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西部之旅-伟大使命与伟大迷途

当我穿梭于伊斯坦布尔现存和已经逝去的历史时，隐约意识到在伊斯坦布尔的东方有一个影子，从拜占庭帝国到奥斯曼帝国再到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东方的影子始终对这里施加着影响，随着伊斯坦布尔之旅的结束，东方的影子也逐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这个东方的影子就是伊朗。

在拜占庭的历史之前，波斯远征希腊，亚历山大东征，双方就此有来有往各自成为了东西方文明的代言人。在罗马帝国时期，波斯立足罗马和东方的汉朝之间，形成贸易和文化的中转。在伊斯兰时代直到蒙古征服之后，波斯以输出秩序的方式间接管理着多个帝国。当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后，西欧的天主教国家要联合土耳其穆斯林对付自己的东正教教友，同时又联合什叶派的波斯穆斯林牵制逊尼派的奥斯曼哈里发，让奥斯曼帝国无力一股击穿西欧。当奥斯曼帝国陷入一战而最终瓦解，波斯的反动君主却游刃在俄国（苏联）和英国（美国）之间坚持到了1979年，接下来就是更激烈的历史开始。

伊朗的当代带着一些神秘感，这更多的是外部观看者的寄托，包括他们对文明冲突的看法，对伊斯兰教的看法，对革命的看法等等。比起欧美人，伊朗在我的观感中更适合中国人前往，中国人对于东方的问题有更加感性的认知，对于革命也更加熟悉，我们很了解革命以及革命之后是怎么一回事，当然我们也了解革命之前的“旧社会”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以及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这种东方国家在一两个世纪内的共同命运有所相通。

我更深的感触是，伊朗总不会完全满足那些带着期待的人，有的人期待找寻虔诚的信仰和淳朴的民众，却会发现这里有惊人的开放和狡猾的奸商；有的人期待看到向往西方的年轻人和异议人士；却会感受到波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对传统的保留；有的人期待美妙的网红景点，却会被由于经济困境缺少修缮而显得灰头土脸的建筑影响心情。

我竭力不陷入阿扎尔·纳菲西或者马赞·莎塔碧的视角中，不让自己显得像个沉浸在西方文化背景里的媒体人，带着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个国家。这些文化人士如此热爱君主制时代的秩序，当然他们未必热爱君主制本身，还热爱他们所认为的曾经那部分自由，痛恨让他们失去秩序与自由的革命，但更值得思考的是秩序为何不可避免地崩塌。当我走入伊朗，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并非革命为何爆发在1979年，而是竟然拖到了1979年才爆发。

短短一个月的旅行不能够窥见一个国家的全貌，这本身也不是我的重点，我更觉得每一次出行都是亲眼验证在书中看到的内容，和之前去过的其他地方建立起联系，这样去过的地方足够多了，也就逐渐建立起自己对世界的观感看法。对于我个人而言，无论是我的民族和宗教信仰，还是我之前去过的地方、感兴趣的历史，还包括我所处的阶级在当代的困境，伊朗都是不可绕过的一部分。

伊斯法罕·内斯夫贾汗

有句话说伊斯法罕半天下，可我在伊斯坦布尔感觉已经看过了78.452%个天下，很好奇伊斯法罕是如何半天下的。伊斯法罕并不是伊朗西部城市，而是居于中部，但这座城市与伊朗西部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伊朗西部的故事最后要汇聚在这里。

在萨非王朝崛起于伊朗西北部的时候，曾经作为塞尔柱王朝都城的伊斯法罕正处于低潮期，然而西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压力给了伊斯法罕再次复苏的机会，萨非王朝一开始将首都从大不里士迁移到稍微靠东的加兹温，在阿巴斯大帝时代，又彻底迁到了伊朗高原的腹地伊斯法罕。从此，一方面远离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对峙，获得了长久的安全；另一方面，也让波斯从此再也不会考虑向西扩张，远离欧陆的纷争，成为彻底的东方国家。

以这座城市为核心，萨菲王朝逐渐将伊朗过渡为一个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国家，也就是今天作为现代伊朗国家的基础。可以说伊朗后续的历史，包括直到今天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大多都和萨非王朝时期有关，这些故事的汇聚就在伊斯法罕。

伊斯法罕的城市结构在伊朗属于比较少数的，伊朗大部分城市都是北部比较富裕发达，南部相对贫穷破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首都德黑兰，北部靠近山区的巴列维王朝旧皇宫附近是富人区，南部巴扎地带则相对贫穷。但伊斯法罕则是南部相对发达，北部相对破旧，这与伊斯法罕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伊斯法罕的北中南三个地区，分别对应着三个历史时期和重要事件。

我的旅馆所在的街区，在伊斯法罕市区北面的聚礼清真寺附近，塞尔柱王朝时期这里曾经是这座城市的中心城区，如今却没落苍凉，成为比较破旧的老城区。比起南边游客更加聚集的伊玛目广场，这座修建于11世纪的老广场显然十分冷清，除了一些踢球和骑自行车的小孩子，白天基本没有什么人，比起伊玛目广场，这座老广场更加贴近纯粹本地人的生活。

从长途汽车站乘坐出租车来市中心的旅客大多会落在聚礼清真寺旁边的老广场，我下车之后，从老广场向四周张望，看到最近的地标是阿里清真寺的宣礼塔，一根砖石高塔屹立在广场西南角。我到达广场时已然是黄昏时分，宣礼塔被落日的光芒映照成金色，非常显眼。这座宣礼塔虽然并不算华丽，但雕花砖组成的纹饰还是非常精致，顶端用绿色石条装饰着两个冠状部分。

在阿里清真寺北部，还有两座同样是塞尔柱时期的尖塔，一座叫萨尔班尖塔（SarbanMinaret），是伊斯法罕最高的砖塔，之前旁边有一座清真寺，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塔下面是砖石基座，往上是用雕花砖装饰的柱子，然后是一个小的绿色冠状部分，再往上还有一个冠状部分到达顶点。

另一座塔的名字叫四十女孩塔（Chehel Dokhtaran），这座塔没有太多的花色装饰，下方基座是四方体，面向小广场的那一面有一扇已经被封死的窗子，这是其他塔上没有的结构，砖塔上面更加简单，没有冠状部分，是完全的圆柱形。我没有查询到“四十女孩”确切的含义，四十应该是个虚数，可能附近曾经有和女性相关的建筑。从这两座尖塔返回的路上，会看到一座带着双尖塔的拱形大门，但旁边没有其他建筑，这是达尔瓦拉尖塔（Daro AL Ziafe Minaret），建于14世纪，大门用青色石条装饰，塔的上方则是蓝色冠状部分，不过没有塔尖。

从阿里清真寺方向走出老广场，我穿过老城街区，从蜿蜒的小路走向预定的旅馆，这片老城区和北京的胡同区有点像，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死路。我住的旅馆是一座老宅子改造的，进门是一个中间带水池的院子，三面露天摆着床榻，人们在上面倚靠着喝茶抽水烟，这是一个典型的波斯传统庭院。

这座庭院的大门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有两个不同的门环，一个是环形，一个是棍形，老板说说因为过去男女有别比较严格，而且没有电铃，所以用不同的门环敲击出不同的声音，来代表来客的性别，再决定由男主人还是女主人去开门。

在旅馆安顿好行李，出来街对面不远就是聚礼清真寺，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晚礼拜，我不知道在当地算是昏礼还是宵礼。对于中国穆斯林来说，伊朗的清真寺和什叶派礼拜都是相对陌生的，不同于绝大多数中国逊尼派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每天礼拜三次。我随着唤礼声来到了聚礼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修建于塞尔柱王朝时期，但后期经过了不断的重建和扩建，主要的装饰设计，比如瓷砖、柱子和砖刻都是萨菲王朝时期的。

我穿过一段走廊走到主庭院，眼前非常开阔，四周是四个拱形门廊，装饰着精美瓷砖的壁龛，墙壁上的花纹和雕刻的古兰经文被用玻璃保护起来，庭院中心是水池，其中一面墙上挂着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两任最高领袖的照片，这一面上方有一个小亭子，是唤礼的地方，这一点设计不同于逊尼派清真寺。

对于习惯了国内清真寺的中国穆斯林，进入主庭院会直接向前走寻找大殿，然而这座清真寺（包括大部分伊朗什叶派清真寺）并不是进门正对礼拜殿，而是在东侧的偏门经过一个通道，到达一个不起眼的比较小的屋子里，这才是现在的礼拜殿，男女一边一半，中间隔着一道布帘。在礼拜殿门口，有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一些方形或圆形的砖块，有的上面刻着经文，这是什叶派的礼拜用品，他们在上面叩头（逊尼派直接在地面叩头），据说烧制这些砖块的土来自一些什叶派的圣城，比如卡尔巴拉或者纳杰夫。

在礼拜结束后，一个穿军装的伊朗人过来跟我打招呼，他一开始问我是不是伊朗人，后来才知道我是中国人。他说伊朗有些地区的人是我这种长相，而我剪着军人的圆寸发型，又留着胡子，所以他以为我和他一样是休假的伊朗军人。在伊朗，每个男性都要服兵役两年，这是一项公民义务，我到伊朗的时候正好赶上诺鲁孜节的最后几天，有不少军人在休假期间，所以大街上可以看到很多穿军装的人。而且那些天伊朗全国范围发洪水，很多军人被临时抽调到各地参与抗洪工作。

我走到了游客最聚集最热闹的伊玛目广场，这里也曾经是萨菲王朝的首都中心。这片广场建于萨菲王朝阿巴斯大帝统治时期，作为帝国都城的象征，广场建成之后，周围建筑在四百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广场不是正方向，而是略向西北-东南方向倾斜，长条形两端还有曾经作为马球场使用时留下的的门桩，现在有马车载着游客环绕广场游览，广场东南面是国王清真寺，正对面是巴扎，另两侧一面是阿里卡普宫，一面是谢克罗夫拉清真寺。这种设计来自波斯社会权力分布的三股势力，以清真寺为代表的宗教人士，以巴扎为代表的商人-市民阶层，和国王本人的君主权力。

如今伊玛目广场四周环绕着各种商铺，伊斯法罕的重商传统在这里非常凸显，在广场上经常有小商贩和中国人搭讪，讲一段自己和中国的渊源，比如有亲戚在中国留学或者曾经去过中国，然后开始推荐他的店铺，大部分是售卖地毯和藏红花，这里的商人们都知道中国人喜爱藏红花，虽然在当地只是很普通的调料，但中国人相信藏红花有滋补效果，就如同相信其他奇奇怪怪的滋补品一样，愿意为此支付高价。

伊朗当地罕见的中文招牌就是藏红花，甚至在这个无法使用信用卡的国家里，藏红花店里可以用支付宝。重商的另一面就是形成了有点狡猾的习惯，很多商人喜欢向外国人叫高价，而且不接受讲价，虽然这一点在伊朗很普遍，但伊斯法罕颇为严重。

我穿过广场走进国王清真寺，这座清真寺镶嵌蓝青色瓷砖的拱顶如同一座纪念碑，纪念萨菲王朝的功绩，用来取代北面旧城区的聚礼清真寺。这座清真寺足足修建了25年，直到阿巴斯大帝统治的最后一年，清真寺才竣工，建筑后期为了赶工，没有使用复杂的小块彩陶马赛克镶嵌，而是用了更大块的瓷砖。

国王清真寺的正门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为了保证清真寺主体面向麦加方向，但大门又要面向广场，所以用一个斜向短通道连接大门和主庭院，也就是清真寺相对于正门是倾斜的。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国王希望广场上的人可以看到清真寺的拱顶，如果正门和主庭院在一条线上，拱顶就会被高大的正门挡住，所以用一个斜度让两者错开。

国王清真寺正门还在维护中，只能从旁边小门进入。我走进主庭院，院内有喷水池和四边雄伟的拱形门廊，从南拱形门廊进入主殿，双层天花板蓝色的背景装饰着金色的图案，这座主殿的回音设计非常棒，在中心的一个特定位置上，只需要很小的声音就可以产生响亮的中空回音效果，一位女游客在里面高声唤礼赞圣，如同天籁之音。在各个殿中都有雕刻着花纹和古兰经的大型石瓮，应该是曾经为来礼拜的人提供饮水。

然而很可惜的是，国王清真寺现在并没有作为宗教场所使用，也没有妥善作为博物馆保护，就这样一边不紧不慢地施工修复，一边收着门票让人们自己参观。宗教建筑是不能这样闲置的，人的精神力量在此凝聚才能保护建筑，让这些建筑能屹立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一点清真寺比教堂更加需要人气，因为清真寺结构更加开阔，一旦日常不使用，很快人的精气神就会消散掉，建筑也就失去了光泽，所以这座清真寺那些华丽的瓷砖，都显得灰蒙蒙的，除了修复本身的问题，就是欠缺人聚集的精神力量。

我从国王清真寺出来，面向广场，我的左右两侧是两座皇家建筑，左边的阿里卡普宫和右边的谢克罗夫拉清真寺。皇宫以什叶派崇拜的伊玛目阿里的名字命名，是阿巴斯大帝的寝宫，有柱子支撑起高架阳台，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广场全景，眺望到国王清真寺的拱顶。这座皇宫的墙壁上有大量的绘画和镶嵌图案，但毁坏严重，主要集中于正殿。

伊斯法罕的皇宫建筑除了这座阿里卡普宫，还有四十柱宫和八重天宫，其中四十柱宫是阿巴斯大帝用于接待宾客的宫殿，不过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建筑是18世纪初大火之后重建的，宫殿外部目前还在修复中，在正面木头柱子支撑起的阳台下搭建着脚手架。我到的时候赶上诺鲁孜节最后一天，在四十柱宫的庭院内有市集，还有民族文化表演。我穿过长长的水池，和鼻子被摸得黑亮的狮子雕像，走进银色镜面天花板下的正门，在四十柱宫大厅内有很多壁画，除了中间的两幅绘制于卡扎尔王朝时期之外，其他都是萨菲王朝时期的作品。壁画的内容主要是战争和宫廷宴会，主要描绘了波斯军队与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的战斗、对阵乌兹别克人和印度人的战争场景，以及舞女和乐师欢迎国王凯旋归来。

在萨菲王朝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国家达到了古典波斯之后新的全盛时代，阿巴斯大帝改组了军队，赢得了对乌兹别克人的战斗，夺回圣城马什哈德，又在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斗中占领了巴格达，他将葡萄牙人赶出了巴林，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夺回了霍尔木兹，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划定了直至今天伊朗西北部与土耳其之间的边界。在阿巴斯大帝统治期间，波斯主动派出使团前往欧洲，与荷兰人和英国人交好。

在阿里卡普宫对面的谢克罗夫拉清真寺，也是《孤独星球》伊朗版封面的建筑，很多摄影师都喜欢在这里取景，因为这里有精美的蓝色瓷砖墙壁，然而他们的作品造成了一定的误解错觉，实际上这座清真寺正门并不高大，瓷砖墙面也只有正门一块而已，旁边都是砖土墙壁

这座清真寺是献给阿巴斯大帝的岳父谢克·罗夫拉，他是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学者，负责监管国王清真寺的建设。这座清真寺一开始是用来给宫廷中的女眷使用，所以非常低调，没有宣礼塔也没有庭院，长期以来这座清真寺也并不对公众开放礼拜。我从面对伊玛目广场的清真寺正门走进去，经过一条曲折的走廊到达礼拜殿，这种设计在清真寺中是非常少见的。谢克罗夫拉清真寺的圆顶黄色打底，装饰着蓝白花纹，也不在正门后面，而在靠南一点的位置。在礼拜殿中，墙壁上装饰着复杂的马赛克，阳光透过高处的小窗子透进来，照射在马赛克上，产生漂亮的光影效果。

从伊玛目广场继续向南，我走到扎因达鲁德河边，有很多座桥跨越这条河，其中最出名的是三十三孔桥和赫久古桥。三十三孔桥是这座城市另一个游客聚集的地方，人们傍晚的时候来这里乘凉散步，因为河流很浅，可以下河玩水，也有人在靠近河岸的拱洞下面野餐或者抽水烟。

这座大桥同样修建于阿巴斯大帝时期，因为有33个拱券而得名，由国王器重的格鲁吉亚将军阿拉维尔迪·汗（Allahverdi Khan）负责修建，在桥头旁边还有他的雕像。他是一位出生在格鲁吉亚的基督徒，后来成为俘虏，从奴隶一直做到了军事司令官的位置，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击败了奥斯曼军队。阿拉维尔迪·汗死后，阿巴斯大帝将他埋葬在圣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陵墓旁边。

和奥斯曼帝国同样，波斯在萨菲王朝时期大力重用基督徒，这些基督徒逐渐成为了社会的精英阶层。不同于奥斯曼帝国大量基督徒的改宗，波斯境内的基督徒被允许建立自己的小型社区。在三十三孔桥的南面，就是一个重要的基督徒社区，与大桥的格鲁吉亚建造者不同的是，这些一直居住到今天的基督徒是亚美尼亚人。

走过三十三孔桥，就到了新焦勒法亚美尼亚街区（New Jolfa），这里和北面的街区比起来是不同的街景。我特意之前在德黑兰拜访了亚美尼亚教堂和亚述天主教堂，遗憾的是德黑兰的希腊东正教堂和俄罗斯东正教堂都被关闭了，亚美尼亚教堂更多的是基于伊朗和亚美尼亚的友好关系，是一座旅游景点，我去参加周日早上的弥撒，只有四五个人。

在萨菲王朝阿巴斯大帝时期，国都选在伊斯法罕，同时将15万亚美尼亚人迁移到这座城市，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工匠和商人，阿巴斯大帝希望他们可以将贸易路线带到伊斯法罕。这些亚美尼亚人的故乡在今天伊朗和阿塞拜疆边境处的焦勒法，所以他们把伊斯法罕的这片街区称为新焦勒法。

关于这些亚美尼亚人，就要讲述到萨菲王朝起源时候的一个隐患。萨菲王朝发源自伊朗西北部地区，一开始是苏菲武装兄弟会起家，大部分的军队主力是突厥游牧部落齐齐尔巴什（Qizilbash），在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斗中，证明这些游牧部落并不能胜任与正规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在萨菲王朝第二代国王赫塔马斯普一世（Tahmasp I）期间，他大量开始使用本国波斯人，这就在两个群体之间形成了矛盾。

在阿巴斯大帝时代，将首都迁移到了伊朗高原的腹地，同时迁来大量的切尔克斯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形成突厥人和波斯人之外的第三阶层，来平衡社会结构。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上面提到的格鲁吉亚人阿拉维尔迪汗被任命为最高司令官。在这之后，很多失势的齐齐尔巴什军人前往喀布尔和坎大哈，还有一些去了莫卧儿皇帝的宫廷，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我来到焦勒法街区的地标建筑旺克大教堂（Vank Cathedral），教堂前有一个小小的广场，一些售卖纪念品的店铺，广场中间是一座铜塑像，一个穿着教士斗篷的男人手里拿着两本书，旁边的石头上雕刻着一台机器的样式。这座雕像是一位主教，叫做Khachatur Kesaratsi，他制造了伊朗第一台印刷机，在这片街区内开设印刷作坊，也是新焦勒法以工匠为代表的社区象征。

广场旁边的旺克大教堂正门在钟楼下方，正门上面有一幅画，绘制着教堂的样式，上面还写着1606的数字，这是亚美尼亚人最早来到这座城市的年份。我走进旺克大教堂，这座教堂已经被改造为旅游景点，不再具有宗教功能，门口有一个售卖旅游DVD的摊子，店主问我是不是中国人，然后播放中文的纪录片给我看。

旺克大教堂也叫圣救世主大教堂，vank在亚美尼亚语中是修道院的意思。在1606年首批亚美尼亚移民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这座教堂就开始修建了，从外观看起来巨大的圆形拱顶和拱门更像是一座清真寺，正面的钟楼则有传统教堂的形态。

在教堂的院子里，地面上铺着墓碑，教堂外墙一圈也有墓碑，在庭院的一个角落，还有一座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碑，院子里有另一座高大的独立钟楼，在钟楼的旁边是教堂的入口。教堂外表并不出众，土黄色的砖墙，但进入其中，我马上被里面震撼了。教堂室内装饰着精美的壁画，金光闪闪，在中央园顶绘制了圣经中创世纪的故事。壁画带有浓郁的亚美尼亚风格，一部分是耶稣的生平事迹和天堂的场景，拱顶下的角落里绘制着六翼天使，另一部分则是亚美尼亚基督徒的圣徒们，和他们被奥斯曼帝国压迫的历史。在教堂外墙也有一些壁画，但斑驳严重，只有少量残留，被用玻璃保护起来。

除了教堂本身，庭院内还有一个历史博物馆，讲述新焦勒法和亚美尼亚移民历史。里面展示了很多珍贵的手抄本书籍和宗教圣器，有伊朗最早的印刷机，教堂曾经的装饰瓷砖和绘画，一些萨菲王朝时期保护亚美尼亚人宗教和财产的法令，一些本地印刷作坊的产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在博物馆门口有两座雕像，一座是刚才在教堂门前广场看到的，带来印刷机的Khachatur Kesaratsi主教，另一位叫Mesrop Mashtots，他发明了亚美尼亚字母表。

我从旺克大教堂走出来几百米，路过年代更早但并不开放的亚美尼亚圣乔治教堂（SaintGeorge Armenian Church），找到第三座亚美尼亚教堂——圣伯利恒教堂（Saint BethlehemChurch）。圣伯利恒教堂外观看起来很朴素，同样是更像清真寺的拱形门，里面却有非常精美的壁画，而且没有多少游客参观，因为维护原因里面用脚手架支撑着。

这座教堂内有72幅绘画作品，讲述了耶稣的一生，此外教堂门口的亚美尼亚铭文值得一看，这些文字纪念的是这座教堂的捐赠者，一位亚美尼亚商人Khaje Petros。铭文上面写着：在上帝面前为Khaje Petros祷告，他是一个好人，他用个人财产修建了这座教堂，纪念他的名字和他父母的名字以及他家族的名字，落款时间是1077年。这里的1077年是亚美尼亚历法，对应公历的1627年。

来到新焦勒法的欧美游客很多，本地的年轻人也会被吸引到这里，因为这里有更加精致的咖啡馆，在这里吃一顿早午餐喝杯茶是不错的选择，伊斯法罕本地人来这里散步，有点像中国城市里，人们去少数民族街区找好吃的一样，我尝试了一种焦勒法亚美尼亚人的传统点心，有点像某种酥皮烤饼。在短暂休息之后，街区另一边的音乐博物馆是个好去处，里面展示了伊朗各个地方的乐器，现场也有音乐家进行表演，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东北部呼罗珊地区得都塔尔和唢呐，呼罗珊的都塔尔与新疆的都塔尔是一脉相承，唢呐这种乐器也正是从伊朗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一部分。

亚美尼亚人的移民历史很独特，他们的贸易网随着移民遍布世界。早在波斯和罗马对峙的时代，亚美尼亚人就在两个帝国同时担任雇佣兵，这些军事团体又逐步建立起商路贸易。在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由于阿拉伯人并不主张大规模改宗，所以亚美尼亚人以基督徒有经人的身份沿着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路线继续进行贸易。这些亚美尼亚人背井离乡，将贸易点建立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巴士拉等重要城市。

在蒙古人到来之后，亚美尼亚人积极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参与者，借助蒙古帝国内的便利，他们将自己的商业贸易路线向东方拓展，到了哈拉和林、元大都、扬州、杭州、泉州等地，隐藏在色目人中进行贸易，广州和泉州到波斯湾的往返船队成为稳定的贸易路线。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亚美尼亚期间，虽然表面上对亚美尼亚人并没有限制，但帝国的核心在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比起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君主更加倚重希腊商团和地中海西部的基督徒投诚者，同时犹太人从欧洲来到奥斯曼帝国，开始参与竞争。亚美尼亚人只好继续向世界进发，沿着葡萄牙人开辟的新航路，将商业推进到马六甲和澳门，当英国人帮助波斯人夺回了霍尔木兹之后，亚美尼亚商人便进行着从里海跨越整个国家到波斯湾的生意。同时亚美尼亚人在北方获得了沙皇的贸易许可，经营着从诺夫哥罗德经过汉萨同盟一直到阿姆斯特丹的生意。

借助与英国人的贸易往来，亚美尼亚人在香港和新加坡也站稳了脚，香港有一条遮打道，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就是来自印度的亚美尼亚移民。在当时的中国，由于民国政府愿意接纳被土耳其迫害的亚美尼亚人，上海和哈尔滨成了远东亚美尼亚人最多的城市。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和仰光的斯特兰德酒店都是亚美尼亚移民创立的，创始人正是来自伊斯法罕的沙奇士兄弟（Sarkies Brothers），他们的家族墓地在新加坡，著名的《海峡时报》创办者也是亚美尼亚人。我之前去槟城拜访了那里的基督徒墓地，里面有一些亚美尼亚人的坟墓，槟城的东方大酒店和升旗山的克拉克酒店也是沙奇士兄弟经营的，

伊斯法罕整体都有一种繁华中的荒凉，建筑和女人都美得灰头土脸的，而波斯的审美在我看来又是有些浮夸，这一点倒是真的和我国相似，让我想起逃难热河的慈禧太后。这或许来自过去几十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我总觉得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导致的，伊斯法罕是波斯的荣光，这个荣光延续到德黑兰，但我要追溯这个荣光的过去，这引领我走到伊朗西部。我的第一站不是萨菲王朝起家的西北部，而是相反的西南部，胡泽斯坦，那里一部分是传说中的历史，一部分是塑造伊朗当代新历史叙事的两伊战争。

两伊边境：霍拉姆沙赫尔、阿巴丹

阿瓦士这座工业城市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内容可看，所以我安顿好行李就马上前往两伊边境，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

我在阿瓦士找了一个司机，叫阿巴斯，他是一个老师，脸上总带着和善的笑容。在伊朗很多人为了养家都要做好几份工作，很多店铺下午都有很长的歇业时间，或者晚上不营业，允许员工去做别的工作。阿巴斯司机的车非常破旧，如果在中国，大概是最糟糕的出租车的水平。在伊朗虽然油价便宜，但由于近些年的经济衰败，买车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除了近些年中国汽车进入市场之外，廉价的本国汽车还是很多人的选择，有的车可以开上二三十年。

我们从阿瓦士前往霍拉姆沙赫尔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霍拉姆沙赫尔是两伊战争的前线，也是战争最先打响的地方，今天伊朗-伊拉克口岸设在这里，从霍拉姆沙赫尔过关再开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

在两伊战争之前，这座城市由于石油工业而建设的很现代化，富裕阶层比较多。按照奥斯曼帝国和萨菲波斯之间的边境条约，阿拉伯河成为了两国的边界，在伊拉克独立后，与伊朗之间围绕阿拉伯河的归属发生了矛盾，直到1975年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调解下，萨达姆和巴列维国王在阿尔及尔参加欧佩克会议时达成了边境协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胡泽斯坦发生过多起袭击事件，伊朗方面认为是伊拉克挑动伊朗境内的阿拉伯人分离运动。在1980年9月17日，萨达姆宣布阿尔及尔协议无效，几天后两伊战争开始。

战争在9月22日下午爆发，这座城市成了最激烈的战场。萨达姆预想的胡泽斯坦阿拉伯人起义并没有发生，这座城市大量的市民和志愿民兵站在了伊朗政府一边，抵抗伊拉克军队的入侵。虽然缺少装甲部队和空中掩护，但巷战依然把伊拉克军队拖到了11月10才占领这座城市，直到两年后伊朗军队才收复了这座城市。

我们开车沿着边境公路前行，路过靠近河边的地区，都是当年战争遗留下来的房屋废墟，至今没有被清理掉，而是作为爱国教育场所。我们到达边境关口，关闸士兵告诉我们从一个岔路向北开，就到了战争纪念馆。当年的河道已经干涸，散布着被摧毁的坦克残骸和防步兵障碍，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军队在沼泽地带使用了化学武器，战后为了惩罚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又彻底破坏了沼泽湿地，所以这里的生态问题非常恶劣。

穿过坦克残骸和壕沟，我走进战争纪念馆（Mosque of Shohada-e-Shalamcheh）。这座纪念馆也是一座清真寺，里面装饰着战壕坑道模样的演讲台，中间有一座绿色的墓，里面有烈士用过的武器和假肢。在伊朗各地都有两伊战争的纪念物，城市中每个街区都有一小块纪念碑，纪念这条街区的烈士，很多清真寺里也悬挂着烈士的照片。

两伊战争对伊朗革命之后的历史叙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革命之后，旧的矛盾必须被迅速忘却，整个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凝聚力塑造，没有什么比一场残酷的对外战争更合适，在这场战争中，国内的民族问题（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和南部阿拉伯人的诉求）和阶级问题（伊朗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主张）都可以暂时被搁置。这场战争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一代青壮年牺牲，工业受到沉重打击，霍梅尼也在战后不久去世。

但这场战争也在革命后迅速凝聚起整个国家，完成了新的历史叙事，革命卫队和民兵组织建立起成熟的战斗力，革命之后替代前朝的政治体系也在战争的历练下被证明是有效的，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政治和军事经验的哈梅内伊，也在霍梅尼去世后顺利接任最高领袖的位置。

离开霍拉姆沙赫尔，我们来到两伊边境另一座城市阿巴丹，这座城市今天成为两伊战争痛苦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这座城市是中东地区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之一。

阿巴丹最早就是一个工业城市，主要生产盐和编制品。在1908年，这里发现了丰富的油田，英国石油公司从1912年开始在这里修建炼油厂，把这座村子变成了一座城市，本地居民从此开始变成技术工人为主的中产阶级和富裕蓝领，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所在地，也是中东最现代化的城市。在两伊战争期间，这阿巴丹受到了严重的摧毁，1986年的人口普查只有6个常住居民，今天这里依然是伊朗主要的石油工业中心。

阿巴丹的大部分历史遗迹都围绕着英国石油公司开始，我来到阿巴丹炼油厂对面，有一座被锁在院子里的白色南亚次大陆风格的清真寺建筑，这座清真寺被称为仰光清真寺（Rangoniha Mosque）。英国石油工公司在阿巴丹修建炼油厂之后，由于当地人缺少工业技能，所以一开始从海外招募了大量工人，其中第一批来到阿巴丹的工人是来自仰光的穆斯林，石油公司为他们修建了这座清真寺用来进行宗教活动，现在这座清真寺并不开放被锁在院子里。

当年很多英国石油公司的官员都有在英属印度殖民地工作的背景，他们带来了殖民城市的管理经验。在城区的一侧，他们按照殖民地的习惯修建别墅、花园和俱乐部，这座城市的街景也确实更像印度南部或者马来半岛，枣椰树、渔民、热带气候和多种族。

同样和石油公司有关的宗教建筑，是更靠近市区的亚美尼亚阿巴丹教堂，这座教堂通体白色，和一座清真寺是邻居，教堂最初的使用者是石油公司的亚美尼亚工程师群体，这些亚美尼亚人从伊朗本地被招募到这里，其中包括我上面去过的伊斯法罕，他们在这里修建了教堂和学校，形成一个小社区。离教堂不远的一个加油站，旁边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院子里还有一些老式的加油设备，这里曾经是中东第一个加油站。

由于阿巴丹发达的工业背景，形成了以英国公司的殖民资本主义为蓝本的隔离阶级社会，二战后民族主义和工人运动兴起，本地伊朗工人们开始罢工，到了1951年，伊朗开始进行石油国有化，英国最终退出了阿巴丹。伊朗石油国有化之后，阿巴丹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生活开始成为社会主流，这里人的生活与西方无异。

到了1979年，阿巴丹又成为了伊斯兰革命的导火索之一。1978年8月19日，阿巴丹雷克斯电影院（Rex Cinema）正在播放电影《驯鹿》（The Deer），这部片子讲述的是国王统治下看似繁荣的伊朗，背后却是肮脏、堕落和贫困，大多数底层民众失业，只有少数人获得财富形成一个小型的中产阶级社会。这部片子非常艰难过审，对当时巴列维国王追求的所谓现代化进行了批判。然而在电影放映期间，电影院突然起火，377人被烧死（死亡数字有不同记录，包括420人和470人，我引用纪念碑上的数字）。

在革命后的叙事中，认为这是国王的手下SAVAK（情报和安全组织，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秘密警察）的特工纵火，惩罚那些观看这部电影的政治异议人士，而巴列维政权认为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纵火，激起人们对国王的不满。无论是何种解释，这场大火点燃了人们对政权的不满，在阿巴丹这座非常现代化且中产阶级为主的城市，事件很快发酵扩散到全国，成为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我来到雷克斯电影院附近，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商场，只有一块关于火灾的纪念碑，纪念碑右边是胶片样式，每一格都是一个燃起火焰的影厅的图像，左边则是波斯文和英文的纪念文字。

今天对于火灾的起因已经无法再次考证，成为不同政治立场的攻讦，但无疑的一点是，火灾激起了人们对巴列维王朝的愤怒。我不太相信一个单独的事件会推翻一个政权，民众的愤怒都是积累的，那些社会不公、贫富差距、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阵痛，都在这场火灾之后爆发了出来。

从阿巴丹返回阿瓦士已经是晚上，道路两边是曾经被战争摧毁的荒地，开着老旧车的秃顶伊朗大爷，用他的诺基亚手机给我放了一首朗朗弹奏的《绿袖子》，不知道当年英国人在这里的时候，是否带来了这首民谣。夕阳下的阿瓦士尘土飞扬，时不时能看到戴着阿拉伯头巾的牧羊人，驱赶着羊群走过临时堆积的防洪堤坝。在这条曾经蔓延着鲜血与火焰的陆上，我们背靠着夕阳返回，享受着一点安逸的时光。

回到阿瓦士，我去品尝了当地的烤鱼，从这里一直到底格里斯河的阿拉伯人都很会烹饪河鱼。阿瓦士的烤鱼非常棒，使用了一种黑色的酸酸的酱料，带有一些南亚和东南亚的味道特点，可以去除河鱼的土腥味。

伊朗人的饭点比较晚，我去烤鱼店的时候还没什么人，老板过来和我聊天，他问我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来他们的城。我说我是做写作的，他顿时充满尊敬起来，向我介绍他的店和他的朋友，给我看他在伊斯法罕山中的别墅的照片，然后他问我能不能让他也看看我在中国的别墅。原来他误会我是和他一样的富人，我告诉他在中国写作者是非常贫穷的，在北京只能合租在很小的房子里。他感到有些惊讶，在他看来这些从国外来采风的作家应该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我只好说这是一种误解，中国是一个部分城市很繁华，但民众非常贫穷的国家，我们过得并不比伊朗人好。

阿瓦士是一座劳动力移民城市，有很多来自巴勒斯坦、印度南部的穆斯林，也有很多阿拉伯人。从外表就能看出来，大部分中老年人带着阿拉伯式的格子头巾，波斯人不会这样戴，这些阿拉伯人很多也不懂波斯语。

阿瓦士这座城市本身没有太多遗迹，大部分城区在战争中被毁坏，值得一看的是两座大桥。白色的桥是一座悬索吊桥，是德国在1936年建成，现在成了人们散步摆摊的场所。黑色的桥是铁路桥，1929年建成，将铁路连接到伊玛目霍梅尼港口，在二战中，这座大桥被用来为苏军运送军事物资。

舒什、舒什塔尔

在胡泽斯坦的第二天，我去了舒什和舒什塔尔两座古城，其实对于过于古老的古城，我是兴趣不大的，如果没有考古专业人士陪同讲解，参观古城遗址也就如同看一堆石头一样，很难和当代历史产生联系，文化上也和我的故乡过于遥远。

从阿瓦士到舒什塔尔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很遗憾的是，由于洪水和降雨的缘故，舒什塔尔古城和著名的水利工程系统不能开放参观，但我更重要的目的地却是一座大桥——凯撒大桥（Band-e Kaisar或Shadorvan Bridge），从名字可以看出这座桥和罗马有关。

从舒什塔尔城堡向下俯视，就能看到卡伦河上这座只剩下部分遗址的大桥。我穿过膝盖高的杂草丛走近这座大桥，断壁残桓在泥泞的沼泽池塘，砖石与砂浆混合的建筑，与舒什塔尔本地的泥砖建筑并不相同，有罗马建筑风格，这是最东方的一座罗马大桥。

这座大桥见证了罗马和波斯之间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公元260年的埃德萨（Edessa）战役中，波斯军队在萨珊王朝第二位君主沙普尔一世（Shapur I）的率领下，击败了罗马军队，俘虏了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和近7万罗马士兵。这些罗马战俘被命令修建舒什塔尔周围的水利农业，因为他们更善于工程建筑。罗马军团在这里修建了运河和两座大坝桥梁。

这是罗马皇帝第一次被敌军俘虏，是罗马军事历史上重要的一次失败。在此之前，沙普尔一世多次率军队深入罗马，掠夺了安提阿，瓦勒良在刚刚镇压篡位之后不久，仓促率军与波斯军队战斗，结果被包围俘虏。被俘虏之后，这位皇帝的命运不得而知，一些基督徒认为这位皇帝受到了羞辱，被波斯君主踩在脚下当作上马的凳子，最后尸体被剥皮用稻草填充后展示在神庙中。但这种说法来自基督徒的记载，被当作皇帝迫害基督徒的下场，就显得不那么可信，也有说法认为这位皇帝和他手下的罗马士兵受到了尊重，他们被视为工匠为波斯劳动，最后以普通人的身份死去。

瓦勒良在位期间，罗马帝国摇摇欲坠，北面的黑海哥特人蠢蠢欲动，高卢人也在酝酿着反叛。对于沙普尔一世来说，这确实是一次堪称殊荣的胜利，他在沙普尔洞穴中为自己修建了6.7米高的雕像纪念这次功绩，这座雕像完全是从巨大的石笋中雕刻出来的，沙普尔一世用夸张的方式记录这次胜利。

我从凯撒大桥返回市中心，到达了舒什塔尔清真寺，清真寺内部正在休整维护当中，无法进入，但值得一看的部分其实是清真寺的外部建筑。这座清真寺有1200年的历史，墙面的花纹和宣礼塔最为精美，宣礼塔有两根，柱头没有装饰，一高一矮，蓝色的砖条在石柱上装饰成几何图案的花纹。

离这座清真寺略远一点的地方是伊玛目扎德·阿卜杜拉陵墓（Imamzadeh Abdullah），这座陵墓在一个小山丘上，俯瞰着城市，陵墓最早建于公元629年，之后经历了多次修复，中殿、玄关、柱廊、圆顶、宣礼塔和墓葬以及雕刻铭文都是不同时期修建的。建筑正面是两个圆柱形塔，中间则是显眼的土黄色的锥形尖塔，这座尖塔曾经也作为观星台使用，清真寺内有很多石雕和砖雕，内容是古兰经经文，外墙的砖上很多也刻写着经文。

和这座伊玛目阿卜杜拉陵墓相比，样式相同但更有名的建筑在舒什，那里也有一座陵墓，里面埋葬着是一位旧约中记载的传说中的人物。

在前往舒什的路上，我们路过一个茶摊，司机请我喝茶，这个茶摊就在公路旁边，一个铁架子上面有一层木炭加温，木炭上有两个咖啡壶和两个水壶，一只黑色铸铁壶里面是红茶，另一只普通水壶里面是开水，伊朗人喝茶会把茶煮的很浓，然后兑水喝。这种路边茶摊很便宜，人们买一小杯咖啡或者茶，就围着茶摊站着喝完。

今天的旅途，阿巴斯的妻子和我们一起前往，一个非常热情的伊朗女人，一路上都在用翻译机和我聊天，问我去过哪些地方，来伊朗准备去哪里，还问我是不是穆斯林，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阿巴斯的妻子为我们准备了午饭，伊朗人有路边野餐的习惯，在马路两旁的绿地，随处就可以铺开一块毯子席地用餐。阿巴斯的妻子为我们准备了鸡肉藏红花米饭，本来他带了煤气炉，但是一直没有弄好，我们只好吃了凉的米饭，味道却非常好。

午饭后到了舒什，我前往但以理墓，但以理是犹太人的先知。按照旧约记载，但以理是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青年，巴比伦国王尼布加尼撒将犹太人掠夺到巴比伦作为奴隶，也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当波斯帝国崛起灭亡巴比伦之后，波斯君主居鲁士释放了所有的犹太人，一部分犹太人继续居住在波斯境内，成为现在伊朗犹太人的祖先。但以理最神奇的是解梦，在《旧约·但以理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为国王解梦的内容，关于世界末日的异象，预示着巴比伦的灭亡。也有学者认为但以理书和先知但以理并无关系，只是后人借用他的名字而已。

在巴比伦灭亡之后，但以理继续为波斯君主服务，直到他最后死去。关于他的陵墓，其实不止这一座，因为他的去世和葬礼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反而是在他去世之后很久才有了墓地的流传。在伊拉克的基尔库克、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等地都有但以理墓，但是舒什的这座陵墓最被广为公认。在另一些记录中，认为但以理的遗体并不在这座陵墓中，而是在舒什的河里，因为当地人对先知的尸体争夺不下，所以干脆决定用铁链将棺材固定在一座桥下面。

但以理也是伊斯兰教承认的历史人物，在伊斯兰教中被称为丹尼尔，所以在伊斯兰时代，他的陵墓被建起了一座清真寺。现在这座建筑是1870年由舒什塔尔本地的什叶派学者贾法尔主持修建的，我进入一个开阔但显得简陋的院子，高高的砖土锥形塔像一个松塔，正门是典型的清真寺拱门形状，两侧是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照片，内部装饰华丽，镜面的顶棚，圣陵上方是金色笼罩，下面是被网格栅栏挡住的玻璃，边框是银色。在舒什，和但以理墓相似的还有另一座Deabel Khazaei的陵墓，他的陵墓尖顶更像是一个锥形的喇叭。

在舒什古城旁边苏萨山的最高点，有一座高耸的城堡，可以俯瞰整座城市，这座城堡是法国人在1897年修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作为考古勘探和挖掘舒什古城的基地，这座城堡在1912年建成，砖块直接取自考古现场不同时期的砖土。现在里面是一个博物馆，展示着曾经考古挖掘时使用的工具。

在离开舒什和舒什塔尔之前，我去了最后一个地方，舒什塔尔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在舒什塔尔东北角的山丘上，有一座伊玛目马赫迪清真寺（Sahebalzaman）。这座清真寺内有一把椅子，是隐遁的十二伊玛目马赫迪曾经坐过的，我走进清真寺大殿，一个角落被栏杆围起来一把小小的石头椅子，上面放了一本古兰经。伊朗的国教是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这也是什叶派中最大的分支，这个教派认为第十二个伊玛目是马赫迪。

马赫迪出生在公元869年，他的父亲家族来自伊玛目阿里的血脉。马赫迪5岁的时候，父亲在萨迈拉被毒死，马赫迪通过四位代理人与追随者们沟通。马赫迪一生中有过两次隐遁，在公元914年第二次隐遁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追随者们相信马赫迪会在末日的时候降临人间，拯救世人，而耶稣将帮助他。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之后有很多人自称马赫迪进行政治运动，最著名的就是1881年苏丹的马赫迪起义。

离开舒什和舒什塔尔，在胡泽斯坦的旅程也就结束了，接下来我就要从南方到北方的大不里士，寻找萨菲王朝的诞生地，还有伊尔汗国的国都。在阿瓦士我的司机阿巴斯大爷带我走了两天，他给我买茶和咖啡，还给我讲解，两天总共二百来块钱人民币。我实在过意不去，送了他一盒茶叶。

大不里士

当我来到大不里士这座城市的时候，我首先的感觉是这座城市非常像我的东北故乡，当南方的胡泽斯坦已经穿短袖T恤的时候，北方的大不里士还在穿皮夹克。到了晚上，街上人不多，凉风瑟瑟，我的故乡也是这个样子，干燥的空气如果没有风的话，即使温度很低也不会觉得透骨，只感到凉爽。

我在这吃到了来伊朗之后最好的一顿，大不里士离里海不远，这里的鱼不错。我找到了网上推荐的一家吃鱼的店，这家店是阿塞拜疆人开的。鱼的做法和阿瓦士不一样，阿瓦士的鱼善用酱料，有点印度影响，这家店里鱼的做法则是比较欧化，这家店的蔬菜米饭也很好吃，一些来大不里士的外国旅行团会安排在这里。

大不里士这座城，处处透着高级，其他地方伊朗人看到我都会很热情地说“噢，我的朋友，欢迎来伊朗，我爱中国”，等到一谈钱就不是他了。大不里士人谈不上多热情，但是老实文明，不跟外国人偷奸耍滑。这里是伊朗爆发宪法革命的地方，历史性的先进。对大不里士施加影响的俄国和土耳其只是欧洲的边缘，但足以使这座城有了和伊朗其他地方不同的气质。

我从旅馆出来走到城堡附近，就能看到高大的城楼和两个城门洞，这座城楼是14世纪建筑的遗迹，目前还在修复中，周围是一片工地。大不里士城堡原本是一片巨大的建筑群，包括清真寺、图书馆、庭院和陵墓，但并没有彻底完工。

19世纪随着波斯和俄国关系紧张，靠近俄国的重镇大不里士成为军事要塞，在俄国入侵大不里士期间，这座城堡受到了一定的损伤。到了巴列维王朝时期，这座建筑已经破败不堪，于是被不断地拆除改造，只留下了今天看到的一小段，也就是曾经建筑的后墙部分，变成了一个花园。这座城堡旁边是高大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修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在帖木儿帝国衰弱之后，统治这里的是土库曼部落的黑羊王朝（Kara Koyunlu），并形成了诸多的苏菲兄弟会组织，萨菲教团诞生在阿尔达比勒，创始人萨菲·阿尔丁（Safi-ad-din Ardabili）是生活在伊朗的突厥民族后裔。1500年，伊斯梅尔一世获得了阿塞拜疆游牧部落的支持，尤其是被称为红头军的齐齐尔巴什支持。1501年，伊斯梅尔一世（Ismail I）攻克了大不里士，登基为国王，建立了萨菲王朝。到了1510年，他已经征服了今天伊朗的全部领土，在伊斯梅尔一世统治时期，他进行了对伊朗影响深刻额的改革，将伊斯兰教什叶派作为国教，击败乌兹别克人。

由于齐齐尔巴什一直煽动安纳托利亚什叶派穆斯林反对逊尼派奥斯曼帝国，并引发了亲萨菲王朝的起义，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派军队镇压，与萨菲波斯展开了长期的战争。伊斯梅尔那些以土库曼人为主的部落军队敌不过拥有大量火炮的现代奥斯曼军队，大不里士一度丢失，波斯失去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领土。在这次战争失败后，伊斯梅尔一世开始不再管理国家事务，36岁就郁郁而终，他的10岁的儿子赫塔马斯普一世继承王位。

我从大不里士城堡向北走到大巴扎附近，这座大巴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今天看到的大部分建筑都是15世纪之后修建的，和伊斯坦布尔大巴扎完全在室内的结构不同，这座大巴扎里就有一个个小的露天广场，人们可以在广场聊天休息喝茶，在巴扎里面隔一段路就有小茶摊，有的茶摊摆着几条长凳子，有的干脆没有凳子，店主准备了两个大水桶，一只煮茶水，一只煮开水，兑着喝茶，我很喜欢坐在这里和老大爷们一起闲聊一下。在伊朗，人们喝茶习惯用一种黄色的冰糖棒，在茶杯里搅拌，当然讲究一些的会端上来好几种糖，包括白砂糖、方糖块、冰糖棒和姜糖片。

在这种茶摊喝茶的都是中老年男性，我就发现这种环境我特别放松，虽然也没什么交流，但就觉得自己融入了背景中。相反有几次和伊朗的年轻人们在一起，聊的内容非常多，但我总觉得没那么放松，好像总要去应付某些东西一样，不知道这算不算未来先衰。

在巴扎的不同方向，有以不同城市命名的大门，如德黑兰门和伊斯坦布尔门，这些大门的名字就是以它们各自通向的城市，比如伊斯坦布尔大门就是曾经经过大不里士前往奥斯曼帝国贸易的路线关口。

在伊朗的巴扎里面有很多地下餐馆，通常是旧浴场改造的，餐馆里面除了正餐桌椅，还有很多床榻，人们坐在塌上面喝茶抽水烟。这是比较讲究而且消费略贵的地方，不少家庭聚餐和情侣，不太贵的一般在街边地下，里面是食堂那种一长排桌子，大家挤在一起抽烟喝茶，客人基本是中老年男性。

虽然由于经济制裁无法使用国际信用卡，但伊朗的银行业非常发达，即便是在地铁上兜售货物的小贩也随身带着一个POS机，合人民币几块钱的商品也要刷卡。大不里士巴扎的金融区和珠宝区靠近主干道，在伊朗其他城市换汇的地方不多，但在大不里士巴扎，聚集着成群的黑市人员，询问路过的行人要不要换钱，一些首饰店也做这样的生意。尤其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愈发尖锐，人们更加迫切需要囤积美元。

在这条街对面，是大不里士的税务局，一些老人带着老式波斯文打字机坐在路边，为人们提供法律和税务文书服务。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打字机只有在我很小的时候才见到过，那时已经开始逐渐普及电脑打字了。打字机比电脑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插电，而且避免电子化。人类应该为大停电做好准备，尽量控制电子产品。

我从巴扎向东走，经过1917年修建的消防塔，来到了市政厅（Tabriz Municipality Palace）。这座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人修建的建筑也是一座博物馆，展示大不里士过去的电影放映机、出租车和消防轨道、地毯、路灯、城市钥匙。市政厅中心是一座钟楼，曾经的旧钟在博物馆内展示着，是由英国吉利-约翰斯顿公司于1935年在克罗伊登铸造，1941年这座钟被苏军在战斗中毁坏，后来钟楼换上了一座新钟。

从市政厅出来，我继续向东，经过阿塞拜疆博物馆，里面有一件展品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一件中国风格的瓷盘子，侧面有一个类似欧洲贵族纹章的图案，是一个红色盾牌上面一只野兽的头，狼或者野猪。我问了博物馆的馆员，他们也不知道这件瓷器的历史背景以及纹章的含义。在欧洲，意大利的玻璃工匠们很早就开始仿制中国瓷器，明清时代还有大量出口定制瓷器，特别是清朝中晚期，有大量销往欧洲的外销瓷。如果说野猪的话，有可能是德国贵族的收藏，因为德国和伊朗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件瓷器流到了伊朗。但也可能这个纹章并不存在，是某个殖民地暴发户仿制的。

阿塞拜疆博物馆旁边就是蓝色清真寺（Kabud Mosque），这座清真寺和伊朗其他的清真寺就不太一样，更像土耳其风格。蓝色清真寺是在黑羊王朝沙贾汗统治时期下令修建的，沙贾汗本人的陵墓也在清真寺旁边，但主体建筑是萨菲王朝时期完工。这座清真寺在奥斯曼帝国入侵时期受到了破坏，在16-18世纪又被多次地震破坏，到了19世纪，除了大门之外，整座清真寺已经基本变成废墟，在巴列维王朝时期，清真寺才得以重建。从残存的正门看来，装饰着精美的蓝色马赛克，但是破损严重。

在蓝色清真寺旁边有一座社区公园以波斯诗人哈加尼（Khaqani）的名字命名，在公园里有他的雕像。哈加尼出生在阿塞拜疆，最初信仰景教，后来皈依伊斯兰教，所以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基督教的意向和象征。他的诗赞美理性和勤劳，反对压迫，在从伊拉克游历回国之后，哈加尼被投入监狱，释放后他搬到大不里士。然而不久之后，他的儿子、妻子和女儿相继去世，他最后孤独的死去，埋葬在大不里士著名的诗人陵。这座陵墓在大不里士城北，埋葬着四百多位学者，最早的一座有将近一千年历史，最新的一座是2009年去世的阿齐兹·道拉塔巴迪，他是大不里士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

大不里士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阿塞拜疆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阿塞拜疆人又和伊朗宪法革命直接相关。我来到大不里士的宪法革命博物馆（Constitution House of Tabriz），馆员为我介绍了这一段革命历史，这栋大楼被用于当年革命领导者的聚集地，这栋大楼的原主人哈迪迈赫迪是一个商人，也是革命的支持者，他的这栋房子是革命的会议地点，也是出版文章的地方这里展示着革命者的雕像、照片、信件和报纸。

在博物馆中，我看到了一个美国人的照片，他叫霍华德·巴斯克维尔(HowardBaskerville)，是一位长老会教会学校的老师。在宪政革命期间，霍华德·巴斯克维尔带着一百多名志愿者抗击国王军队对大不里士的功绩，牺牲的时候只有24岁。在阿敏·马卢夫的那本《撒马尔罕》里，他详细地写到了伊朗宪政革命，和霍华德·巴斯克维尔这个人的出场。

革命导火索是波斯君主纳斯尔丁（Naser al-Din）向外国贷款支付自己的奢侈生活，从俄国借贷了两千万卢布用于自己的欧洲之旅，以国家关税作为抵押。在1890年，民众抗议君主将烟草特许经营权交给英国，宗教领袖们用号召民众戒除烟草的方式抗议君主出卖国家。今天在大不里士巴扎周围到处都是卖烟草的店，不知道算不算一种传统，人民用狂热吸烟的方式主张自己的主权。

纳斯尔丁对民众的福利没有任何关注，损害了本土商人的权利，俄国人也趁机煽动，宗教社区和巴扎商人们形成了联盟，这些宗教社区长期接受来自巴扎的捐赠，经营宗教学校，维持慈善机构，担任法官和仲裁，被认为是公正地维护本地人的利益，因此他们和商人们一起反对君主将特许经营权让给外国人，最后纳斯尔丁不得不取消特许经营权。

1905年，在德黑兰的两个波斯商人被国王的手下惩罚羞辱，商人阶层随之爆发示威活动。冲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政府和民众的矛盾变得尖锐，很多人在英国大使馆的院子里露营，研究政治理论，要求君主召开议会。1906年8月，君主穆扎法尔丁（Mozafferad-Din）同意召开议会，然而此时他已经重病，在签署宪法五天后就去世了。新君主穆罕默德·阿里（MohammadAli）反对父亲签署的宪法，在1907年，英俄协议划分了两国在伊朗的势力范围，英国人抛弃了宪政主义者，开始支持君主。

在这个过程中，纳斯尔丁在1878年模仿俄国哥萨克军团成立的波斯哥萨克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哥萨克旅主要成员是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是纳斯尔丁邀请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派来军事顾问组建的。不同于俄国哥萨克的封建军团制度，用军事服务换取土地，波斯哥萨克更像一个雇佣兵组织。穆罕默德·阿里命令哥萨克旅炮击议会大楼，控制了革命，处决了多位革命领导人。

炮击议会之后，国王下令军队进攻大不里士，此时出现了革命中两个重要的人物——萨塔尔·汗（Sattar Khan）和巴盖尔·汗（Bagher Khan）。1908年，在萨塔尔·汗和巴盖尔·汗的领导下，大不里士市民组成了军事委员会，对抗国王的军队。1910年，萨塔尔·汗和巴盖尔·汗带着300人前往德黑兰，受到了支持者的欢迎，国王被迫下台逃往俄国公使馆，流亡到俄国，最后死于意大利。1911年，俄国强迫波斯议会接受俄国提出的条件，之后又入侵波斯西北部，占领了大不里士，处决了很多宪政革命者。

在今天的大不里士城北，还保留着萨塔尔·汗的故居，一条小巷子的深处，我推开一道黄色陈旧的门，里面是一个小院子，屋子里陈列着当年革命者们的照片。照片上的革命者打扮各有不同，有的是现代军人打扮，有的是部落战士打扮，还有的是宗教人士打扮。这场宪政革命对于历史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后来的伊斯兰革命都是这场革命的延续。在革命中，宗教阶层、商人阶层和普通市民凝聚在一起，君主只能借助外国军队镇压，这让人民意识到政府的军队是不可信任的，人民必须自己掌握武装，清真寺、巴扎和社区要联合起来才能形成社会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宣布中立。奥斯曼军队进攻大不里士的俄国军队，一度试图控制这座城市。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俄军从大不里士撤离，城市回到当地民主党委员会手中。在俄军撤离后，奥斯曼军队短暂控制了这座城市之后离开。一战之后，波斯哥萨克支持的礼萨·汗上台，巴列维王朝开始。

二战期间，虽然伊朗再次宣布中立，但同盟国为了运输物资，依然占领了伊朗，礼萨国王被迫下台，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上台。苏军占领了大不里士和伊朗西北部地区，1945年宣布成立阿塞拜疆人民政府。希望通过这个政府获得在伊朗的石油特权，但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随着西方的压力，苏军在1946年撤离了大不里士，自治共和国很快瓦解，大部分成员逃到了苏联。

走出宪法革命博物馆，我看到街上走过穿着红色靴子的宪兵，他们是卡扎尔王朝时期成立的另一支外国背景的军事力量。作为英国和俄国之间的中立选择，卡扎尔王朝君主选择瑞典人来训练自己的宪兵部队，这支部队在革命之后被收编，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大不里士，我试图去拜访几个教堂，却没有成功。圣玛利亚教堂（Saint MaryChurch）是大不里士最古老的教堂，也是亚美尼亚人的活动中心，亚美尼亚教会主教的驻地。我在十字路口可以看到教堂的铁皮锥形屋顶，进入教堂需要绕一个大弯，然而按了半天门铃，却告诉我教堂并不开放。

在巴扎西边的巷子里，曾经的法国教堂和教会学校已经被围在一片建筑工地中，同样也不开放。在城市西南部的圣萨基斯教堂（ST.Sarkis Church）也是一座亚美尼亚教堂，建于1854年，后面有一个附属的亚美尼亚学校，学校在两伊战争之后关闭，教堂是红色石质建筑，有一个银色圆顶，教堂是十字形，入口处是一座墓地。教堂外的院子里还有一块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碑，以及很多大理石铭文和墓碑。

伊朗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和中国有些相似，是一种高度体制化的管理方式，被视为国教的伊斯兰教，很多清真寺只有礼拜的时候才开放，由于什叶派主麻集中礼拜，所以有的清真寺周五反而不开放。而其他宗教，比如犹太教堂或者亚美尼亚教堂，除了宗教活动时间比，如周日上午的弥撒，其他时间都不开放参观，甚至敲门也无法进入，宗教场所锁门让我觉得有点意外，仿佛回到了国内。琐罗亚斯德教算是一个特例，因为和伊朗的本土历史关联密切，成为了吉祥物一样的象征，倒是有点像中国的道教，大部分宗教场所作为旅游使用。

在大不里士城区东部，我找到了14世纪的拉希德大学的遗址（Rabe-e Rashidi）。在一座小山丘上，只剩下一小部分还保存着，是当年的占星天文台的遗址，像一块巨大的岩石矗立在山坡上。

伊尔汗国加赞汗（Ghazan）时期，蒙古统治者开始伊斯兰化，并且和西亚、欧洲联系密切。加赞汗的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加赞童年的时候被培养成一个佛教徒，然而他本人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取了一个穆斯林名字叫马哈茂德，任命了波斯犹太人拉希德在大不里士成立大学，吸收各地的知识分子。

这座大学成立的时候，大不里士是伊尔汗国的首都，这里最初是一个建筑群，最主要的部分是图书馆和医院、工厂，拉希德在这里吸收各地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医学和自然科学，有超过一百名员工，还有各国的学者在这里学习，后来这座大学被改造成堡垒。

在加赞汗死后，他没有留下子嗣，他的弟弟完者都（Oljeitu）继任，完者都也是一位穆斯林，我之后回去拜访他的陵墓，但首先，我要向西去拜访一下伊尔汗国的其他遗址。

路上

我和司机从大不里士出发，我的司机是个伊朗土耳其人，在一些资料中把他们称为土库曼人，以区别于真正来自土耳其共和国的土耳其人。这些土库曼人和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关系不大，他们是广泛的突厥民族。在东部的土库曼人就是生活在今天土库曼斯坦的主体民族，中国的撒拉族也是他们的一支，而在伊朗西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土库曼人，和东部的土库曼人关系很远，反而和土耳其人或者阿塞拜疆人更接近。

今天散落在中东各地的“土库曼人”可以理解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没有移民到土耳其，而是继续居住在各自的国家。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东部靠近土库曼斯坦的呼罗珊地区，确实有一些是真正的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人。

在路上，司机给我讲述伊朗这两年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严重，前几年大家还吃得起肉，现在只能把牛羊肉换成鸡肉，然后多吃大饼，对普通人来说吃鱼都是很难得的。伊朗的高等教育普及很高，但是失业率也很高，很多年轻人服完兵役找不到工作，如果能进入正规的工厂虽然辛苦但还是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不然只能打打零工，如果能去政府部门工作就会非常轻松，但只有那些有关系的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

我们聊到伊朗的政治，司机说早些年的哈塔米总统非常温和，是个好人，但无法实际解决问题，后来上台的内贾德总统对外非常强硬，对内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个很好的总统，而现在的总统鲁哈尼，既无法解决国内的经济困境，还要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派出军队进行海外作战，给国内增加经济负担。

有趣的是，我后来通过朋友间接接触了一些伊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想法，他们都非常讨厌内贾德总统，觉得他是个纯粹煽动民粹的总统，反而对鲁哈尼有些好感，认为伊朗今天的经济困境是内贾德总统时期的问题延续。中下层普通民众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很难达成一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或许有背叛阶级的个人，但绝对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对我个人而言，秉持着工人阶级的出身，自然和伊朗中下层民众站在一边，这也影响了我对伊朗的很多观感。

或许是语言和自身立场的关系，我到了某个国家总是很难接触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反而非常贴近底层民众，那些司机、服务员、劳工、宗教场所的志愿者、市场里的小商贩、清真寺周围坐着聊天的老人，都是我很愿意了解的对象。我的一些朋友们觉得奇怪，在他们看来我并没有身处社会底层，却以为自己是其中一员，好像有了一种虚幻的悲壮感。我却觉得我就是他们的一员，无论我从事什么职业或者什么学历，都是被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都是既得利益者之外的群体。

乌鲁米耶、马拉盖、苏丹尼耶

我们从大不里士向西南方向前行，渐渐开到了一片盐碱地，就靠近了乌鲁米耶湖。司机告诉我这片湖泊曾经是现在的十倍大，在他童年的时候，从大不里士出发用不了多久，就会到达湖边，现在却要开很久才能看到水。今天的这片盐碱地曾经都是湖底，政府想过一些办法试图挽回湖泊干涸，但并没有效果。

在靠近东部湖边的部分，有一片小山，这片山曾经是湖中的一个岛，因为湖泊逐渐干涸水位后退，就和岸边连在了一起，但依然保留着沙希岛（Shahi Island）的地名。在这座岛上埋葬着两个人，伊尔汗国开国君主旭烈兀（Hulagu）和他的儿子阿八哈（Abaqa）。我在几个月前去伊斯坦布尔，拜访了蒙古圣玛利亚教堂，这座教堂名字中的“蒙古”就和旭烈兀和阿八哈有关。

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八世将女儿玛利亚嫁给伊尔汗国君主旭烈兀，希望换取两国的和平，以及旭烈兀可以帮助他对抗穆斯林。在玛利亚前往伊尔汗国的路上，旭烈兀就去世了，于是玛利亚嫁给了旭烈兀的儿子阿八哈。在阿八哈去世之后，玛利亚从这里返回君士坦丁堡，从此隐居在蒙古圣玛利亚教堂中。

乌鲁米耶是一座很古老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中有一座教堂，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的年代。我找到这座圣玛利亚教堂（Church of Saint Mary），很难得教堂开放着，一位看管教堂的老人接待了我。教堂分成两部分，白色的高层建筑是日常用于宗教活动的新教堂，旁边较矮的是老教堂，院子里零散摆放着很多石刻，上面刻着亚述文经文、十字架和几何图形，过去教堂东侧是一片墓地，这些墓碑后来被挖出来。

老人打开教堂一个小门，门上面有亚述文铭文，我们低着头沿着走廊进去，里面是低矮的地下空间，左右各有墓室，里面的坟墓是东方亚述教会的三位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位传教士。其中一座独立的坟墓属于Mar Elia主教，在他童年的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和俄国东正教会都在乌鲁米耶进行传教，他毕业于乌鲁米耶的美国教会学校，在1894年前往纽约学习神学。乌鲁米耶的亚述主教带领教会在1898年皈依东正教，Mar Elia开始学习东正教内容。

在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俄国的权威动摇，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开始反叛。1911年俄军进入阿塞拜疆之后情况开始好转，Mar Elia被任命为乌鲁米耶地区的主教。在1914年之后，奥斯曼军队开始攻击乌鲁米耶地区的基督徒，Mar Elia一直在俄国和格鲁吉亚寻求帮助。一战结束之后，他回到乌鲁米耶主持教会工作，直到1928年去世。我继续走进教堂，里面开阔了一点点，一个小小的祈祷所和祭坛，非常简单，除了文字雕刻之外，基本没有什么装饰，这也是亚述教堂的特点，不做特殊的装饰。

在耶稣出生之前，这座教堂原本是一座琐罗亚斯德教的火神庙，神庙里的三位祭司看到一颗星星向东方移动，这是弥赛亚降临的标志，他们就前往伯利恒寻找耶稣基督，这三位祭祀就是基督教中的东方三博士，他们回到乌鲁米耶之后，把这座火神庙改成了基督教堂，耶稣出生地的伯利恒圣诞教堂是第一座教堂，这座教堂是第二座教堂。在一些资料中提到这座教堂在公元642年重建的时候，一位中国公主做出了贡献，她的名字被刻在教堂的墙上，但是我没有找到，我非常怀疑这个说法，因为古代的西方人习惯把他们认为很遥远的地方都称为中国。

在一战之前，这座教堂被俄国人改为东正教堂，上世纪六十年代被考古挖掘和修复后对外开放的，现在这座教堂被东方亚述教会监管。亚述人是伊朗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亚述教会是最早的一批使徒建立的东方教会的一部分，在16世纪之后，亚述教会分成两支，一支与天主教会融合，称为迦勒底天主教会（ChaldeanCatholic Church），另一支依然保留自己传统的称为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the East）。到了19世纪，外国教会开始在乌鲁米耶传教，俄国向乌鲁米耶派出了东正教传道团，一些亚述人加入了东正教会。

现在在乌鲁米耶大概还有几千亚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军队对亚述人进行了袭击，亚述人起初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因为俄国军队的撤离，他们遭到屠杀，大部分人逃到了德黑兰。德黑兰是伊朗亚述人最多的城市，在德黑兰有一座圣约翰教堂，是与天主教融合的迦勒底天主教会的教堂，我本想去拜访，但他们的弥撒只有基督徒可以进入。除了这两个教派之外，还有少部分亚述人属于五旬节派和福音派。

离开圣玛利亚教堂之后，我去拜访了两座清真寺。乌鲁米耶聚礼清真寺目前正在修缮中，我敲门进入参观，这座清真寺建于伊尔汗国时代，根据出土的文物显示，这座建筑之前是一座火神庙，在塞尔柱帝国时期改造成了清真寺，从圆顶能看出有塞尔柱风格。比较特别的一点是，这座清真寺的拱顶并不在清真寺的中央位置，而是在一端，整体是一个L形建筑。拱顶下方是三层拱门，目前拱顶部分正在维护，人们要在旁边的横排屋子里进行礼拜。

另一座萨达尔清真寺（Sardar Mosque）是卡扎尔王朝时期修建的，外部有漂亮的彩色瓷砖，这座清真寺的外观特点是正面有一座高大的钟楼，拱形大门上方是弧形的精美瓷砖，清真寺的圆顶安装在12根八角形圆柱上，立柱上方有精美的雕刻，小厅位于大厅的尽头。

在乌鲁米耶还有一座建筑值得一看，是一座砖塔（Se Gonbad），我们走这座砖塔里面，内部分成地上部分和地下室，在入口处有三个库法体铭文，在波斯文中这座砖塔被叫做三个圆顶。砖塔外面有精美的石头雕刻，从铭文看大概建于公元6世纪，这座建筑是圆柱形，除了正面之外，其他部分是砖块组成的几何图形，建筑四面有小门，地下室与上部建筑分开，单独有一个不足一米的小门，二楼则要通过楼梯上去，圆柱上部是一个包含墓室的建筑，有人认为这曾经是一座琐罗亚斯德教的遗址。

在乌鲁米耶湖东南边的马拉盖，有更多的砖塔，我们驱车前往马拉盖，首先要到达马拉盖天文台遗址（Maragheh Observatory）。

蒙古西征时期，伊朗西北部的阿拉穆特是最后被征服的一片山区，很多学者在山上受到庇护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纳斯尔丁·图西（Nasir al-Din al-Tusi），他是那个时代著名的通才学者，在天文学、哲学、数学、逻辑学、医学领域都有建树。旭烈兀攻克了阿拉穆特，带走了图西，邀请他担任科学顾问，为新的帝国修订历法。图西请求旭烈兀在马拉盖修建一座天文台用于观测星象，旭烈兀答应了，并且将夏都迁到马拉盖。

我在远处就看到这座天文台外面笼罩的白色半球穹顶，我们的车从山上开上来，山顶风很大。我从一扇小门进入半圆形内，这里曾经是一片建筑群，包括观测站和图书馆，现在遗留下来的是曾经的圆形主楼遗址，沿着子午线分布着多个房间，天文台的最终结构是一座塔，在圆形石头城堡里。

马拉盖天文台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机构，通过这座天文台的研究，图西改善了托勒密系统。当时有很多国家的天文学家都在这里参与研究，并把这里的研究结果带回自己的国家，其中包括促成了撒马尔罕天文台和中国登封天文台的建立。在这里研究的学者中有一个中国人叫Fao Munji，在一些资料中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傅穆斋或者傅蛮子，本名叫傅岩卿，他出生于江西德兴一个风水先生家族，在元朝担任秘书少监，也就是秘书省的负责人，掌管图书、史录、天文历法，被派到马拉盖参与研究天文，他与图西分享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知识。

在14世纪之后，因为频繁的地震和资金不足，马拉盖天文台被逐渐荒废，建筑群也就成为了废墟。1978年，大不里士大学对这座天文台的遗址进行了保护，在天文台遗址外面覆盖了一个半球形的保护罩，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从天文台下来，我们来到马拉盖市区，这座市区内有几座墓塔。这些墓塔并不完全确定修建的时间和缘由，一般认为修建于伊尔汗国时期，蒙古人本没有修建墓葬建筑的传统，但在伊尔汗国时期，这里的蒙古人逐渐开始接受波斯人的传统，从这几座墓塔上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的蓝色瓷砖越来越多，花色也越来越精美。

我首先来到Gonbad-e Sorkh，这座墓塔修建于1147年，是马拉盖最古老的一座墓塔。建筑外观这是一座圆顶的葬礼塔，分成两层，从上方可以进入地下室，地下室比较高，所以地面被抬起，要走几层台阶进入上部空间。因为年代最早，所以这座建筑外表的蓝色瓷砖要少很多，基本是砖石外观，只有正面大门上有一点点瓷砖，内部装饰也几乎没有复杂的铭文和砖雕。

另外两座在一起的墓塔Gonbad-e Kabood被围在一片建筑工地内无法进入，一座是八面柱体，另一座是圆柱。这两座塔修建于1197年，是旭烈兀母亲的墓塔，塔身没有太多的装饰，两座墓塔正在修复中，较高的那座墓塔上方搭起了圆锥形支架，是要给这座塔修复尖顶。最后一座墓塔是Ghaffari陵墓，在一条河边，这是一个红砖立方体建筑，四个角是圆柱设计，正面保留着残余的蓝色瓷砖，剥落非常严重，但可以看出覆盖面积很大，上方有波斯文雕刻，这座建筑修建于1167年，是一位名字叫Hussein Ghaffari的神秘主义学者的墓。

前两天在大不里士的拉希德大学遗址，我提到了皈依伊斯兰教的伊尔汗国君主加赞（也称合赞），他有一个弟弟，也是他的继任者，叫完者都。完者都童年跟随他的基督徒母亲受洗，年轻时信仰佛教，后来又受哥哥影响皈依伊斯兰教。在兄弟俩在位期间，伊尔汗国逐渐伊斯兰化，并且与欧洲国家来往密切，尤其是建立了和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之间的同盟关系。加赞的陵墓在大不里士城区里面，但是由于几次地震的缘故，已经基本没有任何遗迹，完者都的陵墓在苏丹尼耶，还保留完好，我决定去拜访一下。

完者都效仿哥哥加赞的政策，他希望在这片草原上建立新的蒙古城市，将都城从马拉盖迁到苏丹尼耶，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城堡。然而在他死后，这座城市开始恶化，帖木儿帝国时期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建筑，只留下完者都的陵墓。

蒙古人本没有修建大型陵墓的传统，现在保留下来的陵墓，要么是后人修建的纪念建筑，要么是皈依其他宗教的蒙古人陵墓。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君主陵墓，我之前去新疆也见过一座，伊宁的吐虎鲁克麻扎，麻扎有两座，属于东察合台汗国君主吐虎鲁克·铁木尔汗和他的妹妹，吐虎鲁克麻扎也是阿力麻里城唯一保存下来的地面遗址。

当我来到苏丹尼耶的时候，虽然之前已经见过图片，但我还是被这座建筑的体量惊叹到了，从远处望见这座建筑，如同世界奇观一样的存在。一座巨大的八角形砖制双壳拱顶塔，上面覆盖着蓝绿色彩陶的拱顶，这些蓝色的瓷砖是后期修复的，圆顶周围有八个圆柱。在建筑后面有一片正在挖掘的考古现场，这种八角形建筑有点类似于耶路撒冷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但更为高大立体。

我走进陵墓内部，内部被脚手架几乎填满了全部空间，墙壁上用瓷砖和石膏装饰着，但是剥离比较严重，还在修复当中，一些装饰结构被分解下来摆在地面。我沿着楼梯一向上走，一共有三层，墙壁上绘制着古兰经经文，在建筑外墙上不会看到太多的装饰，但内墙的装饰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瓷砖和石膏组成了铭文和图案，走到顶楼外面，外阳台墙壁上用几何图案的花色砖雕装饰，天花板上也有橙色的拼接图案。

在陵墓修建的时候，被用于更多的功能，包括图书馆、祈祷室、教学和医疗等等，在陵墓旁边还有一些坟，埋葬着当时的一些诗人和教士。完者都曾经想把伊玛目阿里和侯赛因的陵墓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迁到苏丹尼耶，这样什叶派穆斯林就可以在苏丹尼耶朝圣，但是伊斯兰教不允许挖掘遗体，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当蒙古人征服各地开始建立稳定的政权之后，必然要启用本土民族参与管理，在蒙古人的构架下，帝国更像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就像蒙古草原各个部落一样，只要每个部分按时纳税，在战争时提供军队和给养，他们在其他事务上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蒙古人在东亚建立的大元王朝，对于习惯了大一统治理的汉族文人阶层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事情，也恼怒于蒙古人带来的色目人官僚集团。

在伊尔汗国，有跨文化多民族帝国治理经验的波斯人很适应蒙古人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本身的包容性和自治社区理念与蒙古人的松散管理思路是融洽的，伊尔汗国的伊斯兰化正是蒙古统治者接纳了波斯人的治国经验与文化。

在这一点上，伊尔汗国和元朝的关联很紧密，旭烈兀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时候支持忽必烈，从而得到许可建立了伊尔汗国，他的儿子阿八哈也是被忽必烈诏立为汗。到了加赞统治时期，他的继位和该信伊斯兰教都得到了元成宗铁穆尔的支持，这种关系延续到完者都时代。

在完者都死后，他的儿子彻底成为了一个穆斯林统治者，名叫阿布·赛义德，继位不久陷入权臣出班引发的内乱，伊尔汗国在阿布·赛义德死后不久瓦解。在亚洲另一端，元朝丞相脱脱进行“更化”改革，推广汉法，从松散的蒙古式统治逐渐变成汉人官僚更擅长的治理方式。蒙古人看似“落后”的管理方式在变得“先进”之后，反而失去了原有的自由，汉地原有的禁锢统治消耗了帝国最后一点活力，无力消解各地的反叛。在伊尔汗国瓦解三十三年后，元朝的蒙古统治者也退回北方。

离开完者都的陵墓，我向南到达城区边缘，那里是莫拉·哈桑·喀什（Molana HassanKashi）的陵墓。这座陵墓离城区略远，在群山的背景当中，远处青色的拱顶非常醒目，陵墓前面有一个小广场。走进陵墓，下面是八角形建筑，建筑外部还有通向上方的狭窄楼梯。这座陵墓修建于14世纪，莫拉·哈桑·喀什是一位什叶派神秘主义者，在萨菲王朝第四任君主穆罕默德·霍达班达（Mohammad Khodabandeh）统治期间，他担任宫廷学者。这座建筑在三个时期建成，据记载公元八世纪这里已经有一座建筑，但用途不得知，萨菲王朝时期修建了这座陵墓的主体，卡扎尔王朝时期将这座建筑完善，包括今天的正门部分。

在莫拉·哈桑·喀什陵墓的西边，我们离开苏丹尼耶的时候，路过了一座古老的建筑。这座建筑属于苏菲教团，建于公元七世纪，由修道院和坟墓两部分组成，进入院子内是祈祷大厅，墙壁只剩下遗址，上面刻着有古兰经经文，后面的带着拱顶的砖石八角形陵墓保存完好，也可以进入内部参观里面的石砖装饰。在一部分记载中，这座陵墓属于苏丹·沙拉比（Sultan Chalabi Ughlu），他在公元716年去世，他的学生为他修建了这座陵墓。

焦勒法、马库

在伊斯法罕的时候，我拜访了亚美尼亚移民聚居的新焦勒法街区，现在我来到了这些亚美尼亚移民的故乡。在伊朗西北部的山区，几座老教堂勾勒出了亚美尼亚人，以及高加索地区的历史，我的第一站，就是焦勒法。

从大不里士出发，我们一路向北直到阿拉斯河，沿着河流两边就是伊朗和阿塞拜疆的边境线，河对面是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地区，这条边境线是曾经波斯和俄国划定的边境。16世纪末，俄国在波斯建立了东正教教区，并且在英国和波斯之间扮演贸易中间商的角色，这样可以避开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人。到了卡扎尔王朝时期，俄国的势力范围开始进入高加索地区，与波斯签订了古丽斯坦条约，划定了直到现在依然有效的边界，俄国获得了阿拉斯河以北的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国家。

在伊朗-阿塞拜疆边境口岸向西，我们开车路过了半山腰的牧羊人小教堂（Chapel of Chupan）。这座教堂由亚美尼亚人建于13世纪，教堂是一座非常小的十字形结构建筑，中心有一个白色圆锥顶，教堂门锁着，里面一个小小的祭坛。传说有两个牧羊人兄弟，在阿拉斯河两岸各自修建了一座教堂，现在对岸的教堂已经不在了，只剩下这一座，2015年进行了修复。虽然在河对岸阿塞拜疆境内没有教堂，但是却有一座古丽斯坦陵墓（GulustanMausoleum），这座陵墓看起来受伊尔汗国建筑的影响，外观是一座塔，红砂岩建造，基座是大块石头建造的，上面的锥形尖顶被修复过，在一些修复前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尖顶已经不在了，只有残破的圆柱形部分。

走过这座牧羊人教堂，我们一路继续向西边的山里开去，来到更有名的圣斯捷潘诺斯教堂（Monastery of Saint Stepanos）。离得很远我们就可以看到教堂的圆柱形拱顶和尖尖的钟楼，这座教堂就是这片边境地区历次战争和民族冲突的见证。圣斯捷潘诺斯教堂最初修建于公元九世纪，传说使徒圣巴多罗买在公元62年修建了波斯境内的第一个教堂，在塞尔柱人和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期间，这座教堂被破坏。

伊尔汗国时期，蒙古人征服了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人与蒙古统治者签订了和平协议，蒙古人同意保护基督徒和教堂的安全，这座修道院在13世纪得到修复。15世纪，萨菲王朝承诺保护这里的亚美尼亚人，但是由于萨菲王朝初期常年处于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最后只好放弃了这座教堂，直到17世纪之后才恢复。到了18世纪，俄罗斯和波斯的边界以阿斯拉河为界，很多亚美尼亚人被强行迁徙到俄罗斯，在卡扎尔王朝时期，这座教堂再次重建。

我走进教堂的院子，墙壁上有很多精美的雕刻，大部分是十字架花纹和亚美尼亚语经文，地上铺着墓碑，教堂正门的设计向内层层花纹，很像清真寺大殿的礼拜壁龛，教堂内除了六翼天使之外，并没有复杂的壁画，但是在教堂后墙上方，有一幅石刻画，三个穆斯林打扮的人在殴打一个男子，旁边一个教士打扮的人抱着十字架，一个角落有天使飞过，这大概描述的是亚美尼亚基督徒被迫害的历史。在教堂旁边是一个庭院，有供住宿的部分，还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里面有教堂修复前留下的石刻和圣器。

离开圣斯捷潘诺斯教堂，我们继续从伊朗-阿塞拜疆边境开往伊朗-土耳其边境。在进入山区之后，已经许久看不到别的车了，山里温度开始下降，有时阳光猛烈地照射，但翻过一个山头又突然开始下雨，远处的雪山是亚拉腊山的支脉，也就是传说中诺亚方舟最终停靠的地方。我和司机在路上闲聊着，关于两个国家民众苦难与禁锢的生活，我问他想不想去土耳其或者欧洲，他说年轻的时候想去，但现在已经有了家庭，即使有想法也很难离开了。伊朗这些年由于制裁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他无法得到工厂里面稳定的工作，只能靠多打零工赚钱养家。

在沿着蜿蜒的盘山道走过几座雪山之后，从远处可以看见两座亚美尼亚圆锥形屋顶，一座黑色的一座白色的，我来到了圣赛迪斯教堂（Saint Thaddeus Cathedral）。圣赛迪斯也叫圣犹大，这个犹大不是出卖耶稣的叛徒加略人犹大，是耶稣的另一个门徒。圣赛迪斯在公元40年来到亚美尼亚和波斯传播基督教，并在亚美尼亚殉难，这座教堂就是纪念他的殉难，因为他影响了亚美尼亚成为第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在亚美尼亚的历史叙事中有重要的地位，这座教堂也就因此成了人重要的朝圣地。

虽然圣赛迪斯教堂原建筑修建于公元7世纪，但是今天看到的建筑大部分是在1811年，卡扎尔王朝阿巴斯米扎尔王子赞助修复的。教堂分成两部分，较小的东部部分是黑色的，是更古老的教堂原建筑，所以这座教堂最初也被叫做黑色教堂，较高大的部分是白色的，在几次大地震之后用白色的石头进行修复，所以这座教堂也有两个伞形圆顶。

教堂正面用脚手架支撑着，里面也是脚手架，正在维护中。教堂外墙有很多石刻，除了花纹和十字架之外，还有很多战斗场面和士兵的形象。

离开圣赛迪斯教堂，我要前往此次伊朗西部之旅路线的最西北角，也是伊朗西北部世界文化遗产教堂群的最后一座教堂——徳佐徳佐教堂（Chapel of Dzordzor）。

因为从圣赛迪斯教堂到徳佐徳佐教堂没有公路，我们又无法徒步翻山，只有原路返回然后从北面的边境小城马库绕一个大弯再上山。马库的历史与巴布教和巴哈伊教有关，巴布教创始人巴孛（Bab）在各个城市游历传教，1847年，巴孛见到了波斯君主之后，君主把他押送到大不里士，40天后，又送到马库囚禁9个月。

由于巴孛在马库很受欢迎，他的支持者们纷纷来探望他，所以君主决定审判巴孛，把他带回大不里士，1850年在大不里士的一座军营里处决了巴孛。巴孛死后，他的遗体被追随者带到了海法埋葬，就在今天的巴哈伊世界中心。在巴孛死后，他的学生巴哈欧拉（Baha’u’llah）创立了巴哈伊教。

我们到达马库之后已经是傍晚，我担心无法赶在日落前返回，走雪山山路会有风险，和司机商量了一下。我的司机没去过徳佐徳佐教堂，也担心在山里寻找教堂会耗费很多时间，但为了让我的旅途不留遗憾，他还是决定冒点险开车上山。

我们沿着蜿蜒的盘山道缓慢前行，翻过了一个山顶，到达了一片被栏杆围上的平地。那里的围栏是锁着的，平时没什么人进入，看门人说需要我的护照还要与上级确认才能放行。我的司机建议我给他一点钱，大概人民币10块钱，看门人愉快地放行了。我们继续向深处行驶了一段，到了一处悬崖边。我的脚下前面是一片山中的湖泊，一座小小的教堂在悬崖边的小丘上。此时已经是日落前的夕阳时刻，周围的雪山反射着最后一丝余晖，光芒映照在教堂的尖顶上。

这座教堂大概只有几个平方米，一座圆柱尖顶的小房子，四面人字形屋顶。这座教堂修建于13世纪，17世纪萨菲王朝阿巴斯一世将这里的亚美尼亚人迁往内地，教堂就逐渐废弃了，之前的教堂位于低处，由于修建水库，1988年，教堂被向上整体移动到这里。

这三座教堂是伊朗西北部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片建筑群，也是一个亚美尼亚宗教与文化传播的中心，同样也是基督徒朝圣的地方。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这片地区不仅是他们的祖先故土，也是他们自愿或被迫迁移到全世界的开端。

我越过雪山，到达徳佐徳佐教堂，也就到了此次旅行的顶点。我们这种草芥平民，能出国看到这个地方，一辈子大概也就这一次机会，即使再有机会来伊朗，怕是也不会来这了。我时而感慨，对于并无天赋，运气也不好使的人，恐怕一生中大部分期待都不会如愿以偿，笨拙地辛苦半生所得无几，那么能在短短的一生中，多去几个动人的地方看看，就是这一辈子聊以慰藉自己的了。我的故乡在一片平原上，我只希望当我短暂而渺小的一生结束之后，能把我埋葬在群山之中，了却一个凡人求而不得的诸多愿望中也许是最容易现实的一个。

一整天的行程，我和司机早上八点四十分出发，到晚上十一点四十分回到旅馆，整整15个小时，八百多公里的路。整一天我除了一杯茶之外，没有任何吃喝，而我的司机除了一杯茶之外也没有任何吃喝，还开了整整15个小时车。回到大不里士市区，我对他说你的生活真的很辛苦，赚钱太不容易了，他说别的游客来这里都是吃吃玩玩，你在山里一天不吃不喝就为了找几座老教堂，想必你在中国的生活也很不容易。

我和司机就此分别了，我多给了他一些钱，在路上的时候路过一个小镇子，他下车去给儿子买了两个西瓜。他说自己的孩子很爱吃西瓜，但是在大不里士西瓜很贵，所以没法满足孩子，难得路过那个产西瓜的镇子就买两个带回去。我一下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父亲也是把好吃的都给我。

在这两天里，我和司机一路上两个人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拼凑出两个国家底层劳动者同样辛苦而无望的生活，劳动者艰难地度日，当权者不知人间疾苦，大家看不到未来有变好的可能，只能靠忍耐期盼着明天不会更糟糕。很难说我们俩的生活谁更惨一些，可能我对他人的快乐很难体会，对他人的苦难却更有共情，在伊朗的这次旅行，有了一点切·格瓦拉摩托之旅的感觉。

路上

在马拉盖天文台的时候，我提到旭烈兀将纳斯尔丁·图西从阿拉穆特城堡带到了马拉盖，聘请他作为顾问，让他进行天文研究。那么在阿拉穆特城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图西这样的天才会在那座城堡里进行研究，这指引我前往阿拉穆特城堡所在的加兹温。我在大不里士的司机之前读大学也是在加兹温，他告诉我加兹温是一座很美的小城市，比大不里士更漂亮精致，这也吸引我前去逛逛。

提到阿拉穆特城堡，更有名的恐怕不是图西，而是一个传说的故事。在塞尔柱帝国时期，有三个年轻人，分别叫阿布·阿里（Abu Ali Hasan ibn Ali Tusi）、哈桑·萨巴赫(Hassan-I Sabbah)和欧麦尔·海亚姆（Omar Khayyam），这三个人在一起学习关系很好，他们商议如果其中有人身居高位，一定要提拔另外两个人。后来，阿布·阿里成为了塞尔柱帝国的维齐尔，被称为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

按照约定，尼扎姆想提拔另外两个朋友，欧麦尔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更愿意从事学术，尼扎姆给他建了一座天文台，资助他的研究，欧麦尔成为那个时代著名的通才学者，但更为人知晓的是他的诗歌《鲁拜集》。而哈桑却觉得尼扎姆给他的利益太少，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离开了尼扎姆，来到阿拉穆特山修建了一座城堡，在上面招募刺客，也就是著名的阿萨辛刺客集团（Hashshashin），阿萨辛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哈桑的追溯者。哈桑也被称为山中老人，他第一个要刺杀的人就是尼扎姆。

当然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个传说并不一定真实，从三个人的年龄、出生地和早年经历来看，他们不太可能是同学，彼此之间的关联也更多基于政治因素。在哈桑年轻的时候，欧麦尔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诗人，而尼扎姆此时已经坐到了宰相的位置上。

哈桑是一个传奇远远多过史实的人，有人认为他在城堡中用大麻控制年轻人，给他们制造天堂的幻象，利用他们刺杀自己的敌人，但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指控，这只是他的敌人们贬低他。也有人认为阿拉穆特城堡是一个学术中心，受到主流教法学派排挤的学者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研究，其中就包括纳斯尔丁·图西。在真实的历史中，哈桑本人并不是一个刺客，而是一个宗教学者，他写过一本自己的传记，但没有保留下来。

在零散的资料中，人们知道哈桑出生在库姆，早些年在中东各地游学，主要是在开罗法蒂玛王朝的宗教学院学习。当哈桑回到波斯之后，尼扎姆下令逮捕他，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哈桑反对塞尔柱王朝的宗教倾向。哈桑逃到了阿拉穆特山区，买下了一座城堡并进行了扩建，称为鹰巢。在接下来的35年里，直到去世，哈桑都没有离开过阿拉穆特城堡，这里更像一个学院，人们在这里一起学习、祈祷、翻译研究，这种氛围吸引了很多学者都奔到这里。

哈桑所在的教派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派-尼扎里派（Nazari），伊斯玛仪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也叫七伊玛目派，与主流十二伊玛目派的分歧在于第七任伊玛目的人选问题。在法蒂玛王朝时期，伊斯玛仪派又不断分裂，在1094年，由于哈里发继任者的分歧，王子尼扎里被弟弟穆斯塔法处决，他的儿子从埃及逃到阿拉穆特，尼扎里的支持者们称为尼扎里派。

尼扎里派在伊朗西北部有多座城堡，阿拉穆特是其中的总部，也是抵抗到最后的城堡之一。一部分学者认为哈桑与尼扎姆的矛盾，是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对塞尔柱王朝不满，尤其是塞尔柱统治者对波斯工匠征收重税，以及重用突厥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拉穆特更像是一个本土民族的抵抗运动。

哈桑、欧麦尔和尼扎姆这三者更像是一个社会的平衡结构，尼扎姆意味着社会的公权力，这个公权力在良善的时候可以引领民众，集中人们的劳动价值。但开明专制君主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中，专制制度决定了君主不可能是真正开明的，因为他必然存在人的欲望与缺陷。所以公权力很容易堕入邪恶，就需要另一种力量去制衡。

哈桑就是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破坏式的，用来矫正公权力对社会造成的侵犯。刺杀个人并不会动摇制度本身，也就是说哈桑的力量并不在于颠覆旧制度，因为激进式的革命同样会带来失控。哈桑的力量恰恰是针对人性本身，通过人对于死亡的畏惧，来达到自我约束的作用，这种自我约束依旧是自证无罪，会带来制度本身的良善修正。

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中，社会处在激烈的对抗状态，欧麦尔意味着大多数的平民，他们是社会的主体，享受着科学、艺术和文学，同时秉持着来源于自然法的朴素观点支持他们认为对的一方。由于尼扎姆和哈桑的对抗是激烈的，所以社会的主体部分必须是保守的，保守意味着社会有足够的审慎放缓发展，不会过于急速滑向某一个极端。

这种理想保守的社会并不意味着禁锢，因为保守意味着民众的天然自由是不需要公权力确认的，民众之间结成社会，而公权力则服务于社会，社会决定自身的发展，而不是由公权力来决定。强大而保守的社会可以自我控制在一个谨慎的范围内，不让公权力带动社会朝不合适的方向前行，也不让公权力过分削弱以至于无力服务，也就是在尼扎姆和哈桑之间保持平衡，不让尼扎姆过分强大侵犯民众，也不让哈桑过分强大引起混乱。

加兹温

我和司机沿着山路从加兹温开车两多小时，经过重重雪山，先是到达阿拉穆特镇，然后到达了阿拉穆特城堡的半山腰，接下来我就要徒步走到山顶。这座城堡现在正在被维护当中，只有非常简易的围栏台阶，以及没有修好的缆车轨道。在陡峭的山顶，一条蜿蜒的小路盘桓向上到山顶，这是进入城堡的唯一通道。

城堡的顶端还在修复中，很多工人在这里搭建游客设施。城堡外部和上方都被脚手架覆盖着，被顶棚笼罩的主体部分分成两边，中间有一个向下的通道，可以进入一个地下室蓄水池，遗址中残余着少许的墙砖和门廊。从城堡向下望，会发现城堡有一个向下倾斜的坡度，这个斜面让城堡难以被从下向上攻克。

在哈桑统治城堡的时候，他加固了防御工事和供水系统，加大了山谷的灌溉和耕作，让这座城堡可以独立抵抗很长时间。我原以为城堡已经在战乱中被彻底摧毁，但还是留下了不少的遗迹，正在被挖掘出来。这些遗迹并非逃过一劫，而是被摧毁之后的结果。阿拉穆特城堡抵抗的资本并非军事的强大，除了群山之中易守难攻且自给自足之外，他的力量来自信念，来自人们对强权的天然抗拒，阿拉穆特被摧毁的只是一堆石头建筑，当石头建筑被摧毁，建筑中的信念才会散布到各地，而这些信念刀枪不入。

在蒙古人到来的时候，哈桑·萨巴赫早已去世，旭烈兀必须攻克这些城堡才能进攻巴格达，此时阿拉穆特城堡已经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结成了同盟，一些野史中认为他们试图刺杀蒙哥汗而激怒了蒙古人。在被蒙古军队围攻之后，最后一任伊玛目鲁克赖丁库沙（Rukn al-Din Khurshah）投降后被杀，蒙古人拆除了这座城堡，非常遗憾的是城堡的图书馆被毁掉，很多资料消失。

离开阿拉穆特城堡下山，我回到加兹温城里，这座城市曾经短暂做过萨菲王朝的首都，我们前面在大不里士的时候提到，萨菲王朝第二任君主塔赫马斯普一世时期，将首都从大不里士迁到加兹温，他的孙子阿巴斯一世又迁到了伊斯法罕。

今天在加兹温市区还保留着一座小小的四十柱宫，就是塔赫马斯普一世的皇宫，在卡扎尔王朝时期进行了重建。塔赫马斯普一世在任期间，为了远离与奥斯曼对抗的前线，同时由于大不里士在连年的战争中损毁严重，他与奥斯曼签订了和平条约，将首都迁到远离前线的加兹温，同时逐渐疏远萨菲王朝起家的土库曼部落军队，开始重用本土波斯人。

在皇宫西侧不远，我来到加兹温巴扎，巴扎现在一部分改造成旅游区，开设了一些手工艺店铺、餐馆和咖啡馆，另一部分还在延续着传统的生意。加兹温曾经是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站，来自东方的商人把货物传递到这里，再由波斯商人继续向西方运送，巴扎里的商人们按照各自的货物品种聚集在不同的区域，部分店铺下面还有地下室，可以存放一些需要阴凉保存的货物，一些珍贵的货物会存放在可以锁住的房间里。巴扎里的商人们是一个个商团联盟，巴扎其实不仅仅是市场，也是商团们制定价格交换信息的场所，和很多城市的巴扎一样，加兹温的巴扎中心是一座清真寺。

在我到达加兹温的时候，美国政府刚刚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制裁伊朗的经济，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仅是一只武装力量，同时深度参与伊朗的经济建设。一位加兹温本地人士告诉我，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巴扎供养起来的，在之前的君主制时期，国王的军队常常用于镇压民众，卡扎尔王朝末期，国王将国家利益出卖给外国人，损害了以巴扎为核心的伊朗本土商人们的利益，引发了商人阶层和教士阶层联合的抵抗。

到了巴列维王朝，尤其是第二任君主穆罕默德·礼萨时期，大量引入外国资本和西方价值观，同样引起了商人和教士联盟的不满。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需要一支真正属于民众的武装，由市民阶层的基础——巴扎和教士提供支持，不会为了统治者而出卖民众的利益，所以这其中的关系，并不是革命卫队掌握伊朗的经济，而是伊朗民众供养革命卫队作为属于人民自己的武装。

在伊朗我很喜欢窜街头逛巴扎，观察商人们交易的方式，陌生人之间怎么打招呼，尽管伊朗和中国一样，高度僵硬体制化，但民间的自组织生命力依然发达。这或许因为波斯人历史上最擅长的是发明秩序，当人们能够自己发明秩序的时候，无论统治者什么样，民众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形成社会来制衡公权力。

相反如果人们不能自己发明秩序，就只好由统治者来制定秩序，于是统治者说馒头沾白糖你就不能沾红糖。波斯人的幸事，就在于他们能够发明秩序，甚至可以向外来统治者（比如阿拉伯人和蒙古人）输出秩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实在是很重要的能力。

加兹温的巴扎里面有一家艺术馆，里面展示着泥塑作品，大部分表达的是菲尔多西的列王记中的内容。其中有一个像后羿射日造型的雕刻，描写的是伊朗古代的英雄阿拉什（Arash），在一场战争中，双方决定由伊朗人射出一支箭，箭落下范围内的土地都归伊朗人，阿拉什射出的箭从黎明飞到日落，他成了英雄，在伊朗很多地方都有他的雕像。还有一件作品，讲的是波斯传说中，英雄鲁斯塔姆（Rostam）的故事，他击败了中国可汗（Khaghan of China），泥塑上中国可汗骑着大象，倒是像印度人的打扮，按照历史的对照来看，鲁斯塔姆对抗的也应该是印度-斯基泰人。

在加兹温这片巴扎改造的游客区中有很多文艺的咖啡馆，我早上来到这里吃早餐，在一家欧式风格的咖啡馆中点了一份英式早餐，却另外给我端上来一份伊朗大饼。这并不稀奇，大饼是伊朗很重要的食物，也是政府进行补贴不会提高价格的食物。伊朗人对大饼非常热爱，无论点什么餐都会端上来一篮子大饼，有的餐馆会用小袋子装好比较卫生，很多便利店门口都会挂着一袋袋的大饼售卖，当然巴扎里面的作坊现烤的大饼是最受欢迎的，只是要排队很久。

不同地区的大饼也各有不同，在南部胡泽斯坦是很薄的饼，只有一层，有点像中国的煎饼，而北方的大饼则是很长很厚一张，早上就能看到很多人拿着半米长的大饼在路上吃。在伊朗的酒店里，早餐必不可少的是大饼配上黄油、果酱、蜂蜜，还有黄瓜和西红柿的沙拉。

我很欣赏伊朗人对于大饼的热爱，一个群体如何在最感性的层面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同?就是说的语言和吃的饭。说外国人的语言吃外国人的食物然后谈本国民族主义，这就是很多精英统治阶层的失败，也是他们的虚荣和软弱，从这一点上讲，巴列维国王试图引入西方现代化的问题，在于他并不热爱自己的民众，觉得他们落后而愚昧。在现代政治中，通过党派竞选上台的政治家们可以犯错，但作为国家精神象征的君主是不可以犯错的，而对于君主来说最大的错误，就是看不起自己的乡亲们。

我离开巴扎向东走，有一座曾经的东正教康托尔教堂（Kantour Church），属于俄国教会。在卡扎尔王朝时期，为了把伊朗的城市连接到欧洲，开始修建现代公路，加兹温的公路由一家俄国公司承包修建。这座教堂在一个公园旁边，建于1905年，是为加兹温修建铁路的俄国工程师们使用的教堂，教堂由红砖建成，教堂的名字意思是办公室。

教堂从平面看是传统的十字形，大门上方和两侧墙壁上装饰着东正教十字架，正门是一栋三层的钟楼，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绿色圆顶，钟楼后面有一个比较低矮的拱顶。教堂前面有两座纪念碑，一座是纪念一位在这里工作死去的俄国工程师，另一个是1906年死于飞机失事的俄国飞行员。我走进教堂内，现在里面是一家商店，售卖一些小礼品，但还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祭坛。

经过了萨菲王朝时期与俄国的时战时和，俄国向波斯大规模移民要到十月革命之后，很多抵触苏维埃政权的俄国人（但不一定是白俄分子）从俄国到了波斯北部的吉兰、马赞达兰、阿塞拜疆和呼罗珊。在十月革命前，德黑兰有两座俄国教堂属于大使馆，还有俄国墓地的一座钟楼，整个伊朗有大概五十座东正教堂，20世纪40年代，俄国移民在德黑兰筹建了圣尼古拉斯教堂（Saint Nicholas Church）。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新政府驱逐了教会成员，后来圣尼古拉斯教堂被逐渐废弃。

我从东正教堂回到巴扎，路过犹太四先知墓（Tomb of the Four Prophets），这四位先知将耶稣基督的消息从耶路撒冷带到了东方。在十一世纪末，这里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建筑有一个青色塑料质感的拱顶，内部也是典型波斯陵墓的华丽风格。

从四先知墓往南走过几条街，就到了伊玛目宰德侯赛因陵墓（Imamzadeh Hossein），这座陵墓更像一个宫殿，院子里有一个凉亭一样的八角形喷水池，建筑正面被蓝黄色的瓷砖覆盖着，中间盖盖了19世纪安装的镜面。男女朝圣者从两边不同的小门进入，里面的墙壁和顶棚覆也都覆盖着镜面，建筑中间是宰德侯赛因的陵墓，同样是亮闪闪的审美。

宰德侯赛因是伊玛目礼萨的儿子，他在和伊玛目礼萨前往加兹温的途中去世，埋葬在这里。这里原本有一座建筑，在蒙古入侵的时候被破坏了，萨菲王朝时期修建了现在这座清真寺。在这座清真寺后面，是一片军人墓地，一排排军人的墓碑，每个墓上有一个小小的龛，里面放着家属留下的纪念品、照片和死者遗物。

夕阳下，我在墓地里漫步，看到一对老夫妻来看望他们的家人，老奶奶擦拭着墓碑，老爷爷坐在旁边凝视着。在墓地的另一端，有一件金属艺术品，一个穿袍子的妇女隔着栏杆张望，栏杆上有很多锁头，锁头是思念的意思，这座艺术品代表的是应该思念死去的家人。

在加兹温的时候，碰巧遇到一家旧货店，不到一百块买了好几件好东西，今天再去，店主就只推销三百、五百的东西了。这就是缘分，我只能买得起一百以下的东西，只能让这悲伤留在加兹温了

路上

离开加兹温，我前往伊朗西部之行最后一座城市，哈马丹，这也意味着此次探访即将结束了。25天的旅行太短暂，来之前看别人游记都拍的美美的，来了之后，我觉得伊朗的迷人之处绝对不是美，绝大多数地方在我看来都算不上美，规划非常糟糕，伊朗的迷人之处是一种更深的东西。这个国家的气氛中有一种很悲伤的气氛，这个东西常常隐藏在人们的热情、浪漫乃至油嘴滑舌背后，这种悲伤的气氛一面来自历史的苦难，另一面来自宗教的使命感。

无法忽视的问题是，很多伊朗年轻人会觉得这种苦难恰恰来自被强加的使命感本身，这一点可能中国人来这里，会有更深的感受。然而就历史来看，从来不会因为人们想要轻松欢愉的生活，苦难就真的消失了，或者使命就真的消失了。

对社会来说，复杂的价值取向意味着宽容的多元，反映在个人身上，只有简单而坚固的价值观，才能守住多元的真正基础。社会通过价值观构建的复杂化，来消解人们基于自然法的朴素正义，当人们价值观模糊的时候，就有人从中蛊惑人心，为自己获利。所以我更倾向于保守的朴素价值观，人们基于自由心证得出尽量不受外界思辨影响的观点。

我们这个时代有意无意地弱化群体对群体的对抗，而强化个体对个体的竞争，从而把群体拆分，让个体之间陷入内耗，无法形成团结的组织力量。人们意识不到对抗的时候，也就不会试图保护自己的脑子。社会会蛊惑人们，让他们的观点偏离他们原有的立场，让他们不主张自己和自己所在群体的利益，而去赞同社会所引导的利益

当然，人们不需要对所有的活动有自觉，因为人不是纯粹的观点组成的，这些观点只是为了实现人们的利益需求，而不是替代生活，把生活变成辩论赛。坚定的价值观让生活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处于稳定的方向中，而不是不断摇来摇去。一个稳定的社会或者个人就是需要形成稳定的自发平衡，而不是不断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中来回摇晃。

哈马丹

哈马丹的城市规划和伊朗大部分城市都不太一样，城中心是一座广场，向四周辐射着商业街和巴扎。这座城市在1928年由德国工程师卡尔·弗里希重新规划，城市结构是同心圆中心向外辐射六条道路。伊宁六星街也是这样的结构，差不多同一时期也是德国人设计的。如果要类比一下，哈马丹有点像伊斯法罕，北面历史遗迹地区相对比较贫穷，现代化的城区和店铺都在城市南边。

伊朗和德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关联，除开所谓的雅利安人之外，更多的来自被德国命运的牵连。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迫切需要突破英国和法国在欧陆的优势，因此大力拓展向中东地区奥斯曼和波斯的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波斯是中立国，但因为奥斯曼、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波斯也被卷入，由于英国和俄国对波斯主权的侵犯，使得波斯对德国产生了好感，德国驻布什尔领事瓦思穆斯在亲德的波斯宪兵队支持下对抗南部的英军，导致英国和俄国共同出兵分割了波斯。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列维王朝的开国君主礼萨竭力表达伊朗的独立，为了摆脱英国的控制而更倾向于德国，包括航空、邮政、铁路和银行业的诸多合作，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为了牵制英国和苏联，加强了和伊朗的联系，包括军事合作、留学生和科技输出。

虽然二战爆发后礼萨国王选择了中立，但1941年伊拉克的亲德政变促使英国和苏联联合入侵了伊朗，控制从波斯湾到里海的通道。伊朗军队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礼萨被迫将王位传给儿子，然后被流放到南非，伊朗境内的德国人全部被逮捕，英国支持南部的部落分离势力，苏联则在北部支持亲共的伊朗人民党。

在哈马丹城市中心广场西侧，是一座伊朗犹太人的圣地——以斯帖和莫迪凯之墓（Estherand Mordechai）。这座陵墓有一个圆顶，上面曾经覆盖着蓝色瓷砖，但现在大部分已经剥离了，只留下石砖。我从一道厚厚的石门进入建筑内部，里面是祈祷室，进入内室里面有两座坟墓，就是以斯帖和莫迪凯的墓。我前面在舒什提到了旧约中记载的犹太人先知但以理墓，以斯帖的年代比但以理要稍晚一些。

在旧约中记录了以斯帖和莫迪凯的故事，他们是在波斯的犹太流亡者后代，以斯帖嫁给了波斯君主亚哈鲁随，一般认为这个人指的是薛西斯，君主的首席顾问建议杀死犹太人，而以斯帖保护了犹太人免遭屠杀，这一天成为犹太人的普珥节。今天在伊朗居住的犹太人大概不超过一万，我之前去德黑兰和亚兹德都有犹太教堂，但是除了宗教活动之外都不开放。

伊朗犹太人与伊朗的渊源也在这里，犹太人作为巴比伦之囚被掠夺到巴比伦，波斯居鲁士大帝征服了巴比伦之后，让犹太人重获自由，并且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圣殿没有建成居鲁士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大流士时代建成了圣殿，很多犹太人回到故乡，但也有一部分人留在了波斯，以斯帖记的内容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从中心广场走过长长的步行商业街，在步行街两边有艺术雕塑，展示着这条街的古老行业，茶摊、铁匠、鞋匠、车夫等等，最北面靠近遗址区的雕塑则是古代武士的形象。广场最中心的部分是传统的巴扎区，傍晚的时候，这里是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人们在这里散步逛街吃晚餐，靠近外延就变成了现代化的店铺。我走进巴扎里面的清真寺，因为不是礼拜时间，清真寺里没什么人，一个胖胖的小男孩过来和我打招呼，带我参观清真寺的尖塔、瓷砖装饰和古老的盛水石盆。

沿着步行街我走到最南边的小广场，到了伊本·西那（Ibn Sina）的陵墓，一座高耸的尖塔。西方人把他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伊本·西那是伊斯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通才学者，他是伊斯兰黄金时代最重要的博学家，出生在布哈拉，主要成就在医学、天文学等领域，翻译了大量希腊罗马作品，并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有深刻的研究和探索。伊本·西那的知识好像出生前就在他的脑子里，出生后慢慢回忆写出来。对于那个时代的学者来说，学习是一件特别需要天赋的事情，因为没有那么多资源和制度让你慢慢补拙，而伊本·西那显然是一堆天才里，最出众的那一个。

这座陵墓并不是古建筑，是1952年修建的，纪念伊本·西那诞生一千年，虽然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反对巴列维时期的民族主义，但是霍梅尼本人很尊敬伊本·西那，所以保留了他的陵墓和命名。

在中心广场的东边是海格马丹奈山（Hegmataneh），要走到广场最北面绕过去上山，经过一片米底亚和阿契美尼德时期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小路的尽头是两座教堂，圣玛丽教堂（Church of Virgin Mary）和格雷戈里斯特凡教堂（Stephen GregoryChurch）。这两座教堂是来自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人和在哈马丹的俄罗斯人修建的，格雷戈里斯特凡修建于1676年，1932年进行了返修重建，正面是一个钟楼，铁皮的屋顶，属于亚美尼亚教会。

我前往这座教堂的时候，教堂内并没有人，半掩着门，我自己进去待了一会儿。在宗教管理比较严格的伊朗，宗教场所开门但无人看管，这是不太常见的事情。旁边的玛利亚教堂属于福音派教堂，建于1886年。正面是一个两层带阳台的建筑，一个铁皮色的小尖顶在建筑中间，现在是亚美尼亚移民博物馆，但我去的时候并不开放。

在哈马丹也有一座墓塔建筑，在城区北面，靠近与伊本·西那陵墓遥相辉映的另一座尖塔——诗人巴巴塔哈尔的陵墓（Mausolemu of Baba Taher）。这座建筑是阿拉维家族的陵墓

（AlavianDome），最初是一座清真寺，阿拉维家族在塞尔柱帝国时代修建成家族墓塔。这座墓塔曾经有一个圆顶，但后来消失了，现在是一个立方体，我走进建筑内部，里面的墙壁上装饰着灰泥铭文，在入口上方有蜂窝形状的图案和花卉，刻写着古兰经，四根柱子在建筑的四个角落，在最里面，我看到一个向下的台阶，从这里可以进入地下室，就是墓穴的所在地，墓葬上面覆盖着绿色的丝绸。

在哈马丹城的东南角，有一座狮子雕像，这座狮子雕像在一座小山丘上面，是亚历山大大帝建造的，来纪念他的亲密伙伴赫菲斯提安去世，这里也是城市的旧大门，但大门已经被拆毁了。狮子原本是一对，其中一只在在试图移动的时候被损毁了，就剩一只了。

狮子形象在伊朗很常见，中国的石狮子雕刻就是来自波斯，唐朝时期一些波斯人加入了皇帝的禁卫军，石狮子就是他们的象征，所以用来看大门，而且中国的石狮子没有雌狮形象，都是带鬃毛的雄狮形象，因为这些禁卫军都是男性。当然也有说法，认为石狮子更多来自佛教影响，而之所以雌雄狮子一个模样，是因为中国画师们没见过雌狮，以为雌雄长相没有区别。

尾声：

在伊朗的最后一站，我去了伊玛目霍梅尼的陵墓。这座陵墓还没有完全修好，却已经成了伊朗人郊游的地方，周围不少冷饮店，很多人在里面坐着聊天，或者祈祷。陵墓除了体量巨大之外，内部样式和伊朗随处可见的每一座伊玛目或者烈士的陵墓完全一样。

今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四十周年，也是霍梅尼去世整三十年。当我最初计划伊朗西部之旅的时候，原本期待的是走访建筑遗迹和宗教场所，以及少数族裔和移民社区，但一个月的旅行之后，更让我关注的反而是伊朗的当下。在我探访的伊尔汗国、萨菲王朝、卡扎尔王朝的遗迹，亚美尼亚人移民的开端和目的地，奥斯曼和俄罗斯两个相邻帝国的影响，还有民众对君主的革命，这些最终塑造了今天的伊朗。

我在伊朗西部中小城市与德黑兰不同的感受，一个国家的首都往往会聚集起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但他们不能代表这个国家，他们过于活跃却缥缈的社会见解无法在这个国家落实下去。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是真正的乡土阶层，他们秉持着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商业运作，巴列维国王没有搞清楚，那些巴扎里面土里土气的小商贩，那些一本古兰经可以指导全部生活与道德的朴实百姓，才是这个国家不可撼动的根基。

在来到伊朗之前，诸多的媒体文章告诉我这里是一个专制且宗教保守的国家，但是有热情淳朴的民众，以及渴望自由开放的年轻人。但在我的亲身观感中，这种描述的视角已经带着一种不恰当的审视，以自认为“正常”的标准去套用在他者身上，事实上，伊朗和我的祖国在很多方面非常相像，如果一定要说伊朗的特别之处，这种特别不在于表象，而来自更深层的世界观。

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某些族群就是拥有更伟大的使命，同时他们也要承受“伟大之迷途”，那么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点。在伊朗的旅行途中，我发现这个社会虽然带着抗拒和哀怨，但是那些流露出的民族自尊心，那些崇拜牺牲的烈士纪念，伊朗人对于历史使命的认知和中国人是很相似的，相信自己注定带着特殊的意义来到这世上。

我们今天接纳了一种最现实也是最功利的价值观，认为人该活在当下，不该沉浸在历史中，也不该寄托在对未来的期盼中。然而这世上还有其他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人们要回归到历史的传统中，然后等待着自己使命的到来。我来到伊朗的时候，是诺鲁孜节的最后几天，一个象征新开端的节日。当我离开伊朗的时候，是什叶派十二伊玛目马赫迪的诞辰，也是基督教复活节，同样带着末日救赎的情绪。我就这样在欢庆中带着焦虑与低落到来，又在欢庆中带着迷茫与困惑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