。从机场坐地铁一个小时到达老城区，在这一块小小的区域里，可以了解从拜占庭帝国时期一直到奥斯曼帝国终结的历史。
老城区的旅馆都很小，但位置很好，由于高低起伏的地势，可以眺望很远的距离。从我的房间窗子望出去，是连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座城市的历史，也正是从这条海峡开始。旅馆里准备早餐的姑娘，长得就像我小时候读过的名著里“那个圆滚滚的小厨娘”，我一看到她就想到老家冰箱里总有一块牛油，有种油画里的胖。为了看她我每天早餐会吃得很多，连午餐都省了。 在古希腊人出海寻求殖民地之前，得到了德尔斐的神谕，告诉他们要到“遮眼物的对面”。当他们的船队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在东方亚洲部分已经有一座城市伽克顿（现在伊斯坦布尔卡德柯伊区），希腊人的首领拜占斯发现由于海峡的阻挡，这些人看不到海峡对面的高地才更适合建造城市，于是拜占斯就在这里下船建造了殖民地，取名拜占庭。
伊斯坦布尔建立在七座山丘之上，七丘之城原本是罗马城的称呼，君士坦丁大帝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就是要建立一座新的罗马城，所以选择了拜占庭旧址上七座山丘的地区建立了新罗马。在狄奥多西二世时期，这座城市被定名君士坦丁堡。
由于地势起伏很大，在伊斯坦布尔旅行首选是公共交通工具，地铁、城轨和缆车组成了发达的轨道体系，自行车是难以想象的。当地人的车技都非常神奇，在我看来近乎于直上直下的斜坡和走路都费劲的小巷子，当地人可以飞速驾驶摩托车甚至汽车。这座城市很适合徒步探访，虽然起伏的丘陵让步行非常疲惫，但由于历史遗迹过于丰富，徒步才不会错过。
我离开旅馆，沿着蜿蜒的小路向北走，巷子口出来是一家叫长城饭店的中国餐馆，沿着这条街向东，就到了这座城市最具历史感的竞技场遗址。竞技的南边是马尔马拉大学博物馆，西边是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广场上最显眼的是两根高大的石柱。
竞技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国时期，在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将首都从罗马迁往君士坦丁堡，开始大规模进行城市建设，让这座城市配得上罗马的荣光。其中一项重要的工程，就是修复扩建这座竞技场作为城市公共中心，这里主要的活动是罗马流行的马拉战车比赛。
为了打造帝国新的中心，君士坦丁大帝将来自各地的艺术品运到君士坦丁堡，最重要的部分来自希腊。在竞技场的中央，是古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的普拉提亚祭坛，这座祭坛建于公元前5世纪，为了庆祝希腊人在希波战争普拉提亚战役中战胜了波斯人而修建的，祭坛顶端是由三个蛇头支持的金碗，由战利品打造，用来供奉德尔斐的阿波罗神。
这座祭坛意味着文明的西方战胜野蛮的东方，君士坦丁大帝希望用这座象征“文明世界”胜利的标志来提升新首都的荣耀，他下令将祭坛从德尔斐移到君士坦丁堡竞技场中间。许多奥斯曼时期的绘画中可以看到，在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数十年，三个蛇头仍然在祭坛上，但上方的金碗已经不在了。我来到这座祭坛前，能看到的仅存一根青铜色的柱子，立在低于地面几米的地上，上方原本的三个蛇头都已经不见了，现在被称为蛇柱。仅存的一个蛇头存放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内，我在博物馆内找到了它，但并不是完整的，只有上颌部分。
到了狄奥多西大帝（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国力强盛，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决定给竞技场增添更加华丽瞩目的装饰品，来超越君士坦丁大帝。罗马帝国喜欢竖立石柱和拱形大门来凸显阳刚审美，埃及方尖碑被罗马帝国视为征服已知伟大文明的战利品，今天在罗马城（含梵蒂冈）有10座方尖碑，比埃及本土还多1座，如果君士坦丁堡没有埃及方尖碑，就实在不足以体现新首都强盛。
更加务实的原因或许是，在公元378年哥特人在阿德里安堡击败罗马人之后，帝国的宣传变得格外重要。狄奥多西大帝面对这种外部潜在威胁，必须把权威牢牢掌握住，权力的秩序成为关键，竞技场蕴含着对秩序的强调，中心便是狄奥多西大帝。
于是在公元390年，狄奥多西大帝从埃及购买了一块方尖碑，竖立在竞技场中间。这块方尖碑建造于大约公元前1490年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期间，原本竖立在卢克索的卡纳克阿蒙神庙，狄奥多西大帝将方尖碑切割成三块，运回君士坦丁堡。感谢这位皇帝，让我第一次看到埃及方尖碑，竟然是在土耳其。
这块方尖碑由花岗岩制成，在方尖碑和基座的四个角之间有四个青铜立方体，用来支撑方尖碑。方尖碑的四个面都雕刻着古埃及象形文字，大意是纪念图特摩斯三世在大约公元前1455年在幼发拉底河对米坦尼的胜利。图特摩斯三世是埃及第十八王朝最尚武的法老，这大概也是狄奥多西选择这块方尖碑的原因。
方尖碑的大理石基座四个面上都有浮雕，是运到君士坦丁堡竖立的时候雕刻的，上面描绘了狄奥多西大帝时期的竞技场场景。这些雕刻的主角都是狄奥多西大帝，他站在人群中央，两旁是他的家人和贵族们。其中一幅是狄奥多西大帝手持桂冠站在看台上，看起来是准备为比赛的胜利者颁奖，旁边是他的两个儿子，下方则是手持乐器的乐手们。
在另两面的浮雕中，可以看到皇帝周围的大臣与日耳曼卫兵，卫兵们携带着长矛和盾牌，下方是战车比赛的场景。相邻的第三幅雕刻，下半部分是一群人向狄奥多西大帝单膝下跪致敬，大意是周围的蛮族臣服，在东北方的基座上是工人们竖立起方尖碑的情景。
我留意到现在的方尖碑基座上有明显的损坏痕迹，在基座东西两面下方有刻字，其中东面是拉丁文，铭文碑上有一道很深的裂缝，几乎让基座分成两半。上面写道：“这是一次困难，暴君被战胜，我奉命服从宁静的主人并在他的掌握中。一切都服从于狄奥多西及其永恒的后代，这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在三十天内被制服，最终在普洛卡勒斯长官的统治下指向天空”。这段铭文是以方尖碑的第一人称讲述，记载的是方尖碑被竖立的过程，里面提到的暴君指的是马克西姆和维克多，他们妄图篡位，狄奥多西大帝击败了他们。
"Though formerly I opposed resistance, Iwas ordered to obey the serene masters and to carry their palm, once thetyrants had been overcome. All things yield to Theodosius and to his everlastingdescendants. This is true of me too – I was mastered and overcome in threetimes ten days and raised towards the upper air,under governor Proculus." 西边的基座上则是希腊文的刻字，上面写着：“这个有四边的柱子放在地上，只有狄奥多西皇帝敢于再次抬起它，普洛卡勒斯执行他的命令，这根伟大的柱子在32天内站起来了”。这里面提到的普洛卡勒斯是当时君士坦丁堡的城市长官。
"This column with four sides which layon the earth, only the emperor Theodosius dared to lift again its burden;Proclos was invited to execute his order; and this great column stood up in 32days."
狄奥多西大帝热衷于城市装饰，他曾经模仿罗马的图拉真广场设计了狄奥多西广场。今天狄奥多西广场只遗留一些石柱的遗迹，随意地摆放在路边，我仔细观察发现这些柱子和地下水宫的柱子相似，都有泪滴标记。
不得不说地下水宫是一个性价比不高的景点，由于处于修复中，很大一部分都在施工，布景打光也很随意。地下水宫曾经是这座城市的蓄水池，里面的部分石柱构件是查士丁尼大帝从其他的建筑上搬来的，也许水宫里泪滴样式的石柱和狄奥多西广场的石柱来自同样的建筑。水宫里还有两座美杜莎的石像，一个侧放一个倒放，有人认为这样可以使美杜莎失去法力，不会把人变成石头，但一般学者认为这样放置只是正好适合支撑石柱。
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水宫有两座，另一座在艾哈迈德老街区中心，要小很多，很容易被忽视掉。这座水宫被改造成了一座现代风格的美术馆，打光和布展审美很不错，而且是免费参观。
今天被人们熟知的君士坦丁陷落是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克这座城市，然而在此之前两百五十年，君士坦丁堡经历了更大的浩劫，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这次东征期间，十字军难以对穆斯林军队占据优势，转而进攻同样信奉基督教但教派不同的拜占庭帝国，掠夺战利品作为军费，拜占庭帝国短暂亡国，十字军们建立了拉丁帝国。
在这次十字军入侵中，君士坦丁堡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竞技场上的大部分珍贵文物都被掠夺走。在竞技场北端，曾经有四座镀金的铜马雕像，被十字军运往威尼斯，安装到圣马可大教堂正门，其他沿赛道排列的马匹和战车的青铜雕像也都遗失。此外，上文提到蛇柱上的金碗，在第四次十字军期间也被盗，下落不明。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受到破坏的还有君士坦丁皇宫。为了获得黄金，十字军几乎拆了皇宫，后来拜占庭复国后，皇帝弃用了旧皇宫。等到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进城的时候，皇宫已经是荒废的遗址了，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就是曾经旧皇宫的大会堂。
对于这段历史，在竞技场上，方尖碑南面的另一根石碑是更好的见证。公元10世纪，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竞技场的南端兴建了这座石碑，虽然也被称为方尖碑，然而这座石碑的材质却是石灰石方块，而不是埃及方尖碑使用的阿斯旺花岗岩。这座石碑外表原本装饰着镀金铜片，上面描绘君士坦丁七世的祖父巴西尔一世的胜利，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剥走了镀金铜片，只留下一根斑驳的石柱。
到了奥斯曼帝国时期，奥斯曼苏丹并不热衷比赛活动，竞技场原来的用途逐渐被人遗忘，但是这片地区一直没有建造其他建筑物，而是被用于各种庆典活动。土耳其新军喜欢攀爬这座石碑，导致这座石碑的表面遭到了进一步的损坏，但也让这座方尖碑的石质核心幸存了下来，被称为墙柱。墙柱下方同样有带铭文的底座，上面写着：四面的奇迹被君士坦丁皇帝抬起，他是罗曼努斯的儿子，王权的荣耀，恢复得比过去的景观更好，巨像曾经是罗得岛的奇迹，现在这是一个无所顾忌的奇迹。
The four-sided marvel of the uplifted,wastedby time, now Constantine the Emperor,whose son is Romanus, the glory of thekingship,restores better than the ancient spectacle.For the Colossus was awonder once in Rhodes,and this is now a brazen wonder here.
从两根石柱向北走，一路上都是游客，成群的鸽子与海鸥时而落在广场上，引来小孩子的追逐。我走到竞技场最北边，看到圣索菲亚大教堂，这恐怕是所有到伊斯坦布尔的人都要去的地方。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有一段前传在这座竞技场上，这段前传非常暴力而腥，就是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尼卡暴动。
对于罗马社会来说，竞技场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每一支队伍由元老院内不同的政党资助。最初有四个党，后来形成蓝党和绿党两派，双方的宗教派别和政治意见的分歧很大。当时的竞技比赛不仅仅是简单的体育活动，还提供机会让皇帝和平民来到一起，在竞技场举行政治讨论和演讲。
532年年初的一场比赛中，绿党怒斥当时在场的查士丁尼大帝偏袒蓝党，两党在竞技场爆发了激烈的斗殴。两天后，君士坦丁堡长官下令逮捕在竞技场闹事的人，并判了几个人死刑。其中两人在将被绞刑的时候，民众抢走了他们，两派联合起来暴动示威，齐声高呼“尼卡！”（希腊语“胜利”之意）。
示威者包围了皇宫，皇宫被围困三天之后，查士丁尼大帝决定去竞技场向民众发表演说，却被民众投掷石块，只好逃回皇宫。这时，著名的贝利萨留将军带着一支从波斯返回的军队来到君士坦丁堡，对竞技场内的民众进行了屠杀，大约有3.5万人被杀死，尼卡暴动被平息。
这次暴动和后续的镇压改变了君士坦丁堡公民参与政治的传统，甚至连马拉战车比赛后来也被逐渐取消了。
在尼卡暴动中，示威者们四处放火，焚毁了多个标志性建筑，最著名的一座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也是君士坦丁堡的第二座圣索菲亚大教堂。第一座圣索菲亚大教堂修建于公元360年，在皇宫旁边，大概在公元404年毁于火灾，没有留下任何遗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历史上的第三座。由于第二座教堂在尼卡暴动中烧毁，查士丁尼大帝决心修建一座更加壮观完美的教堂，在公元537年，这座教堂历时5年完成。
圣索菲亚是“神圣智慧”的意思，这个说法来自使徒保罗对耶稣基督的描绘，他称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和圣智。为了避开旅游团，我一大早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赶在第一批进入。走进圣索菲亚教堂的院子，穿过安检门之后，我看到一堆大理石石雕，其中一部分来自第二座圣索菲亚教堂的遗迹，主要是一些石柱和基座。在教堂墙基下方的地上，有两块石条雕刻着十二只上帝的羔羊，这是第二座圣索菲亚大教堂正门的一部分。 我走进教堂，正对着我的是帝王之门，抬头向上看，大门上方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最著名的马赛克镶嵌画之一，《万物的主宰耶稣》。耶稣坐在中央，拜占庭皇帝利奥六世跪在他的脚边，耶稣两旁的画像是圣母玛利亚和大天使加百利。耶稣手里拿着一本书，上面写着和平与你同在，我是世界的光，这幅画代表基督将永恒的力量赐予拜占庭皇帝。
迈过帝王之门，我进入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教堂长期在修缮中，直到现在内部还有巨大的脚手架，已经成为教堂景观的一部分。我绕过大理石镶嵌的拜占庭皇帝登基石，来到了教堂的后殿。这里是被改造为清真寺的部分，有讲坛和礼拜龛，上方则是六翼天使和圣母与圣婴的镶嵌画。绘制六翼天使的扶壁部分是这座教堂最精妙的建筑技术所在，在教堂建成一千年后，被奥斯曼帝国天才的建筑大师米马尔·希南破解，改进后建造了苏莱曼清真寺。
我沿着楼梯上到教堂二楼，二楼的一部分区域被隔离修复中，所以著名的女皇佐伊的镶嵌画和围栏上的维京人涂鸦是看不到的。走在二楼的地面上，能明显感到地面是有斜度的，很多地砖都有明显的裂纹甚至凹陷，在一些新闻中提到这座教堂由于历史太久，上方拱顶的重量让下方的建筑向中间挤压。
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我看到威尼斯公爵恩里科·丹多洛的墓碑，他是个极端贪婪而精明的商人，正是他的阴谋让十字军不得不进攻君士坦丁堡，用战利品偿还威尼斯船队的费用。1204年恩里科·丹多洛带领十字军攻占并掠夺了这座城市，然后埋在这里。当拜占庭从拉丁帝国手里夺回首都的时候，人们把这座坟墓留在教堂地面上唾弃。
在教堂二楼，最吸引我目光的是三圣像画，我在它面前停留许久。这是一幅残缺的镶嵌画，耶稣在中间，两旁是圣母玛利亚和施洗者约翰。镶嵌画下半部分损坏严重，施洗者约翰只有半个身子，圣母玛利亚只有头部和肩部，这是教堂内唯一能近距离看清楚的镶嵌画。其实真要欣赏画的细节不如上网看高清图片，在复原图中，这幅画带着拜占庭时期圣像画特有的呆板，反而是残缺之后的样子意境更加深刻。
这座查士丁尼大帝献给上帝的礼物，打动我的并不是教堂本身的壮丽，而是这幅残缺的镶嵌画中施洗者约翰的表情。这座教堂的诞生，是三万五千人的暴动与屠杀，教堂建成后又见证了无数次残酷的杀戮与政权的更迭。在遇到耶稣基督之前，施洗者约翰在旷野中生活，穿着粗糙的衣服，吃蝗虫野蜜，过着最简单艰苦的生活，他不会用甜言蜜语笼络别人，最后希律王为了赏赐一个舞女，砍下了约翰的头颅。和画中的耶稣基督相比，施洗者约翰表情痛苦而悲悯，他代表着这个噩梦般的世界里善的哀伤与愁容，他的悲悯随着画作变得残缺，这大概是历史的冲刷成为了艺术品完成的最后一步。 我从教堂的西南门离开，那里还有一幅镶嵌画，内容关于这座城市和这座教堂的连接。在这幅画中，圣母坐在中间，怀里抱着圣婴，君士坦丁大帝拿着君士坦丁堡的模型站在左边，查士丁尼大帝拿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模型站在右边，圣母头部两侧各有文字缩写，意思是上帝的母亲。
君士坦丁大帝希望把这座城市变成新的罗马，旧的罗马城建立在圣徒彼得的身躯上，是彼得的殉难让罗马从此有了基督教的神性，而君士坦丁堡这座新的罗马城，也找到了自己神性的来源，就是圣母。相比于彼得殉难的惨烈，圣母让这座城市更多带着的是哀愁。查士丁尼大帝延续了这一点，这座圣索菲亚大教堂虽然恢弘雄伟，却无不带着阴郁的气息，这是属于女人和母亲的气息，是神圣而苦难一生的气息。
施洗者约翰与圣母，是这座城市阴郁情绪的来源，他们代表的不是使徒时代的希望，而是光明之前最痛苦的一刻，未能得见地上之国的建立。如同我们今天，无法预知这个黑暗的时代是否会过去，亦或这已经是未来之前最美好的时代。
走出圣索菲亚大教堂，正门对面远处就是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通常被称为蓝色清真寺。土耳其有好几座以颜色称呼的清真寺，都是按照装饰瓷砖的颜色命名的。此时已是傍晚，天逐渐暗下来，广场上人不如白天那么多，雨夹雪的寒冷天气让游客们都回酒店了，两座建筑之间若干个喷水池组成的广场上，只有寥寥无几的漫步者。几个街舞少年在清真寺面前的广场上拍短视频，卖面包圈、烤栗子和烤玉米的小贩在等待最后一批顾客，携带冲锋枪的警察在巡逻，同时漫不经心地驱赶一些纠缠游客的乞讨小孩。
我来到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的时候，宣礼塔上的唤拜声响起，整个旧城都能听到这里的声音。一些土耳其人听到唤拜进入清真寺，我也随着众人进入。清真寺内部正在维护中，所以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开放，但可以看到瓷砖长廊和部分穹顶。
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的修建是带着很大争议的，也是奥斯曼帝国扩张的一个拐点。在吉托瓦托洛克和约和对波斯的战争挫败之后，1609年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决定建造一座清真寺献给真主。但这引起了军队和宗教人士的不满，因为以往的苏丹都用战利品来承担建筑费用，但艾哈迈德一世在位时并没有赢得战场胜利，不得不从国库里调用资金建造，在军队看来这是无能的表现，又无法让军人们获得财富，在宗教人士看来这是伊斯兰教反对的奢侈行为。
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的设计参照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拜占庭特色，并加入传统的伊斯兰建筑风格，是奥斯曼建筑古典时期的最后一个大型清真寺。受到建筑地点的限制，这座清真寺的布局不太规则，建筑物的正面面向竞技场，但出入口一个朝向圣索菲亚教堂方向的苏丹艾哈迈德广场，另一个面向南边。
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有六座宣礼塔，这是不太符合礼仪的，被认为是傲慢的表现，因为麦加克尔白天房的清真寺也只有六座宣礼塔，用中国文化来看就是僭越，苏丹于是出资为麦加克尔白清真寺修建了第七座宣礼塔。
我从清真寺的庭院南面通道走出，在出入口的上方有一条人字形铁链。以前只有苏丹才可以骑马进入清真寺院子，但苏丹需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这象征式的动作代表了统治者在宗教面前的谦逊。但是显然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中，统治者对于宗教更多的是功利的妥协，，谈不上真正的谦逊，宗教集团对于苏丹也会在过度宽容和过度严苛之间摇摆。
离开清真寺我走回老城居的旅馆，路过竞技场北面，看到一座和两根石碑的斑驳气质都不太相同的建筑，是一座绿色屋顶的凉亭。这是德皇威廉二世喷泉，它的建造是为了纪念1898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访问伊斯坦布尔。
我从正面台阶上到一个入口小门，但门是锁着的，无法进入。喷泉底座上方有一个由八根墨绿色石柱支撑的圆顶，内部覆盖着金色马赛克，马赛克中有八个字母组合的图案，代表了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和德皇威廉二世的政治联盟。在圆顶内部中有四个图案，苏丹的纹章写在绿色背景上，在其他四个图案上，威廉二世的符号“W”写在蓝色背景上，在“W”上有一个皇冠，在它下面写着“II”。
喷泉外墙有一块青铜牌子，上面是威廉二世的德语题词，大概意思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赠予这座喷泉，以纪念他在1898年秋天拜访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座建筑是在德国修建的，1900年分解运输并在竞技场上组装完成。
在威廉二世担任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时候，德国处于扩张期间，威廉二世热衷于出国访问，而奥斯曼当时面临欧洲国家的围堵，还有俄国的直接军事威胁，除了时而变卦的法国之外几乎没有朋友。于是在这一时期，德国和奥斯曼的关系开始密切，威廉二世在1898年前往伊斯坦布尔，拜访了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威廉二世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建造从柏林连接波斯湾的巴格达铁路，并将通过波斯进一步通到英属印度。这条铁路可以提供从欧洲到亚洲的快速通道，便于德国的贸易出口和军事活动，同时打开英国的势力范围封锁。
然而，就在威廉二世出访的这一年，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去世，原本保守而稳健的外交政策开始变得冒进，最终把德国拖入了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与奥斯曼成为不远不近的盟友关系。很难说奥斯曼与德国结盟是否明智，但显然当时英法俄都对奥斯曼有领土要求，英国希望让美索不达米亚和汉志的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法国希望获得地中海沿岸的势力范围，俄国则一面试图从高加索南下，一面策动奥斯曼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分离，德国反而是对奥斯曼最友好的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德国的支持，奥斯曼帝国在加里波利和伊拉克取得了短暂的重大胜利，一度让英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俄国因为国内革命退出战争之后，似乎胜利就在眼前，然而美国的参战扭转了局势，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在东方的大片领土，这就是后话了。
从威廉二世喷泉经过一个向上的斜坡向北走，穿过上面提到的较小的那座地下水宫，我走到了有轻轨站的主干道。这条主干道再往北就进入大巴扎了，街边有一根高大耸立的君士坦丁纪念柱，是这一片地区的地标。纪念柱所在的小广场是巴扎的入口，聚集了大量的游客，石柱周围撒满了面包屑，引来大量的鸽子供游客拍照。
这根纪念柱是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下令修建的，用来纪念拜占庭改名新罗马，成为罗马帝国的新首都，这根纪念柱也是君士坦丁大帝几乎唯一的遗留。今天的君士坦丁纪念柱早已不是最初的样子，我们只能在记载中得知，这座柱子原本顶部是君士坦丁本人的雕像，采用罗马阿波罗神的形象，手里拿着一个球，据说里面含有真十字架碎片。君士坦丁纪念柱的底部是一个神龛，保存的圣物有：在各各他与耶稣基督一同被钉的两个强盗的十字架，发生饼和鱼奇迹的筐，抹大拉的马利亚为耶稣洗脚的雪花石膏油膏罐，来自特洛伊的雅典娜木制雕像。
1106年的大风吹倒了雕像，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在顶部安放了十字架取代雕像。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同样抢劫了这座柱子，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土耳其人取下了十字架。石柱上面的环形金属箍是16世纪加上的，作用是为了防御地震倒塌，然而1779年的地震和大火摧毁了君士坦丁纪念柱周围的街区，这根柱子被烧焦成了黑色。之后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进行了修复，增加了砖石基座，也就是现在的样子了。我在石柱的顶端可以看到希腊文铭文：虔诚的统治者，恢复了上帝被时间摧毁的作品。Manuel, the pious ruler, restored this God’s work destroyed by time
关于这根柱子上方的雕像是否真的是阿波罗的样子，目前在历史学界还有争议，君士坦丁大帝选择了基督教，是否意味着他放弃了罗马帝国原本的多神教信仰？他把自己的纪念雕像设计成阿波罗的样子，是否又在基督徒和原有的罗马民众之间取得平衡或妥协？在君士坦丁大帝极具象征含义的胜利中，他自称在天空中看到了十字架，这或许只是他为自己的宗教政策赋予了一些具有戏剧色彩的合法性。
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还遗留着几根其他的罗马皇帝树立的纪念柱。阿卡狄乌斯石柱今天只剩下基座的部分，在大巴扎妇女市场附近，被包裹在建筑之间。马尔西安石柱基本完好地保存着，上方原本有皇帝马尔西安的雕像已经不在了，但老鹰样式的柱头还在，下方还能看清楚一部分天使形象和桂冠的浮雕。马尔西安是狄奥多西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在他统治时期东罗马相对和平，而西罗马则是持续战乱。
我从君士坦丁大帝搬来竞技场的三头蛇祭坛开始，到帝国鼎盛象征的狄奥多西方尖碑和圣索菲亚大教堂，到被第四次十字军洗劫的墙柱，到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拐点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再到帝国最后挣扎时期的威廉二世喷泉，最后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大帝树立的纪念柱。这片面积不大的街区浓缩了从君士坦丁大帝定新都到奥斯曼帝国黄昏这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
晚上回旅馆的路上，我经过一片街区公园，老树枯枝上落满了乌鸦，我走进公园里，成片的乌鸦骤然飞起。这座城市的乌鸦，一代代目睹了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和他们建立的庞大帝国，从开始到结束，一层掩埋另一层。
二．东方与更东方
按照我旅行的习惯，总是会试图建立起目的地与我故乡之间的联系，顺着这条线索去慢慢挖掘探寻，然而在伊斯坦布尔，我一开始却并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在伊斯坦布尔的每一天，我都沉浸在一种特别的情绪中，这座城市的历史就是关于东西方的矛盾与接纳，但那又隔绝了我这个真正的东方人。
这座城市的本地人确实很热情，我之前在马来旅行还会遇到一些冷脸的情况，但在土耳其，即使由于语言问题互相不理解，对方也会很友善地微笑。我经常在路边的小茶摊喝茶，坐在这里的全是男性，夜晚大家坐在路边的小板凳上，挤成一堆堆。
当地人看到东亚面孔很乐意搭讪聊天，他们的问题除了我来这做什么，去哪些地方玩之类的游客话题之外，还会小心翼翼和我讨论一些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话题。土耳其人对中国新疆的人道主义危机比较关注，他们可以通过欧美和土耳其本土媒体了解新疆的信息，但对中国其他方面又不是很了解。在当地的电视台节目中，除了土耳其国内新闻之外，主要是与美国的关系和中东（尤其叙利亚）局势，基本没有中国的内容。
伊斯坦布尔没有唐人街，但是有中国餐厅，尤其有不少新疆餐厅。在本地的中国朋友说，这里的中国人很多是维吾尔族或者回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因为饮食习惯和宗教文化更相近，容易生活下来。我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遇到打招呼的人，对方总是先用日语问好，当我说自己是中国人之后，对方才会说你好。普通土耳其人对中国文化相对还是比较陌生，对日本和韩国的流行文化喜欢的人会更多一些，特别是韩剧和日漫，年轻人会比较喜欢。
历史上中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并没有很直接的来往，由于帖木儿帝国和萨菲波斯的间隔，双方只是通过中间的各个汗国和商团间接来往，谈不上帝国之间的正面交流。
直到清朝时期，由于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对新疆地区的征服，同时由于俄国向东方扩张，使得清政府开始对奥斯曼帝国产生了一点兴趣。清政府此时开始统治新疆穆斯林地区，面对的很大问题就是文化陌生，伊斯兰文化区域与满洲人相对熟悉的蒙古和西藏都不太一样，而奥斯曼苏丹是伊斯兰世界哈里发，清政府希望了解奥斯曼帝国到底对新疆穆斯林地区有多大的影响力。
在1732年，大清国派遣使团前往俄国，确认俄国会在清政府对准噶尔蒙古的军事行动中保持中立，借此机会大清国使团请求俄国帮忙联系奥斯曼帝国，希望前往奥斯曼帝国访问。但是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是敌对国家，当然不愿意帮助这个忙，而清政府的决心也没那么大，这事就此算了。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蒙古土尔扈特部落曾经与奥斯曼帝国保护国克里米亚汗国交战，在土尔扈特部落迁徙到大清国之后，乾隆皇帝询问过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但由于波斯的阻挡，双方也没有实际交往。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真正对中国产生兴趣要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由于欧洲强国的挤压，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向中亚地区延伸生存空间，并且开始萌生泛突厥主义，包括对新疆地区进行渗透，这就是另一段故事了。到了十九世纪末，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中国革命党人的注意，革命党人发现了土耳其与中国的相似处境，希望土耳其的革命可以为中国革命提供一些学习的素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康有为在1908年游历伊斯坦布尔之后写的《突厥游记》，在康有为的翻译中，他将奥斯曼帝国称为突厥，以此来建立土耳其和中国的历史关联，进而阐述土耳其革命的参考意义。
在土耳其军事博物馆，有一个展馆为中土之间这种陌生而又不太愉快的来往画了一个时代的句号，就是朝鲜战争。这场战争与二战后和土耳其有关的几场局部战争（比如塞浦路斯冲突）放在一个展馆里，没有太多展品表现与中国志愿军的直接战斗，侧重与韩国平民的友好相处上，比较多的照片都是与韩国儿童的合影。
为了加入北约，朝鲜战争中土耳其投入相对很大，相比于出工不出力的加拿大和干脆不怎么出工的法国，土耳其军队派出的人数在联合国军中除韩国外排在美英加之后的第四位，而阵亡人数则排在了美英之后的第三位。
在军事博物馆朝鲜战争展馆中，提到了土耳其旅与志愿军的三次交战。第一次是军隅里战役，土耳其军队被派去掩护美军撤退，虽然在这次战斗中联合国军是失败的，但是土耳其旅的支援挽回了更大的损失，在展馆中提到麦克阿瑟对土耳其旅的评价：土耳其人的英勇战斗使联合国军有机会撤回安全地带。
第二次是著名的汉江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土耳其旅全线投入，也是志愿军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在我国的记载中，确认了战斗的激烈与对手的实力，但没有格外突出土耳其旅。在土耳其方面的展馆中，这部分作为土耳其旅的重大胜利进行讲述：土耳其旅有218人阵亡，455名士兵受伤。在休整了大约20天之后，他们于1951年1月6日被重新送往前线。根据命令，他们占领了汉江的坚固山丘。经过两天的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用刺刀突围。土耳其旅的这一成功改变了战争的方向，并使计划从朝鲜全面反攻的联合国部队转变为有利的一方。美国国会授予土耳其旅“优秀联邦勋章”，并在战斗发生的山上建造了“土耳其胜利纪念碑”。
最后一场交火是1951年5月13-19日的汉城防御战，中国方面称为马踏里西山之战，展馆是这样描述的：朝鲜军队于4月22日在中国军队支持下发动攻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到达了首尔。土耳其旅在很短的时间内采取了一切防御措施，在5月18日至19日的战斗中击退了9次攻击，这些阵地被称为土耳其堡垒。
我在这个展馆时，正好有一群伊斯坦布尔当地中学生在集体参观，一位馆员在做讲解。他看到我之后热情地打招呼，问我是不是韩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尴尬地笑了笑。我知趣地走开，毕竟当着曾经“敌国人”的面讲述两国交战的历史，无论我是否能听懂土耳其语，大概都是令人尴尬的。
在土耳其的海军博物馆中，我发现了几件日文的展品。包括日本海军军旗，几封汉字的书信、一张日本帝国外务大臣签发的证件，书信和证件上面的人名叫山田寅次郎，日期是明治廿七年（1894年）。还有一幅书法作品，落款署名也是山田寅次郎，这几件展品是日本与奥斯曼的外交见证。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没有奥斯曼帝国的称呼，而是称为土耳其国或土耳其帝国。
1871年，日本政治家福地源一郎出访欧洲，顺路访问了奥斯曼帝国，这是日本与奥斯曼第一次正式接触。1890年，奥斯曼帝国派出了650人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日本，在日本停留三个月后准备返航，结果在从东京驶往神户途中遭遇台风，船队在和歌山县附近因为躲避台风而触礁遇难，整个使节团只有69人幸存。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这次海难的善后，救助伤者、打捞遇难者遗体遗物、整理船只残骸，并且派出两艘军舰护送遇难者遗体和幸存者回到伊斯坦布尔。在回去的船上有一位新闻特派员，叫野田正太郎，他在土耳其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第一个日本穆斯林。同时还有另一个日本穆斯林，就是山田寅次郎，他是一位日本企业家，在海难之后筹集了一笔捐款亲自送到伊斯坦布尔，奥斯曼苏丹接见了他，在奥斯曼期间他主要负责沟通两国的通商事宜。
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交界之际，各国知识分子都在探索本民族的民族主义方向，一些鞑靼和土耳其学者提出了图兰主义的概念。图兰是波斯语中对中亚的称呼，图兰主义者把阿姆河以北的乌拉尔-阿尔泰民族称为图兰人，涵盖范围从匈牙利到日本（匈牙利人提出图兰主义是出于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抵触）。这是日本和土耳其在民族层面的一次连接尝试，今天土耳其的一些极右组织依然将图兰主义作为参考理论。
如果说到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对中国的影响，还有一个隐藏的彩蛋，在马尔马拉海的王子群岛上。乘坐渡轮半个小时，我到了王子群岛中最大的比于卡达岛上，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在比于卡达建造了宫殿和修道院，很多贵族和宫廷女眷都被流放到这座岛上，岛上的圣乔治修道院希腊教堂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
我上岛沿着别墅区往西走，经过几座废弃的大房子，走到一个岔路口发现一条向海岸延伸的小路，这条路一直走到头，可以看到一个被围住的院子，这里是国际共运领袖托洛茨基的故居。现在这座楼已经是废弃倒塌的危房，我只能翻墙进入，里面满是杂草和灌木，房子已经破损得只剩下断壁残桓，地面还有很多凹陷，顶棚几乎完全没有了。
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流亡到伊斯坦布尔，就住在这栋房子里，直到1933年7月离开。在托洛茨基住在这里的第一年，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刘仁静，来到这座岛上拜访托洛茨基，带回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指示文件《中国革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
我穿过这栋房子仅剩的墙壁走到阳台上，脑海中想象90年前，托洛茨基和刘仁静在这栋屋子里聊了什么。在伊斯坦布尔的两个人，心中惦记的是俄国和中国，而中俄这两个注定纠缠在一起的国家，因为国际共运在伊斯坦布尔这样被连在了一起。之后的故事，刘仁静回国后不久就因为组织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之后投靠了国民党，共和国建立后忏悔，平静活到了1987年，托洛茨基则于1940年在墨西哥被刺杀。
虽然托洛茨基曾经流亡在伊斯坦布尔，这却仅仅意味着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对流亡人士的宽容，而不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宽容。早在1920年土耳其共产党就已经在巴库建立，但在土耳其国内一直处于非法状态，被禁止活动，人员也遭到凯末尔政府的抓捕。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左翼人士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联系。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因为创办左派刊物被捕，1926年出逃苏联，之后一直进行文学创作。希克梅特有一首诗叫做《蒙娜丽莎与Si-Ya-U》，这个Si-Ya-U指的是中国革命诗人萧三，两人1922年在莫斯科相遇，1927年上海工人起义被镇压，希克梅特以为萧三牺牲，写下了这首诗，实际上萧三没有死，他们后来再次相逢，在1951年授予希克梅特“国际和平奖”的典礼上，萧三还进行了发言。
离开托洛茨基故居，我在岛上散步，走到两座山丘之间，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木制废弃建筑，这座建筑是希腊东正教孤儿院，是欧洲最大世界第二大木结构建筑，1898年时设计为一座豪华酒店和赌场，但苏丹没有批准执照，后来被一位希腊慈善家买下来送给东正教普世牧首教会，1903年开始作为孤儿院使用。1964年塞浦路斯局势恶化，土耳其政府开始压制东正教会，关闭了这座孤儿院，80年代一场大火毁坏了这里。2012年土耳其政府把孤儿院还给希腊社区，但一直没有钱修复。
在从王子群岛回到伊斯坦布尔城区的渡轮上，海鸥在寒风中追逐着我们的船，我意识到在伊斯坦布尔寻找“东方”无疑是一次徒劳的旅程，我未见到更多东方的痕迹，更不用说移民社区，即便是同为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印度和马来，也几乎未见于这座城市中。显然，伊斯坦布尔的东方更多的是作为西方的反面，如同将欧洲以东的一切称为亚洲一样，更多的是一种有序对无序的归类，在后续的东方主义的发展中，这无疑是最值得探讨的部分。
在我回到伊斯坦布尔城区的时候，一连半个月的冬雨天难得出了太阳。塔克西姆广场上，一群老人来给革命纪念像献花，在这座象征着当年独立与世俗革命的广场旁边，一座高大的清真寺被建起，俯视着纪念像。
这是对中国人来说完全不陌生的一幕，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大家在集体右转，中国与土耳其都在相近的年代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完成了帝国向共和国的转变。康有为在游记中将伊斯兰教与儒教比较，试图探讨两国的相似处境，如何在保留自身文化核心与信仰的前提下接纳现代化。在今天，土耳其国内的宗教保守势力上扬，中国的新国学新儒家也在兴起，同样沸沸扬扬的也是两国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让我意识到，与其探讨土耳其与中国的历史连接，不如思考两国在近代的革命与民族主义。有人说年轻人改变世界，后面还有半句，不久再被改回来。 中国与土耳其曾经都是帝国，帝国是没有边界的，也没有明确的民族区分，是基于对君主法统的认同和效忠。这意味着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是汉人的国家，而是君主的国家。同样，被认为是外族统治的清朝，在定都北京之后，也不再是满洲人的国家，君主很快背叛了满洲人的传统贵族体制和本土乡亲们，继承了中国原本的君主法统。
对于土耳其来说，在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之前，这个国家从来不属于，也不该属于土耳其人，奥斯曼苏丹从来不是土耳其人的君主，而是奥斯曼帝国全部民族乃至全世界穆斯林的君主。在从帝国最终变成共和国的过程中，土耳其失去了原本的宽容，变成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当然这是全世界的转变，中国与土耳其的不同，是经历了排斥民族主义的共产革命时期，然而今天共产革命式微之后，汉民族主义开始抬头。
我每到一座城市总喜欢打开短视频，看一下当地人喜欢拍什么看什么，这也是了解当地生活的一种现代方式。在中国人发明的TIKTOK上面，土耳其人很喜欢发表他们对祖国、国旗和国父凯末尔的热爱，这样的视频总会点击很高，评论中人们纷纷称赞，这和中国又很像。或许在一个侧面，为两个国家建立了新的关联。
虽然我在伊斯坦布尔没有找到更东方的文化，但是在另一个方向上，这座城市又的确包容了周围的世界，至少是半个世界。
三．多族群的精神空间
在中国，人们提到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常常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让民众对苏丹不满，然后推翻了苏丹建立了共和国。但在土耳其国内，人们的称呼是土耳其独立战争，奥斯曼帝国战败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这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民众把战败的责任归咎为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恩维尔、杰马勒和塔拉特，而不是苏丹本人。真正让民众对苏丹不满的，是苏丹接受了屈辱的《色佛尔条约》，导致希腊入侵土耳其的领土。之后，土耳其在凯末尔领导下反抗外国侵略军，迫使协约国签署对土耳其更有利的《洛桑条约》，获得民族独立。我在伊斯坦布尔试图寻找曾经奥斯曼帝国多族群精神世界的遗留，不得不说，在土耳其经过独立革命完成民族主义倾向之后，这种曾经的多元族群精神是不断退散的。
伊斯坦布尔的少数族群主要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再加上十月革命之后到来的俄国人，和近些年的阿拉伯（主要是叙利亚）难民，当然还有从东部来的库尔德人。在伊斯坦布尔，我没有找到更加东方的宗教场所，比如佛教、印度教、锡克教等等，也许有小的移民社群自己的场所，但大概没有大型宗教建筑，此外也没有找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堂，所以我首先想去拜访的是希腊和亚美尼亚的教堂，去了解他们的精神场所。
作为一个短暂旅途的外国人，想要了解土耳其的少数民族是很难的事情，一些提问本身就是敏感而失礼的，最多只能得到礼貌而敷衍的答复。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土耳其国内的少数民族都与土耳其人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历史，除了东南部的库尔德人问题之外，希腊、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历史上都与土耳其有过冲突。然而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主要任用的官员和将军大多是基督徒归化的，其中希腊人和巴尔干人又占了大部分，这使得土耳其的少数族裔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
在伊斯坦布尔，我最先找寻的是亚美尼亚人，这也是我最先想到的。由于历史上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有着复杂的纠葛。但是，这个问题在土耳其官方有不同的解读，认为是亚美尼亚人首先背叛祖国，与俄国人勾结分裂，才被驱逐强制迁移，期间的流血事件主要是与库尔德部落的摩擦。
我想了解在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是怎样的生活，最好的方式是在弥撒的日子拜访亚美尼亚教堂。伊斯坦布尔的几座亚美尼亚教堂主要集中在亚洲区，从苏丹艾哈迈德区需要乘坐渡轮到达。冬日的清晨，马尔马拉海的渡轮上，海鸥伴随着船只，这座城市美得如同世上所有冷傲的一切。
亚美尼亚人（包括一部分希腊人）有一点中国回族的感觉，这让我觉得有种莫名的熟悉，他们的一部分教堂（特别是小型的社区教堂）也有点像中国的一些清真寺，只在宗教活动时才开放，平时都是锁上的，而且内部不允许拍照，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强力国家里少数族裔通行的敏感性。他们与中国回族同样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一旦双方开始交流，就会格外热情，处在一种渴望外界认同又谨慎面对外界的矛盾心理中。相反土耳其的清真寺大多非常开放，除了少数景点有人维持秩序外，通常随意进出拍照，但人们的态度相对比较平静客气，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热情，这倒是有点像中国的佛教寺庙。
我去拜访的这座教堂叫做Surp Garabed ermeni kilisesi施洗者约翰亚美尼亚教堂，建造时间大概在1555年左右。最初是一座木制教堂，1617年重建在今天的位置上，后来经过1727、1844、1888三次重要的重建和修复。在1888那次重建中，教堂改为石头结构，也就成了现在的的样子。
施洗者约翰教堂门前有一个院子，我从外面街上看到教堂主楼为灰白色墙面，正面面向街道，主楼有三层窗子，屋顶屋顶装饰有巴洛克式的雕塑，瓷砖覆盖的屋顶向两侧倾斜。主楼两旁是两座钟楼，在钟楼下方有通道通向两旁的庭院。
经过一道不太起眼的小门，我走进教堂庭院，教堂正门是带浮雕的黑色铁门，门檐上方有石雕，内容是亚美尼亚文，我看不懂，只能从上面的数字分辨出大概讲的是这座教堂在1888年的那次重建纪念。我推开门走进教堂，里面是一个宽敞的长拱顶空间，大概隔成三部分，最前方高于地面，有一个圆形蓝顶拱形空间，是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两侧都有圆形拱形壁龛。教堂中殿两旁是窗子和圣像画，上方悬挂着非常漂亮的大型吊灯。
一位老人走过来接待了我，示意我可以进入旁观，但不能拍照和打电话。我到场的时候弥撒已经开始了，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位坐下。教堂里弥漫着焚烧乳香和没药的烟雾，带着这两种香料混合后特有的酸味。教堂里人并不多，大概只有二十多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有三分之一是女性。 在教堂前方的台上，一位身着绿色长袍的神职人员在主持仪式，带领大家吟唱赞美，他的周围还有穿着白色长袍蓝色披肩的人员辅助，台上另有两个小男孩举着圣器。仪式结束后，人们排队到台前，亲吻神父手中的圣像画，然后教堂人员们回到后台更衣，其他人逐渐离去。
在弥撒之后，我在教堂的庭院里散步，院子里有一群小男孩在踢球。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邀请我和大家一起共进午餐，我们走进教堂旁边的一间屋子，屋里面大多是中老年男性，还有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在为大家准备食物。他们吃的是一种类似面条的食物，口感却有点像米粉，在一个盛满了红油汤的碗里，里面还有鸡丝，配着面包食用。一位长者为我碗里加上辣椒和柠檬汁，这就有了酸辣粉的感觉。
那个小女孩坐在我对面，大概是对东亚面孔感到好奇，总盯着我看。她妈妈和其他长者告诉我很少有中国人来到这座教堂，偶尔有一些欧美国家的游客来。日常来教堂参加活动的都是亚美尼亚人，他们彼此之间也都认识，每周弥撒来到这里，更像是社区聚会。这些亚美尼亚人大多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从没去过亚美尼亚，我问他们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还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给了我一个聪明而不失礼貌的回答：土耳其国籍亚美尼亚人，那一刻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像我国的穆斯林同胞。
在这座教堂不远处还有另一座亚美尼亚教堂，可惜没有开放，叫做surp hac ermenikilisesi圣十字教堂。这座教堂最初是一位叫亚伯拉罕的神父在1676年建成，在教堂靠近街道的一道小门上有名字和修建日期。这座教堂经过了多次的翻修和重建，到了1892年，亚美尼亚教会搬到这里，教堂开始作为教会的办公场所使用。虽然圣十字教堂在2017年12月重建完成后重新开放，但我去的时候无人应答。
上面我走过的两座教堂相对比较冷清，周围街区人也很少。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区，还有一座相对热闹的亚美尼亚教堂，这座教堂恰好在最繁华的鱼市场旁边，叫做Surp Takavor ermeni kilisesi圣王教堂。我来到鱼市场，本以为需要找上一阵子，因为这座教堂在照片上的样子并不醒目。但到了现场发现其实非常好找，就在鱼市场旁最繁华的小广场街边，灰白色的主楼倒是不起眼，但是一座棕色木制哥特式钟楼非常显眼，是这座小广场的地标。门口有一个卖花的老奶奶，在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伊斯坦布尔街头卖花的大多是罗姆人，也就是吉普赛人，他们的信仰非常可疑，会为了获得福利而皈依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
圣王教堂建于1722年，最初是一座很小的教堂，后来经过捐助扩建，在1814年开放供奉，现在这座建筑是1858年火灾后重建的，外观与亚美尼亚古典建筑不太一样，显得更加现代。
由于是非宗教活动时间，教堂是关门的，但可以进入院子，只是不能进入楼内。我推开门进去，教堂内没什么人，我走进院子里，看到有几座石棺，上面刻着亚美尼亚文，还有一座四脚带着精美的天使雕刻的石棺。教堂的钟楼结构有点特别，在教堂主楼大门正对面，教堂大门外是一个玻璃空间笼罩着门厅，同时连接着钟楼的下方，门厅内摆着圣像画和圣器，其中一角还有耶稣降生的模型布景。
在这座教堂旁边，广场的另一方向是一座希腊教堂，叫做Ayia Efimia希腊东正教堂，建于1694年，1830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扩建了教堂。教堂在一个封闭的庭院中，外部高墙环绕，面向广场的是一扇白色的小门，门檐上方是十字架，从墙外能看到灰色石头建造的钟楼，位于教堂的西南部在正面的庭院中。由于同样是非宗教活动时间不开放，我也就没有进入。
在我之前拜访的那座亚美尼亚教堂周围，也有一座希腊东正教堂，叫做Profiti ilyakilisesi先知以利亚教堂。我从亚美尼亚教堂出来的时候想顺便拜访一下，我走进面向街道的大门，是一个很宽敞的院子，院内的地面上铺着一些墓碑，被铁链围了起来，上面的文字很难辨认清楚。教堂由石头制成，覆盖着拱形圆顶，外部墙面是黄色的。教堂正面一层是突出的门厅，红色木制墙面，正面二层是淡黄色墙面带着红边装饰。在院子左侧是钟楼，旁边有是废弃残破的红砖墙面。
我去教堂拜访的时候，弥撒刚刚结束，门厅里摆放着餐桌，看起来是人们参加弥撒后在这里吃午饭，有两三个人在打扫卫生。教堂的神父接待了我，告诉我这是一座希腊教堂，常来的大多是居住在这片街区的希腊居民，但遗憾弥撒结束了，不方便让我单独参观，而且教堂内部不能拍照。他让我记下弥撒的时间，告诉我在伊斯坦布尔很多教堂都是只有弥撒时间才开放的。按照工作人员的介绍，这座教堂最初的建设日期并不清楚，在1804年被毁坏过一次，之后进行了重建。
值得一提的是，当对方跟我说Greece的时候，我并不懂这个词是希腊的意思，但我一着急说出汉语的希腊时，对方听懂了，并且很高兴。我这时意识到一个问题，Greece是英语中的希腊，这个词来自罗马人对希腊地区的称呼，后来通过作为词源变成欧洲国家的通用叫法。而中国翻译的希腊这个名字，反而更接近希腊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Hellas，所以我用汉语说出希腊这个词时，对方听懂了，并因为我作为外国人使用希腊人自己的称呼感到高兴。Hellas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Hellen，他是丢卡利翁和皮拉的儿子，丢卡利翁是埃庇米修斯和潘朵拉的儿子，皮拉是普罗米修斯的女儿，这个称呼是希腊人对祖先和神话的传承。
提到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就要去法那尔希腊正教学院，这是伊斯坦布尔最负盛名的一所希腊正教会学校，成立于1454年，长期是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主要是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就读的学校，现在这座建筑建于1883年，是一座红色的城堡建筑，非常高大壮观。但我去的时候，整座建筑正在维修中，周围被高高的红墙围住无法参观，好在旁边的另一座小教堂更加吸引我，就是蒙古圣玛利亚教堂。
蒙古圣玛利亚教堂的正门不太好找，很容易被视为法那尔学院的一部分，我绕着学院的高墙走了一圈，才发现这道不起眼的小门和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的土耳其文门牌写着圣母玛利亚希腊东正教堂。
这座教堂其实很小，但有一个很独特的红色塔楼，矮粗的造型更像一座水塔，上面是覆盖红色瓦片的锥形屋顶。由于18世纪之后的不断改建，这座教堂保留的拜占庭原建筑并不多，原本的教堂是一个十字型，后来向西部和南部进行了扩建，现在东部和北部的两个圆拱形是老样子。教堂的圆顶位在由四个半圆顶组成的十字上，四根柱子支撑起的钟楼是后期才修建的，有两座钟外露悬挂。
这座教堂平时不开门，需要按门铃，一位看门老人接待了我。我走进教堂室内，看门人先带我看了教堂内保留的穆罕默德二世和巴耶济德二世的手谕法令，法令宣布将这座教堂的所有权归属希腊社区。教堂内有大量的圣像画，相当一部分被银制表皮覆盖以保护圣像。
蒙古圣玛利亚教堂是伊斯坦布尔唯一未曾改为清真寺，并且始终保持开放的拜占庭希腊正教会教堂。公元7世纪初，拜占庭皇帝莫里斯的女儿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山坡上建起了修女院。在第四次十字军后的拉丁帝国期间，修女院被摧毁。1261年，拜占庭夺回该君士坦丁堡之后，米海尔八世的舅舅艾萨克重建了这座建筑供奉圣母。
1281年，米海尔八世的女儿、伊尔汗国君主阿八哈的遗孀玛丽亚·帕列奥洛吉娜，在阔别15年后回到君士坦丁堡。这位玛利亚公主命运很坎坷，她是个私生女，在米海尔八世统治时期，正好是蒙古帝国西征之后，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建立了伊尔汗国，米海尔八世希望和伊尔汗国保持友好关系，准备将玛利亚嫁给旭烈兀，以换取蒙古人的友好，最好能获得更多基督徒。然而玛利亚前往途中，旭烈兀就去世了，于是玛利亚嫁给了旭烈兀的儿子阿八哈。在阿八哈去世后，玛利亚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她重建了修女院和教堂，在此隐居直到去世，此后这座教堂就得到“蒙古人”称号。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当天，这座教堂周围的希腊人对奥斯曼军队拼死抵抗到最后。因此，这座教堂也被称为为流血教堂，从金角湾通往这座教堂的道路被称为旗手坡，以纪念在此战死的奥斯曼旗手。
如果说对于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更多的是在这座城市在奥斯曼时代对基督徒的宽容，那么有一座清真寺则可以体现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穆斯林的召唤，就是阿拉伯清真寺。在前往这座清真寺之前，我要先找到这座清真寺周围一座更明显的地标——加拉达塔。 我从苏丹艾哈迈德区徒步前往佩拉区，经过加拉塔大桥，上面都是垂钓的人，很多卖茶水和鱼肉三明治的小贩在人群中穿过，那里的鱼肉三明治真的好吃极了。这座大桥上是一个瞭望整座城市的绝佳地点，望向佩拉区的，最标志性的是加拉达塔，这座塔与其走到近处，不如从远处观看。
谈到加拉达塔，就要涉及到亚平宁半岛两座竞争城市威尼斯和热那亚。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地中海上是商业竞争对手，一直在君士坦丁堡地区有积极的商业和军事存在，这使得他们往往成为西欧与拜占庭、拜占庭与土耳其、土耳其与西欧之间的撬动点。今天的加拉塔地区属于伊斯坦布尔市一部分，但是在最初这里是一个独立的城市，是热那亚人的殖民地。
我在前文提到参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洗劫君士坦丁堡的就有威尼斯人，而热那亚人则是站在了拜占庭帝国一边。热那亚与拜占庭达成了协议，帮助米海尔八世夺回君士坦丁堡，交换条件是热那亚人获得了贸易殖民地，并修筑围墙和其他建筑。加拉达塔就是这个时候修建的，在1348年建成时是君士坦丁堡最高的建筑物，这座塔是周围热那亚城堡防御工事的顶点。
在奥斯曼帝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海峡对面的热那亚人表面上中立，但有志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协助守卫城墙，而奥斯曼人也不介意，双方保持了明面的礼仪。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热那亚人也随之投降，虽然保留了一些贸易特权但是地位不如从前，此后在奥斯曼宫廷里受到苏丹待见的，是热那亚人的老对手威尼斯人。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加拉达塔的上半部分经历过数次修复，从1717年开始用作观察火情的了望塔。现在这座塔成为了一个很好的观光景点，人们排队到达塔的最高处眺望整座城市。
加拉达塔周围，是相比于老城区更加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街区，这种现代感让我更加孤独。对伊斯坦布尔来说，现代意味着荣光的褪去，对我来说，现代意味着厚重时间的压抑被释放。有的人会获得自由，有的人只会钻入岩石的缝隙中，寻求另一种压抑让自己舒服放松，如同一只失去了外壳的海螺。
午餐，我在加拉塔萨雷的鱼市场里吃章鱼。当地人把章鱼的皮剥掉，切成小段，放在一种醋和香料混合的调料中浸泡，吃到嘴里特别酸又有柔软中的嚼头，这种刺激性的味道和橡胶一样的口感，就是吸引人们去吃，这世上大部分令人上瘾的东西，都源于人的自虐，包括活着本身。 午餐后离开鱼市场，我来到伊斯坦布尔一座曾经属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天主教堂，帕多瓦的圣安多尼圣殿，也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堂。现在这座建筑是1912年建成的，教堂门口扭曲的耶稣受难十字金属塑像很有后现代风格，像一件装置艺术作品。院子里有一座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铜像，若望二十三世在当选教宗之前，是梵蒂冈驻土耳其大使，他曾在这座教堂布道10年。
以加拉达塔为坐标经过加拉塔大桥之后往西走，在金角湾北岸，是一片遍布工匠店铺的街区，阿拉伯清真寺就在其中。我沿着狭窄的街道穿过一排排店铺，从远处看到一座红砖尖塔，这座尖塔不像清真寺的宣礼塔，倒是有点像哥特式教堂的钟楼，通过增加圆锥形屋顶改造成尖塔，实际上阿拉伯清真寺就是由教堂改建的。
这座建筑最早是一座多明我修会的修道院，在奥斯曼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根据奥斯曼帝国与热那亚共和国的协议，这座教堂暂时仍留在热那亚人手中，但之后被改造成加拉塔清真寺。1492年，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将这座清真寺交给逃离西班牙宗教迫害而迁移到伊斯坦布尔的西班牙阿拉伯裔穆斯林，因此改成现在的名字——阿拉伯清真寺。到了18世纪，这座清真寺进行了改建，建成了庭院和水池。
清真寺的入口是一个尖拱门，我从钟楼下面的拱门进入，在通道里的墙壁上可以看到保留的曾经教堂的痕迹，有一些石雕柱头，还有大门的石头装饰，上面带着花纹和盾牌狮子的纹章图案。
我走进院子，可以看出这座清真寺由教堂改建的痕迹，与其他的拜占庭风格教堂并不相似，但又不是典型的哥特式。进入清真寺内部，我发现里面更有特点，传统的清真寺通常内部横向比较宽而不太追求纵深，因为按照伊斯兰教礼拜习惯，礼拜站位越靠前回赐越多，为了满足人们尽量靠前站的需要，清真寺内部都会注重横向的宽度。
但这座阿拉伯清真寺由于原建筑形态的问题，反而是纵深很长，宽度很窄，是清真寺中很少见的长条形，内部用两排柱子将中殿和过道隔开。清真寺内部没有常见的高拱顶和吊灯，反而是平坦的木制屋顶，显得高度很低，这是1913年的修复结果。同样在清真寺最后方，当年作为教堂时的大门也还保留着。总之这是伊斯坦布尔所有教堂改建的清真寺中，风格比较独特的一座。
今天伊斯坦布尔接纳了许多阿拉伯难民，然而在历史上讲他们本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策动了阿拉伯地区的分离运动，最终阿拉伯地区脱离了奥斯曼帝国，形成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汉志（沙特）。当然这里面原因非常复杂，既因为之前亚美尼亚人的反叛，让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产生猜忌，也有一战时期欧洲殖民者对阿拉伯地区的渗透压力。
今天这座阿拉伯清真寺中的礼拜者不都是阿拉伯人，大部分还是土耳其人，然而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人的确是越来越多的，他们集中于比较传统的法蒂赫区。这些阿拉伯人很多来自叙利亚，在伊斯坦布尔还有一座叙利亚教堂。
我按照地图找到了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由于附近在进行街区改造，不是很好找。教堂是黄褐色的墙面，并没有特别的样式，如果不是有一个带十字架的楼顶，很容易错过。在我按了门铃之后，一位神父接待了我，他是个库尔德人，很热情并且健谈。神父告诉我这是一座东仪天主教叙利亚教会的教堂，教会日常使用的是阿拉伯语，圣经也是阿拉伯文的，这位神父说在伊斯坦布尔有大概两千多个叙利亚基督教家庭，大概有一万八千人。
东仪天主教会指的是使用东方礼仪的天主教会，目前有23个教会组织，都各自保留了与其历史有关的礼仪和神学理论。东仪天主教会按照礼拜仪式分成亚历山大礼拜仪式、安提约基亚礼拜仪式、亚美尼亚礼拜仪式、迦勒底礼拜仪式、拜占庭礼拜仪式，其中叙利亚天主教会就隶属于安提约基亚礼拜仪式。
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是伊斯坦布尔叙利亚天主教徒唯一的一座教堂，神父告诉我这座教堂传承来自马尔丁（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在马尔丁也有一座圣母玛利亚教堂，这座教堂一部分筹款也来自马尔丁的叙利亚社区。叙利亚教会最早可以追溯到使徒安提阿在东方教区的传教，在1781年，叙利亚天主教会与正教会分开，1854年叙利亚天主教会宗主教从阿勒颇迁移到马尔丁，后来又迁到贝鲁特。
这座教堂最初是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共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1870年在大火中受损，1878年进行了全面修缮。教堂原本的老建筑在1961年被拆除，两年后重建成为现在的样子，在教堂大门上也有1963的字样。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被苏丹重用的不仅仅是希腊人，还有巴尔干人，他们一部分集体改宗皈依伊斯兰教，比如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还有一部分保留原本的信仰，以基督徒的身份得到苏丹的赏识，其中重要的一个群体就是保加利亚人。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这些不同信仰的族群尚且可以混合在一起，但是当19世纪之后帝国逐渐被民族国家所取代，曾经的平静就开始分崩离析了。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座保加利亚圣斯特凡教堂（也翻译成斯蒂芬或斯德望），这座教堂和19世纪保加利亚民族主义兴起有一定关系。
圣斯特凡教堂对于保加利亚民族和国家来说意义非凡，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有一个兴盛的保加利亚人社区，成为了保加利亚人文化教育的启蒙中心，他们在这里开设自己的学校、印刷厂和媒体。在2018年圣斯特凡教堂修复完成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了开放仪式，作为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友好的文化交流，保加利亚教会也将这座教堂视为是独立的保加利亚民族的象征。
圣斯特凡教堂的名字来自一位叫做斯特凡（Stefan Bogoridi）的保加利亚政治家，他是保加利亚教会的领导人之一，坚持用自己民族的语言进行宗教仪式。在19世纪有相当数量的保加利亚人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他们之前归属本地的希腊宗主教领导，由于民族主义运动，保加利亚人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经过长时间的反抗后，保加利亚人获得了建筑许可。1849年10月9日，一座木制的小礼拜堂被建起，这里成为保加利亚民族主义复兴的重要场所，被命名为圣斯特凡教堂。
圣斯特凡教堂坐落在金角湾海边，这座建筑结合了新哥特式和新巴洛克式的影响，老照片上是红墙绿瓦，现在改建之后是通体白色配上金色尖顶和十字架。在教堂正面有保加利亚正教会的标志，正门的门牌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写着教堂的名字和1898的年份字样。
我走进教堂，里面完全开放，教堂内部有两层，结构非常对称，室内闪动着烛光，播放着基督教音乐。教堂装潢是金灿灿的，非常富丽堂皇，金色的顶棚和圣障，以及金色大吊灯。最前方的圣障，两旁是抱着圣婴的圣母像和耶稣基督像，中间是天使与鸽子（象征圣灵），教堂两旁墙壁有大量圣像画和圣器。
教堂最初的木结构遭受火灾损毁之后，选择用铁框架取代混凝土。在教堂外墙的牌子上可以看到当年建筑公司的名字“Rudolph philipp waagner”，这家奥地利公司在维也纳制作教堂的预制铸铁部件，教堂的主要骨架由钢制成，外表覆盖金属板，所有部件通过多瑙河和黑海运往伊斯坦布尔，再用金属部件或焊接连接组装在一起。
在教堂的院子里有一小块墓地，其中埋葬着19世纪保加利亚争取独立教会的领导人之一的拉里翁·马卡里奥波尔斯基。他从1844年开始一直指导保加利亚教会的斗争，曾因为挑战希腊宗主教的权威被流放阿方索山。1870年，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批准建立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督主教区，在1872年成立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之后，拉里翁·马卡里奥波尔斯基一直担任宗主教，直到1875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后，被埋葬在圣斯特凡教堂的院子里。
四.神圣的哀伤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充满神圣与哀伤的城市，对于欧洲人的视角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具有巨大的心理冲击，尽管在1453年之前拜占庭帝国已经几乎瓦解，国土仅剩君士坦丁堡一城，但依然被视为罗马文明最后的延续，但土耳其人的征服让这神圣的象征从此被打破。也许是我恰逢冬雨时节来到这座城市，更能体会到那种哀伤的温度与空气。在此之前我没接触过土耳其人，异族的面容让我不太容易捉摸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他们似乎更热情洋溢，但又更加阴郁。
称这座城市为哀伤而非惨烈或者苦难，是从我们这些真正的东方人的视角来看，我们东亚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烈苦难的地方，君士坦丁堡尚存遗迹，而穆罕默德二世这位征服者在所处的时代事实上也是足够宽容的。相反我们东亚的历史上遍布灾难与恐惧，普通老百姓从来就没有过尊严，荒年人不如狗，丰年人如狗，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的哀伤在东亚人看来恐怕是过于矫情了。
我在冬雨中漫步在伊斯坦布尔城内，穿梭于各个历史建筑，试图去领会伊斯坦布尔的神圣与哀伤。很多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游客都会去参观托斯卡帕皇宫，我却并无兴趣，欧洲人热衷的奥斯曼宫廷香艳故事不过是在教会道德管制严格的年代对“东方式淫荡”的幻想，而对于高度压抑的平民精神世界与肆无忌惮的专制权力，在这样残忍社会中的畸形男女关系，中国古代才是巅峰。
我沿着皇宫外墙走过，路过一座拜占庭红砖建筑，上方有一个粗矮的圆顶，这座建筑是神圣和平教堂。神圣和平教堂是君士坦丁大帝修建的，是君士坦丁堡最早使用的一座大教堂，直到第一座圣索菲亚大教堂建成后被取代，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就是在这座教堂里举行的。这座教堂在公元6世纪由查士丁尼大帝重建，8世纪由君士坦丁五世改建。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攻克以后，神圣和平教堂被划进皇宫的宫墙之内，改为军械库。
今天，这座教堂被改为博物馆，主要是作为音乐厅演奏古典音乐，虽然里面没有什么遗迹留存，也是要收费进入的。我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进入教堂内部，教堂内部其实很小，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一张网挂在空中，防止飞鸟和蝙蝠的粪便落下，一般认为教堂下半部分是查士丁尼时代的建筑，上半部分是君士坦丁五世时期的。站在教堂中央，我正面的后殿上方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黑色十字架，没有任何圣像画，这一点不同于其他留存的拜占庭时期教堂。由于圣像破坏运动的影响，君士坦丁五世修复教堂的时候没有使用任何人物形象，专注于崇拜十字架，所以在后殿中，在教堂内的柱头上也有十字架雕刻，边缘石条则绘制着几何图案和树叶。
与神圣和平教堂同时代的还有另一座教堂，同样修建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前，这座教堂被称为小圣索菲亚大教堂，正式名字叫圣徒塞尔吉乌斯和巴克斯教堂，现在是一座清真寺。
这座小圣索菲亚大教堂由查士丁尼大帝在公元6世纪下令建造，被认为可能是圣索非亚大教堂的模板。这座教堂与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同一个设计师，然而，在建筑细节方面与圣索非亚大教堂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全然的缩小版。建筑外部砖石结构采用了当时的常规技术，使用沉浸在砂浆中的砖块，墙壁由小石块制成的链条加固。建筑内有一个漂亮的两层柱廊沿北，西，南三面，内部有大理石石柱。
在查士丁尼大帝的叔叔贾斯汀一世统治期间，查士丁尼被指控策划谋反，被判处死刑。圣徒塞尔吉乌斯和巴克斯出现在贾斯汀面前担保查士丁尼的清白，这两个人是罗马军队的守护圣徒，曾经是罗马军官，因为秘密信奉基督教被处死而成为圣徒。查士丁尼被释放后感激地发誓，一旦他成为皇帝，他就会把一座教堂奉献给两位圣徒。
这座教堂在奥斯曼帝国刚建立的时候保持不变，直到巴耶济德二世时期才改为清真寺，我进入的时候正好赶上礼拜时间，大概只有十来个人。我在清真寺内的柱子和二层长廊边缘大理石带可以看到当年教堂时期的遗留，上面有古希腊文的铭文，写着献给皇帝查士丁尼，他的妻子，西奥多拉和圣塞尔吉斯。
Other sovereigns have honored dead men whoselabor was unprofitable, but our sceptered Justinian, fostering piety,honors with a splendid abode the Servant of Christ, Begetter of all things,Sergius; whom not the burning breath of fire, nor the sword, nor any otherconstraint of torments disturbed; but who endured to be slain for the sake ofChrist, the God, gaining by his blood heaven as his home. May he in all thingsguard the rule of the sleepless sovereign and increase the power of theGod-crowned Theodora whose mind is adorned with piety, whose constant toil liesin unsparing efforts to nourish the destitute.
我想要找到这座城市最能代表哀伤的教堂，在远离老城中心区的西边，老城墙附近有一座教堂，是我该去拜访的地方，就是柯拉教堂。柯拉教堂最初是作为君士坦丁堡城墙外修道院建筑群的一部分建造的，位于金角湾的南部。教堂全名为“乡下神圣救世主教堂”。Chora指的是它最初位于墙外的位置，成为教堂的缩写名称。16世纪柯拉教堂被奥斯曼帝国改为一座清真寺，1948年改造为博物馆。
在1315年至1321年之间，拜占庭政治家西奥多·梅托齐特思赠予这座教堂许多精美的镶嵌画和壁画。1328年，西奥多被驱逐出境，两年后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在柯拉教堂里作为一名修士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在柯拉教堂的墙壁上有一幅镶嵌画，描绘的场景就是西奥多跪在耶稣脚边，将柯拉教堂的模型献给耶稣。
我沿着破损的老城墙来到柯拉教堂，这里正在维修中，整个教堂被包裹了起来，只有一部分开放参观，右边的走廊和两道前厅的右侧都是不开放的。柯拉教堂内部空间并不大，但这里的镶嵌画和壁画却是独一无二保存完好的。我走进正门，从第一个前厅左侧开始参观，这里讲述了耶稣的一生，包括圣母前往伯利恒、圣玛利亚和约瑟在叙利亚总督居里扭面前缴税、耶稣降生、圣母玛利亚带耶稣返回、撒旦试探耶稣、耶稣与生活居所铭文、三博士觐见希律王、圣彼得和圣乔治。
我经过一道小门走入第二个前厅内，这里描绘的是圣母玛利亚的一生，包括天使报喜、玛利亚降生、玛利亚怀抱圣子、约瑟遇到玛利亚、在天顶则是大幅的耶稣与祖先世系。其中有一件大幅作品，描绘的是耶稣、圣母和两名捐赠者：拜占庭皇帝约翰二世的弟弟艾萨克（和米海尔八世的舅舅艾萨克不是同一个人）和米海尔八世的女儿玛利亚(她就是蒙古圣玛利亚教堂中的玛利亚)，很遗憾这幅镶嵌画残缺严重，只留下圣母和耶稣的上半身形象，而艾萨克和玛利亚只剩下头部完好。
穿过这两道门厅，就走进了教堂的正殿，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修饰，回头我看到一幅很著名的镶嵌画——圣母安息，描述的圣母在升天之前的场景。图中的众人和天使环绕着圣母的身体，耶稣抱着一个婴儿，象征着玛利亚的灵魂。
在正厅左右两侧墙壁上，一幅是耶稣基督，一幅是怀抱圣婴的圣母玛利亚，这幅画特别迷人，一束灯光正好打在这里，圣母抱着圣子，一脸的哀愁，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冬季都弥漫着这种气息，那种命中注定的牺牲，又并非刺痛，而是一种令人寒冷中缓慢窒息的包裹。
如果要理解伊斯坦布尔的神圣与哀伤，在这座教堂中是很好的体验，在中国我们日常感受到的基督教更多是关于爱的话题，然而基督教中很深刻的话题是关于苦难的，基督教一开始的诞生就是关于个人面对强权暴政，这意味着基督教中隐含了非常多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面对痛苦的理解。
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见证了基督教的荣光，一座超越所罗门的大教堂被建立起来，同时这座城市又见证了基督教的破裂，十字军毁坏洗劫了同为基督徒的城市，因为教义之争圣像被清除覆盖，相比之下穆斯林的进入反而温和许多，不拜圣像的教派一度认为同样不崇拜偶像的穆斯林才是朋友，攻破君士坦丁堡是对自己叛徒教友的惩罚。
与其他更宏伟的大教堂中圣像画相比，柯拉教堂选择用长图卷式的绘画描述了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一生，耶稣的人性与神性曾经是基督教内部争执的焦点，在柯拉教堂中用这样一种形式去阐述了这个问题。两幅相对的镶嵌画，一幅是圣母怀抱着幼年的耶稣，一幅是耶稣怀抱着圣母的灵魂，望着圣母的脸庞。圣像画中的人物极少出现笑容，大多是哀愁悲悯或者诚惶诚恐的脸，我无从得知玛利亚与耶稣之间是否有普通母子的温馨欢乐，母子俩就这样在教堂的画卷中度过了各自神圣而苦难的一生，这既关乎神性，又让人性的一面动容。
我前面提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给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带来的浩劫，包括建筑被摧毁和掠夺，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座建筑记录了这座城市最后的抵抗。我沿着蜿蜒的街区寻找这座老粥厂清真寺，也就是曾经的东正教基督全见修道院，伊斯坦布尔的很多拜占庭建筑都在维护中，这座也不例外，被一片绿网覆盖着，只能透过缝隙看到建筑的样子，也无法进入内部参观。
这座教堂最早建于1087年，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母亲安娜在君士坦丁堡一座山丘上兴建基督全见修女院，修道院内包括这座基督全见教堂。1204年4月12日，十字军围攻君士坦丁堡，皇帝阿历克塞五世在修道院附近设立指挥部。在这座修道院内，他看到威尼斯公爵恩里科·丹多洛（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那座墓碑的主人）指挥的威尼斯共和国舰队攻入了自己的首都。
十字军攻进城后，阿里克塞五世将皇袍扔在修道院内逃走。这片建筑群遭到十字军的洗劫，然后分配给威尼斯的本笃会修士，在拉丁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这座建筑改为罗马天主教教堂。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后不久，这座教堂改为清真寺，修道院附属建筑改为附近的法提赫清真寺的伊斯兰学校和粥厂，清真寺也就因此得名老粥厂。这片建筑群曾数次遭受火灾蹂躏，修道院的最后遗迹也早已消失了。
我在巷子里绕着这座建筑走了一圈，它被周围的建筑紧密包裹住，很难完全看清楚外观。建筑的外墙由红色砖石组成，窗子都已经被拆除了，外部全是脚手架，上方也被遮雨棚盖住，透过脚手架可以看到里面的墙壁已经非常斑驳。
同样在修复中而条件更差的是维法教堂，在一片废弃的拆迁区里面。维法教堂最初建于10世纪或11世纪，献给奥古斯都·西奥多罗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拉丁帝国统治君士坦丁堡期间，建筑被用作罗马天主教堂。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后不久，教堂成为一座清真寺，由伊斯兰学者莫拉·古拉尼创立，他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导师，是伊斯坦布尔的第一个穆夫提（伊斯兰法官），清真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我在一条巷子里找到了维法教堂的遗址，周围一片都是在拆迁的老城区，这座教堂对面就是一片垃圾场。我在垃圾堆里找到一个尽可能高的地方眺望建筑全景。建筑的基本样式还在，可以看到老教堂中央的圆形拱顶和四周的拱形窗，砖块被剥离的很严重，好在基本形态还都完整。
这两座拜占庭时期的教堂都在维护中无法参观，让我感觉很遗憾，根据工程牌子上的介绍，差不多要两三年后才开放。但想想看，这些建筑已经渡过了一千多年，期间无数次战乱、抢掠、火灾，又不断被修复和改建，在一千年的跨度中，个人的两三年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生之前，在我死之后，这座建筑依然屹立在这里，我用自己短暂的时间线去衡量这些建筑，只会徒增伤感。
离开这两座维护中的建筑，我去寻找了一座可以开放参观的拜占庭建筑，目前还在使用中的泽伊雷克清真寺，原为东正教的基督全能者修道院，是伊斯坦布尔现存第二大拜占庭宗教建筑遗址。
1124年，拜占庭皇帝约翰二世的皇后艾琳娜修建了基督全能修道院，包括基督全能教堂、图书馆和医院，据记载这座医院的眼科手术很厉害。皇后去世后，皇帝在教堂旁边又修建了另一座教堂，来纪念他妻子想要收容贫穷困苦人们的愿望（这位皇后的石棺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进门的长廊里）。1136年增建第三座小教堂把两座大教堂连接了起来。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的拉丁帝国时期，教堂由威尼斯教会管理，修道院改为鲍德温二世的皇宫。拜占庭帝国复辟后，恢复了东正教修道院，之后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改为清真寺，以学者莫拉·泽伊雷克的名字命名。
这座建筑曾经多次失火后维修，修道院的图书馆已经损毁，直到1966年，北面的部分才恢复，直到近几年还在进行修复中。这座建筑砖石墙面保存非常完好，由于这座建筑是由三座教堂组成，所以在远处可以眺望到五座圆形拱顶，北面的那座被认为是最老的，只有一个拱顶，中间的稍晚，南面的最新，都各有两座拱顶。
我在雨中走进这座清真寺，从正门进入礼拜殿内要经过两道大理石门，在门厅上方还保留着当年教堂的砖石外表，没有被泥灰覆盖。礼拜殿内部结构与其他清真寺不太一样，因为这座教堂本身就是三座教堂连接起来的，内部被柱子分隔得有些奇怪。由于伊斯兰教礼拜要朝向麦加的方向，最前方的讲坛是斜向的。
在清真寺礼拜殿内，有两根方形柱子应该是曾经教堂的原件，其他的柱子都已经被换掉了。教堂曾经的装饰几乎已经完全消失，只有在一处墙壁上还有大概半个平方米的壁画痕迹，但只有一点点残留，被用玻璃覆盖保护着。礼拜殿的大理石地面是拜占庭时期的遗留，但是被地毯覆盖着，如果工作人员允许可以掀开看一下。此外这座建筑旁边还有当年修道院的蓄水池，不过我并没有找到开放的入口。
离开这座拜占庭建筑，我又回到城市西面靠近城墙边的地方，周围是一大片公共墓地。这里曾经有一处圣泉，这处圣泉来自圣母的慈悯，可以让生病的人痊愈，圣泉在一座以圣母玛利亚之名修建的教堂内，我想去探寻一下。
圣玛丽亚之泉教堂最初是由查士丁尼皇帝统治的最后几年建立的，近一千五百年来，这个庇护所一直是希腊东正教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之前的教堂经历过多次的毁坏和重建，在15世纪已经彻底消失，现在的建筑建于1834年。
我走进教堂内，一位看门老人接待了我，教堂前面的院子是一片墓碑和石雕，大部分时间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老人带我走进教堂，教堂是长方形的。内饰装饰华丽。在教堂中殿附近的右侧有一个讲坛，后面有很多圣像。从教堂出来还有一个院子里面是石棺和墓碑，上面都是希腊文。
通过一段向下的通道，我到达地下室，通道里有圣像画和教堂修复的希腊文纪念牌子，时间是1834年。地下室里相对比较朴素，除了大理石墙面铺设，上方顶棚基本都是砖面，就是圣泉所在的地方，地下室中有几幅画描绘了圣泉的奇迹。其中一幅圣像画，圣母怀抱圣子在最上方，身旁有两个天使，下方有一个水池盛满泉水。在水池后面，皇帝站在他的守卫旁，还有正教会的主教们。在水池正面下面，瘫痪和癫狂的人都会被泉水痊愈。圣泉上方还有一幅圣像，圣母怀抱着圣子，这部分被银质外壳盖住，周围是天使，下面是国王、主教和士兵，同样泉水让病人痊愈。
在圣泉前方的台子上有两个银质杯子，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人来取水饮用，但老人没有邀请我品尝的意思，我也不是基督徒，也就没有要求。
离开这座圣泉，已经将近黄昏，这时下起了雨，空气寒冷萧瑟。我搭上渡轮，前往另一处属于穆斯林的圣地——埃于普苏丹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在西边离城区略远的一座小山丘下面，周围是一片穆斯林的墓地。
埃于普苏丹清真寺是为了纪念埃于普·阿尤布·安萨里（他的名字在阿拉伯语中一般称为阿布·阿尤布，意思是阿尤布的父亲），他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朋友，也是战斗伙伴。据说在公元670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时，埃于普已经是一位老人，但依然参加了战斗，在战场上病死，士兵们埋葬了他。1458年，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五年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找到了埃于普的埋葬地，在遗址上建造了一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也是奥斯曼苏丹加冕典礼的传统场所。
埃于普的陵墓受到穆斯林的极大崇敬，很多奥斯曼时代的军人和官员都喜欢埋葬在这座清真寺周围，在清真寺后面的山丘上是一大片墓地，沿着陡峭的小路走上墓园，可以远眺这座清真寺的全景。埃于普的陵墓位于清真寺祈祷大厅正门对面庭院的北侧，我跟随众人进入，墙壁上镶嵌满了蓝红颜色的瓷砖，人们在其中祷告、朗诵经文。
我低估了伊斯坦布尔的冬雨，以及山城下雨天的流水，踏着湿透了的皮靴和袜子走了一天，迎着往下激流的雨水上山参观墓园，都能感受到水在我鞋里流进又流出。从山上墓园走下来的时候，在埃于普清真寺外面的庭院里，我遇到了一场葬礼。穆斯林的葬礼有站埋体的习惯，无论是否认识，也要随着众人陪伴亡者待一会，这是有回赐的事情。我踩着浸满冰凉雨水的鞋站在众人之间，他们并没有因为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出现而奇怪。
这时清真寺的唤礼声响起，结束了我这一天对伊斯坦布尔神圣与哀伤的寻访。我不觉得从自己这样一个遥远外国人的视角上，能够理解这座城市最敏感细腻的东西。如同在我的故乡和工作的城市都没有大海，我的记忆中就没有大海的气息，海风吹拂的印象。无论是教堂中的圣像画还是那些散落石头的历史，都是更偏向于文本式的内容，而非完全根植于内心中。
但是作为一个来自同样悠久历史地区的人，我却可以在另一个角度去尝试共鸣，那就是人对于时间的体验。一个地区的历史会沉积在人的意识中，而足够连贯而漫长的历史会让人们记住关于苦难的两面。对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来说，石头留下的历史和中国人书面留下的历史是相通的，都见证着人们对于当下的乐观忍耐，和对未来的悲观忧虑，即现在的苦难一定会过去，更大的苦难一定会降临。这一点大概是我更能深切领会的。
五．奥斯曼的荣光与世俗生活
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拥有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两面，在雄伟的宗教建筑中，蕴含的是这座城市丰富的世俗生活。继承了罗马时代公民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追求，奥斯曼帝国将伊斯兰教中相对于中世纪基督教并不主张禁欲的思潮带入了这座城市。清真寺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周围庞大的附属建筑构成了繁荣的公共生活空间。
今天伊斯坦布尔城中最热闹的商业区就是大巴扎，不同于中国常见的商场群，伊斯坦布尔更多保留了小贩街市传统。大巴扎内是游客们光顾的地方，本地人更多去的是大巴扎外面露天的街区市场，这里不仅有游客们喜爱的糖果甜品咖啡和茶具餐具，也有本地人挑选的香料、奶制品和腌制品。
走在大巴扎里，毫不夸张地说，我想娶的女人就像这座城市的地砖一样多。苏丹倒了一杯水，告诉我说这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美女，又指着马尔马拉海说，那是伊斯坦布尔的美女。
从大巴扎出发，不需要走太远就到了奥斯曼帝国最鼎盛的象征，苏莱曼清真寺。
苏莱曼清真寺是由苏莱曼一世下令在1557年建成的，是建筑师科查·米马尔·希南最重要的作品，事实证明希南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尤其在预防地震方面，伊斯坦布尔很多历史建筑都曾在地震中受到破坏，但苏莱曼清真寺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希南在建造这座清真寺的时候参考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设计，同时进行了升级，圣索菲亚大教堂支撑圆顶的扶壁让建筑外观显得很厚重，希南在设计苏莱曼清真寺的时候，使用隐藏的四根支柱支撑主拱顶系统，此外还有两个半拱顶和两扇山墙，这就让墙壁本身承重压力减轻，变得比较轻巧，同时打开了很多窗子有利于室内采光。虽然此时离圣索菲亚大教堂建成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千年，但希南却是第一个在如此超大体量建筑上破解并升级的建筑师。同时，米马尔·希南也主持修复和加固圣索菲亚大教堂，让这座建筑一直可以存续到今天。
苏莱曼清真寺整个建筑群建在陡峭的山丘上，将起伏的地势和周围的街巷结合到一起。参与建造该建筑群的是来自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工匠，包括许多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约一半为基督徒。
从穆罕默德二世开始，奥斯曼帝国苏丹逐渐把自己看作是正统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在穆罕默德二世初期，苏丹一开始还会把自己看作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但是奥斯曼帝国占领了阿拉伯本土后，苏莱曼大帝的父亲塞利姆一世就接受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监护人”的称号，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在此之前这个头衔属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傀儡哈里发。苏莱曼本人通过这座帝国清真寺的建立巩固了他对于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还建立了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公共关系。
我沿着山丘向上，眼望着穹顶和宣礼塔走向苏莱曼清真寺。圣索非亚大教堂被看作是模仿所罗门的庙宇建造的，因此苏莱曼大帝在建造他的清真寺的时候使用了同样的风格，以此来加强这个传统。延续罗马人从帝国各地搜集纪念品的习惯，苏莱曼大帝派人从巴勒贝克、亚历山大、罗得岛、贝尔格莱德和马耳他运来石柱，每根从远处运来的石柱象征着帝国统治内的一个民族。在每堵山墙下有两根巨大的石柱，传说其中两根分别来自亚历山大港和巴勒贝克的神庙，另两根分别是从伊斯坦布尔的一座王宫和竞技场运来的。
我走进清真寺内，巨大的拱顶营造出空阔的室内空间，吊灯垂得很低，这让人们稍微抬头就能感觉星空，窗子上装饰着彩色的玻璃，遍布阿拉伯文书法，朝向麦加的墙是用精美的伊兹尼克陶瓷镶嵌的，它们展示天堂花园里的植物和花朵。清真寺周围有四座伊斯兰法学学院和四座伊斯兰大学，清真寺的四座唤拜楼也象征着穆罕默德的四名继承人，四座唤拜楼共有十个阳台，这代表着苏莱曼是奥斯曼帝国的第十位苏丹。
清真寺后面的花园里有两座陵墓，其中埋葬着苏莱曼大帝和他的妻子洛克塞拉娜、他们的女儿、苏莱曼大帝的母亲、姐姐以及苏莱曼二世和艾哈迈德二世，还有穆斯塔法二世的女儿。
在清真寺周围有科查·米马尔·希南的陵墓，他的陵墓在苏莱曼清真寺略低一点的边缘地带。我找到了这座陵墓，但是被锁住了，只能透过铁栏杆窗子看到他的墓葬。他的陵墓前面是一个小小的蓄水池，在土耳其的一些流行文化中，认为希南的陵墓中埋藏着伊斯坦布尔的秘密。
作为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希南常常是被低估的，他的家族原本是基督徒，他本人长期作为军队中的工程师，参与了攻克罗得岛和贝尔格莱德的战斗，积累了大量的实地建筑经验，特别是如何结合地形让建筑实用以及改造旧建筑，同时这也使得他对于欧洲的建筑技术非常了解。他担任苏莱曼一世、塞利姆二世和穆拉德三世三位君主的首席建筑师，工作超过五十年，直到86岁的时候还完成了最伟大的作品——埃迪尔内的塞利米耶清真寺。
除了一系列壮观的清真寺之外，米马尔·希南还设计了奥斯曼帝国海军统帅海雷丁·巴巴罗萨的陵墓。这座陵墓在今天的土耳其海军博物馆旁边，我去参观海军博物馆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但是海雷丁本人并不葬在那里，而是葬在苏莱曼清真寺周围。海雷丁的家族是希腊基督徒，后来与哥哥一起参加了奥斯曼海军，他屡次以少胜多，让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大半个地中海。巴巴罗萨并不是他的名字，是传到西方之后，人们讹传成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名字。海雷丁的陵墓旁边是他的雕像，上面还有一首诗：那海面上咆哮的是什么？巴巴罗萨现在可以从突尼斯或者阿尔及尔返航吗？两百艘船在海浪上骑行，新月从陆地上升起，有福的船，你来自哪里。
参观完海雷丁陵墓已经是中午，我在向北面坐一段公交车，来到码头边上的奥塔柯伊清真寺，午餐是一个码头边流行的巨大烤土豆，上面放了很多食材，热气腾腾很好吃。这座清真寺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大量使用玻璃窗，冬日海滨凛凛寒风，但人们在室内透射的阳光下礼拜，会比较温暖。
在托斯卡帕宫南边的老城墙边上，还有奥斯曼帝国另一位海军统帅的雕像，一位身材高大衣着奥斯曼海军服装的男人扶着地球仪，他就是德拉古特。和海雷丁一样，他也是希腊人。德拉古特被认为是北非最强悍的海军统帅和海盗，他使得奥斯曼帝国海军牢牢控制了的黎波里为据点的北非海岸，最后阵亡于围攻马耳他的战斗中。
奥斯曼帝国有一个习惯，只要城内有足够多的礼拜地点就不建造其它的大清真寺。建造庞大的清真寺被看作是浮夸的表现，因此被高级神职人员严厉批评。在伊斯兰教里奢侈是被批评的，节俭则是一项美德。因此一座清真寺往往与其它公共福利建筑同时作为建筑群修建，作为建造大型清真寺的理由。
对于伊斯坦布尔来说，法提赫清真寺就是这样一个公共生活的中心，比起强调帝国强大力量的苏莱曼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显得更为平民化。法提赫意为“征服者”，由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建造于1470年，是奥斯曼帝国的建筑史的第一个重大工程。清真寺周围有一组精心设计的建筑群，包括伊斯兰学校、图书馆、医院、市场、土耳其浴室、小学和为穷人提供食物的公共食堂等。最初的清真寺在1509年地震中严重受损，又先后遭受1557年和1754年两次地震的破坏，在1766年的地震中彻底被毁，主穹顶坍塌，墙壁也被无可挽回地破坏。目前的清真寺由苏丹穆斯塔法三世完成于1771年，与原先的设计完全不同，带有一些巴洛克色彩。
不知道土耳其现在是不是寒假，我去哪都能遇到成群的小孩子集体活动，清真寺里非常热闹，因为有厚厚的地毯保护，家长放心让小孩子在上面跑跳。大殿里有人在祷告，有人在聊天，拍照的游客很多，这是一座城市该有的真正的公共空间。 法提赫清真寺原本的位置是圣使徒教堂，这是君士坦丁堡地位非常尊贵的教堂。米海尔八世从十字军手中收复君士坦丁堡后，由于拜占庭帝国衰落，君士坦丁堡人口下降，教堂年久失修。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帝国之手后，圣使徒教堂曾短暂成为君士坦丁普世牧首的驻地，但教堂建筑本身比较败落，而且周围居住的都是穆斯林，君士坦丁牧首不久就搬走了。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拆除了圣使徒教堂，腾出这片空地建造法提赫清真寺。
最初的圣使徒教堂由君士坦丁大帝兴建于330年，到他337年去世时教堂尚未完工，由他的儿子和继承者君士坦丁二世完成。这座教堂供奉耶稣的十二门徒，皇帝打算将所有使徒的圣髑都收集在这座教堂，但是只收集到了圣安德烈、圣路加和圣提摩太的圣髑，君士坦丁大帝的遗体也安葬于此，被使徒们簇拥着。
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间，在原地建造了新的圣使徒教堂，将君士坦丁大帝和三位圣徒的圣髑重新安葬在新教堂内，查士丁尼和他的家人的陵墓修建在教堂北翼的底部，后续大多数皇帝、许多牧首和主教都埋葬在这座教堂内。
在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圣使徒教堂遭到了严重的洗劫和破坏，教堂的黄金和宝石被抢走，拜占庭君主的陵墓也被打开，其中一些珍宝被运往威尼斯，现在仍然能在圣马可教堂看到。教堂内的一些圣物被带到了梵蒂冈，存放在圣彼得大教堂中，在800年后的2004年，部分圣物被归还到东正教会普世牧首驻地圣乔治教堂。
我来到圣乔治教堂。这座东正教最神圣的中心很朴素，从外面的街道上很容易错过，我去的时候教堂门前的安检门亭还在建设中。我经过一道小门进入一个不大的院子内，圣乔治教堂的外观看起来有19世纪中期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传统的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堂截然不同。在教堂正面有一面黑色的大门是不开放的，叫做格列高利大门，1821年，牧首格列高利五世因为无法控制希腊革命，被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绞死在上面。
圣乔治主教座堂是希腊正教会最重要的主教座堂，从1600年起成为希腊正教会的精神领袖君士坦丁普世牧首驻地。走进教堂的正门，可以看到有三处希腊文铭文，记录的是1720年教堂的重建，同样还有一处希腊文铭文记录的是1836年的翻新，正门上有双头鹰的标志。
这座圣乔治教堂内收藏着很多圣物和圣像画，最著名的是圣格列高利和金口若望的圣骨匣，圣格列高利也翻译成圣额我略，他是公元4世纪的一位神父，为三位一体教义做出了贡献，金口若望指的是同样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一世，因为擅长演说雄辩被称为金口，他们两个人与另一位圣徒巴西流被称为三圣教父。
在教堂南侧还有三位女圣徒的圣骨匣，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尤菲米娅，她生活在公元3世纪，当时罗马皇帝戴克里迫害基督徒，尤菲米娅拒绝向罗马的阿瑞斯神献祭，被折磨致死。公元620年她的圣骨被送往君士坦丁堡，今天的圣骨匣是俄罗斯教会贡献的。在教堂进门右边靠近最前方的位置，金属包裹着一根黑色的柱子，这是圣鞭痕柱，传说耶稣曾被绑在上面鞭打。
从圣乔治教堂离开，我在法提赫老城区漫步，这个区现在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也被认为是伊斯坦布尔宗教氛围最浓郁也相对保守的区。在伊斯坦布尔或者扩大的土耳其，不可忽视的伊斯兰教团体就是苏菲教派，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修行方式，在外界看来有一种带着灵性的魅力，又恰恰因为这种方式，在一些穆斯林看来这是有争议的。
在法提赫区中，有一片社区显得更加保守，就是伊斯梅尔阿伽清真寺所在的苏菲纳格纳格什班迪耶社区。
伊斯梅尔阿伽清真寺，这是一座苏菲纳格纳格什班迪耶Naqshbandiyah教团的清真寺，最早建于1723年，但是在1894年的大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在土耳其共和国建起之后，宗教学校也随之关闭，建筑逐渐荒废，直到1952年，清真寺的翻新和修缮工程才完成。
纳格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在着装上比较容易识别，男性都留大胡子戴白色缠头，女性着装也相对保守，会用头巾包住半个面部。虽然在一些旅行文章里并不建议旅行者前往苏菲教团的清真寺，因为这个教团在土耳其国内曾有一些政治争议，但我的个人感受是这座清真寺非常友好，学习的氛围更浓厚，大殿里很多人在听课或者讨论问题，还有很多小孩子。目光相交的人都会向我道salam，其他清真寺里人们看到我就只是点头示意。值得一提的是，纳格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在中国也有影响，就是18世纪马来迟创立的虎夫耶和马明心创立的哲合忍耶。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的早期，由于这些苏菲教团被认为持有极端保守的宗教政治倾向，这与凯末尔主张的世俗化社会改革相冲突，他们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一些宗教场所被关闭，尽管该禁令已被解除，但伊斯坦布尔仍然只有少数还在活动场所。
在距离伊斯坦布尔三个小时车程的布尔萨，我拜访了另一处苏菲社区，和繁华热闹的伊斯坦布尔比起来，这座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也是开国者奥斯曼一世和奥尔罕的陵寝所在地，显得更加平静，在这里引起我对苏菲生活的思考。
这座社区活动中心在一片上坡的居民区中，远离主干道，每天晚上都有苏菲旋转舞表演，而且是免费观看的。活动中心里面的人非常友好，还有茶水提供。我去的第一晚，一位在当地中学教授土耳其文学的老先生接待了我，当天晚上是两位老师带着三个舞者进行表演，其中一个最小的舞者只有九岁。在舞者表演的时候，我身边的老先生一直在为我讲解他们舞步的含义，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舞蹈与宗教修行之间的关联。
我问他认为这是一种宗教仪式还是一种艺术表演，他告诉我这两者都有，宗教指导人们修行的目的，艺术让这种修行更容易被人们接收。我又问他这是否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并不十分重要，他告诉我，一开始人们被形式吸引，后来发现形式只是外在的不太重要，但最后又会发现老师们教授的形式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是经过很多人学习过确认的了解真理的方式。 周六晚上是谢赫演讲，因为听不懂土耳其语，我的注意力就在观察周围人，老人们围坐着喝茶，中年男人是一群，妇女们是一群，各自在聊天，小孩由较大的孩子带着玩，在这样一个社区中心的庭院里的场景，我只在童年的单位家属宿舍大院才有这样的记忆。
社会总渲染让人们体验更多生活方式、去很多地方、认识更多人，我觉得这有时候是种误导，让人们追求一种缥缈的东西，变得越来越自我孤立。我们的社会看似很注重集体生活，却没有过真正自发的集体，我们从小到大的集体都是被安排的，无论是上学时候的同学还是上班时候的同时，所谓的集体活动也都是强制的，现在邻里之间也不怎么走动，其实我们的社会没有真正的自发集体。也许大城市中一些青年空间有这个功能，但同样非常原子化，和我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又不一样，想来想去，也只有宗教团体才有这个功能了。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非常享受市民公共空间的城市，街边随处可见小茶馆，走几步就可以坐下来喝杯茶歇一会儿，很多人点了一杯茶就那样望着街道待一下午。在北京上海这是很难见到的，尤其是北京，城市的节奏过快，除了比较昂贵的快捷商务咖啡馆和同样很昂贵的伪文艺咖啡馆之外，大街上都几乎没有可以坐一会儿的地方。而且城市的规划也有问题，街道过于宽阔导致无法闲逛，绿地过于集中，人们想去散步就要专门去某个大型公园而不是在自己家附近某片小绿地。
正是这样一个享受公共空间的城市，才会格外注重人的公共生活。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接触过一些苏菲教团的内容，但始终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按照这样的方式修行学习，或者也是人们把这种形式本身剥离于生活之外，这并非人们自己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城市本来就非常缺乏公共生活，以至于稍微集体性的事情，人们都无法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连接在一起。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包括外部的公共空间是有联系的，这或许是对我的一点启发，苏菲教团的公共生活气氛让我意识到，当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建立起彼此自主的关联之后，才能分享彼此的精神世界，以及认识和学习修行的方式。
刚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每天早早出门很晚回到旅馆，旅馆的老板问我来伊斯坦布尔做什么，我说就是来旅行，他问我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匆忙疲惫，我说因为自己太穷了，可能今生只有一次机会来到伊斯坦布尔，所以我要用眼睛和双脚记录下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
但是等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旅行到了最后几天的时候，我开始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节奏，懒洋洋地吃个悠闲的早餐，在街上随便逛逛，找一个有太阳的茶馆坐一下午。这是伊斯坦布尔在厚重的历史遗迹和神圣哀伤的气息之外，给我的一点悠闲轻松地体验。
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个地方，去了帕慕克笔下的纯真博物馆，然而却没有开门。我在雨中感到很沮丧，在附近街区逡巡。下雪的冬季总是会让人欣喜的，因为大雪会遮盖城市的一切丑陋与肮脏，下雨的冬季则让人心情糟糕，泥土与垃圾被冲刷到街道上，人们裹紧了潮湿的大衣，急匆匆走过。 在纯真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小巷子口，我看到了几幅人物的肖像画，那种色彩在下雨天空气的朦胧感中，画上的人表情怪异，却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我朝巷子里望去，两边都是随意摆放的绘画用品。我走进巷子，尽头是一扇破旧的小门虚掩着，我推开门，昏暗的灯光中是一座简陋的小屋子。
屋子里有一位老人，他在给三个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生讲绘画，关于毕加索、卡拉瓦乔、莫奈。我以为那位老人是个美术老师，但学生们说他只是个画家，他在一幅送给学生的画作上写道“you come like bird,you left like bird”。老画家让我参观他的画室，他得知我来自中国，给我看了一张他的朋友从中国寄给他的明信片，上面用中文写了海子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虽然没有去成纯真博物馆，但我想我似乎找到了帕慕克的书中想表达的，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伊斯坦布尔的那种惊喜与美妙。老画家的画作中，人物的表情复杂扭曲，却又投射着哀伤，如同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一样。
我不觉得自己真的能体会帕慕克所说的呼愁，那种脱离了母语语境的情绪只能是一种模仿，当人们刻意让自己感悟，又好像离得更遥远，就像用力去抓飞舞的羽毛总会比让它自然落到手上更困难。在纯真博物馆之外，瑟瑟冬雨中幽深的巷子里，一栋简陋昏暗的小屋子，里面有一位老画家的大海与春暖花开。
尾声
在伊斯坦布尔二十多天的旅行结束了，这点时间只够在这一座城市探访，如果说其他地方比如爱琴海沿岸或者安纳托利亚内陆更多的遗迹关于希腊或者土耳其，那么伊斯坦布尔是关于世界的，至少是半个世界。
土耳其人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渴望被欧洲接纳，但不是成为一个泛泛的“欧洲人”，而是作为一个独立而特殊的群体，是欧洲的土耳其人。当欧盟试图逐渐淡化消除各国之间的差异，形成一个新的“欧洲人”概念时，土耳其则依然沉浸在民族主义当中，希望保留着土耳其人的身份。
在土耳其的最后一晚，我又来到了第一天来的地方，站在圣索菲亚教堂和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之间，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我喜欢看历史遗迹，因为那些遗迹同时代的人早已消失，这多多少少可以减轻我的孤独，想到和我同时代的他人，也会在以千年为跨度的时间中变为尘土，这是一种基于时间的自欺。时间让人们意识到活着是一件短暂而渺小的事情，宏大叙事反而给了细微敏感的个人情绪一些安慰。
在恢宏的历史遗迹面前，我意识到自己的逃避，为什么要来到这座城市，以及再往前追溯为什么要开始做历史探访写作。我喜欢那些已经逝去的东西，对不断发生改变的新鲜事物充满抗拒，沉浸在陈旧的事物中会让我觉得内心舒适放松。这恐怕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给我最深的感受。
伊斯坦布尔给了我这样的舒适，让我可以浸泡在某种与自己并无关联的往事时光当中，我一直相信人的记忆来自大地、流水和空气，在一个地方出生成长的人，自然就会有这个地方的历史记忆，那些千百年的历史会随着空气中的尘埃，进入每一个人的体内，塑造他的意识。这意味着，一个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人，他天然就有从拜占庭时期一直到今天的记忆，这是无需学习的。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猫和狗的城市，猫和狗看起来不同却又很像，而我却像一头熊，和他们完全不一样。
这里比国内晚了五个小时，每天我醒来的时候，看到的都是朋友圈和微信群里生机盎然的忙碌与繁荣，而我在远方享受着一事无成的最后一点时间。来到这座城市对我算是一种逃离，我发现自己对于大家谈论的各种新的潮流、合作模式和营销手段越来越陌生，是一种脑子锈住的困惑。 每个傍晚我都会来到加拉塔大桥上待一会儿，在我的故乡和我生活的城市都没有海，人们没法投海只能跳楼，无法将自己就此永远藏匿在这座城市，只能砸在人群中，蔓延出一小块丑陋的血红，人们鄙夷地走开，责备你弄脏了街道，吓坏了孩子。虽然我生活的城市没有海，但这种寒冷吹打的感觉，我却一点都不陌生。
中国人对历史有一种崇拜，我们相信有某种抽象的人的道德会超越时间而存在，这让人们敬畏自身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位置，也就是自己为历史创造了什么，又将在历史中以怎样的形象被后人记住。
在伊斯坦布尔，我眼见的那些遗迹无不在验证人作为短暂的生命，他们的追求、喜悦和痛苦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这恐怕是只有在以千年为单位衡量的地区，才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人们的记忆在传承中可以被拉的足够长，这便会影响他们对时间、生命与精神世界的看法。也许在这一点上，我找到了伊斯坦布尔和我故乡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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