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瘟疫期间的十日谈

这些天的随感，没有太深刻的思考和严谨论述，仅仅记录一下

1.瘟疫与道德

在古代，瘟疫往往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人间道德，尤其是统治者的道德堕落惹怒了上天。这是一种事后归咎，如果统治者无德，老百姓就会这样认为，如果统治者德行良好，那瘟疫就只不过是普通的天灾而已，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统治者都是无德的。

更现实地说，如果统治者无德，上行下效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君主残暴固执，臣属就会报喜不报忧进献谗言，民众的苦难被无视和掩盖，国有硕鼠国库虚空，官员的精力全部用于监视镇压和谄媚讨好，一次本来能妥善解决损失不大的天灾，就会演变成无法控制的人祸。从这一点上讲，瘟疫与统治者的道德又的确是有关的。

把问题归咎于统治者本人依然没有到达问题的本质，就如同只谈论人性的善恶就会陷入空泛虚无当中，更务实的思考方式不是深究善与恶本身，而是善与恶的行使，是什么样的制度纵容人们作恶，或者是什么样的制度阻碍人们行善。是什么样的制度允许统治者的个人德行对民众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以至于民众需要期待统治者个人的德行良好，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与其期待统治者个人德行良好，不如拥有一套制度，让人们可以选出德行良好的人担任统治者，但这还不够，还需要一套制度让统治者的行为受他个人德行影响很小，也就是通过制度约束让统治者更容易行善，更难作恶。

我喜欢神神叨叨的东西，这套能选出德行良好的人当统治者，并且能约束统治者更容易行善更难作恶的制度，就是神器，有神器庇护的国家就会受到上天眷顾避开灾祸，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

人们所说的天佑中国，就是希望神器降临在我们这里，当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神器并不是天降的，而是民众自己铸造的，哪里的民众造成了，哪里的民众就有福了。

2.口罩就是乱世的金条

我常听人们说到一个词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理解利己主义者这个词，但实在看不出来哪里精致了，都是粗鄙的利己主义者。每一次群体的危机，都会存在利己主义者和利他主义者，这其中会存在一种博弈。

传染病意味着一种恶劣的环境，对个体来说，仅仅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是不够的，最优的策略是制造一个妥善保护的周边环境，这个环境才能够让个体隔绝风险。对于利他主义者来说，最好的状况是每个人都是利他主义者，这样就会组成一个互相保护和帮助的结构，次一些的状况是利他主义者们互相保护帮助，利己主义者们保护好自己就够了，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局面，而非常糟糕的状况就是利己主义者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利他主义者们反而因为自己的无私而得不到保护，就形成了“好人是社会消耗品”的情况。

我这段时间在看《新世界》，共军即将攻克北平，党国政府从上到下都在换金条逃跑。在这次瘟疫中，口罩就是金条。一部分人有资源和渠道，可以很容易快速购买到大量的口罩，包括拥有海外关系购买国外的口罩，还有一部分人甚至不需要自己购买就有人把口罩送到家里。这些人住在环境良好的高档社区里，用私家车出行，接触的公共场所也都是环境卫生良好的，他们可以熟练运用互联网和物流，可以长时间不出家门，他们是最不需要口罩的一群人，却最容易得到和囤积口罩。

反过来，那些真正处于一线的医疗工作者，那些生活更艰难的普通劳动者，日常只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住在卫生环境一般的社区里，即便在瘟疫期间也不得不外出工作，暴露在高风险环境中，他们却很难得到口罩，只能依靠单位或者政府为数不多的配给以及社会有限的捐助。

我理解人们大量囤积抢购，在这个信息不透明的国家里，人们都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惶惶不安地活着，没人知道瘟疫会持续多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有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一座城市真的沦陷于瘟疫中，社会秩序崩溃，守着一堆口罩躲在屋里又能坚持多久呢？

粗鄙的利己主义者意识不到“利己”并不是单纯的自己，而是一个和自己相关的空间，只有这个空间被保护，个人才能得到保护。口罩就是金条，金条就是性命，但如果只是守着金条又跑不出去，躲在一个秩序崩溃的孤城里，有命赚没命花了。

3.窃国者诸侯

武汉红十字会成了众矢之的，怕是自己觉得挺冤的，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家里，红十字会算不上是最烂的机构，甚至排不到前面几十位，却被揪了出来，颇有点捡软柿子捏的感觉。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民众对于政府机关乃至一切相关机构的期待是很低的，这个低甚至包括容忍和默许贪腐与权力滥用，只要能做事情，能发挥不太差的作用就行了。

用电视剧里的话说，人们早已不期待清官，只要贪官能做些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实事，那就算是好官了。多么善良的老百姓，善良往往意味着牺牲，主动牺牲或者被人牺牲，你喂老鼠吃面包，他就会向你要牛奶，一个官员能贪腐和滥用权力，就说明他在一定程度是可以不受监督和制约的，你还指望他能为你做些什么好事，他为什么要做好事？因为良心吗？

如果一个官员有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你却指望他的私欲得到满足之后能为你做点事情能保护你，那如同给黑帮交保护费之后希望对方保护你为你做点事情，但是你敢不交吗？你交了钱他不保护你，你又能怎么样呢？

红十字会只能算小偷，毕竟没人捐款他总不能明抢，当然在这次瘟疫中红十字会变成黑十字骑士团，已经开始明抢了。这也是引起极大民怨的点，人们对于偷尚且能装瞎眼不见为净，但明抢多少还是打人打脸了。实际上窃国者一直在明抢，那些首长们的茅台、首长儿子的红色法拉利、翻倍的维稳设备、不受监督的公务开支，你不交钱试试。

我想武汉红十字会大概日子不会好，他们成了统治者的弃子，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拿了统治者的好处就该为统治者当替罪羊，何况这羊本身也不无辜。有可能这个弃子级别还不够大，如果上面考虑到民怨极大（虽然也很可能不考虑），也许会抛出更高级别的替罪羊，让民众欢呼一下。

这有点像水浒传的故事，最直接的矛盾是镇关西高衙内，深入一层是高太尉蔡太师，抛开李逵杀入东京赶走狗皇帝的疯癫幻想之外，到这一步宋江等人就想到头了。但还没结束，问题更深的根源也不在皇帝，从小上历史课老师总讲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在这里，并不是换一个皇帝或者换一个王朝就能解决问题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没有用，只要有这个“天”存在，就不会有真正的好日子过。

仅凭良知与本能，人们也能产生人人平等的愿望与诉求，但他们没想明白人人平等的结果是如何实现的？将军与士兵之间怎样才叫平等？将军的儿子与士兵的儿子之间又怎么实现平等？打天下的人论功行赏算不算平等？功劳荫及后代算不算平等？

其实这些大是大非的基础问题早已不需要我们真的去讨论，人类已经发明出很多精细的制度来处理平衡这种关系，遗憾的是，我们这边还在大是大非地讨论这些属于古代的问题。

4.神棍的言论自由

最近关于“辟谣”的争议很大，本来是一个防止过度恐慌、有利于节约协调互助资源的方法，结果很容易变成半吊子水平的话语权人找漏洞的冷漠把戏，本该用于监督公权力信息透明和驳斥恶意造谣者的有力工具，变成了话语垄断和舆论压制。

作为一个悲观的末世论者，我经常思考宣扬世界末日来临算不算谣言，如果在我的世界观里，世界末日真的征兆明显，马上就要到来了，我怀着善意去告诉别人做好准备，这有什么不对吗？在古代这个应该叫“妖言”，妖言惑众是一个很重的罪名，放到今天就不仅仅是被训诫那么简单了。

在这场瘟疫中，有关于造谣和辟谣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如果让我定义造谣，我倾向于两点，第一点是与已知客观事实明显不符，第二点是主观恶意且造成较大社会危害性。

举个例子，如果某地发生地震，我四处宣扬地震是道德沦丧导致天谴，算不算造谣？显然不算，首先地震是一个客观发生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我编造的，而“地震是天谴”是我针对这个事实的解读，这是我基于自己认同的世界观的观点表达，而且目的是出于善意，希望人们挽回道德不受天谴减少苦难发生，宣传观点不能算造谣。

还是地震的例子，如果我根据一些自然和动物的表现，主观判断地震要发生，然后四处传播，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地震，这个算不算造谣？我倾向于这个算谣言，但不能归为犯罪行为的造谣。因为我是基于自己掌握的信息作出理性判断，只是判断错误了，同时传播也是出于善意提醒。这样的“谣言”需要的是在社会层面去破除，比如地震局的公信力让大家不相信我胡说的，比如更科学可靠的科普教育让人们的判断不那么轻易犯错，总之这种“谣言”是应该通过社会去解决，而不是通过强制手段。

我是一个热忱的阴谋论者，我毫不避讳这一点，我相信阴谋论并不是相信某一个具体的事情，而是我相信人的恶意一定会导致很多秘密，以及秘密背后更大的秘密，我更倾向于阴谋论是一种时刻的警惕，尤其是对作恶永不放松的想象。如果我四处宣扬阴谋论，算不算造谣呢？应该算是造谣，但这种谣言不该被强制禁止，而是要培养一个良性的环境，有人质疑就会促进相关机构更多的信息公示，更积极的公共教育，让阴谋论自然在民众当中失去市场。

更何况，面对一些机构尤其是政府，要像审讯犯人一样，你不问他就不说，你问一点他就挤牙膏说一点，这时候你说一个假的，没准就能逼他说出真的。

今天已经几乎没有人相信地球是个平面了，这就是公共教育的结果，当然我知道还有极少数人组成俱乐部依然坚信地球是平的大地存在尽头，并且孜孜不倦在宣传，那也是他们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并不只属于专业人士，不然如何定义专业人士就会变成另一种专制的垄断权力。言论自由就是每个普通人的，不是被赋予的，而是生来就有的，哪怕再荒诞不经的言论也有表达的自由。医生有言论自由，神棍也有言论自由，如果因为医生的专业而强制禁止神棍跳大神，那早晚医生的自由也会失去。一个良性的社会是给予民众充分的认知空间和受教育机会，让人们自己更全面深入地判断医生和神棍谁更可靠。

退一步说，如果民众真的都选择神棍，难道就不允许吗？

5.民间互保

在东亚这片世界上最苦难的土地上生活，中国人早已积累了丰富而顽强的生存智慧，这片土地的传统就是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天灾不够，人祸来凑，匪来如梳，兵来如篦，乱世人不如狗，盛世人如狗。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到现在，中国人是有理由骄傲的，虽然这骄傲非常悲哀而心酸，那至少也算是骄傲。

如果说这次瘟疫中有值得乐观的事情，那便是民间互保的突出表现。“动员力”常常是一个社会存续的关键因素，很多王朝末年，明面上的人口和军队都不少，但动员力极低，皇帝拉不出愿意听他话的人，也榨不出钱了。动员力一部分是具体组织技术问题，另一部分则是长期积累的公信力，如果公信力被耗尽，民众再也不信任统治者，这边是常说的王朝气数尽了。

虽然经历了很多年的高压管制，政府努力把社会打成原子化，让民众无法结成社会组织。但是当面对重大突发事件而政府缺位的时候，民众又会迅速产生有力量的自发活动，这便是中国社会的希望。从民众自发组建信息网传递一线消息，到组织物资捐助运输，包括海外物资的对接管理，努力排除当局干扰挽回严峻局面，这些都是对人民群众的考验，也是一次宝贵的演习经历。

政权可以更迭，但社会必须尽量保持稳定，才能让普通老百姓尽可能维持生活不受到太大的影响。一个好的社会有缓冲减震的功能，把政治对民众个体的影响尽可能减轻到最低，社会应该像一层厚厚的橡胶，政治动作就像上面砸下来一块块石头，下面的民众个体在社会的保护下遵循着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无论政权如何更迭，民众都能按照原有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这其中包括核心活动组织者、媒体、教会、民间自发组织、公益志愿者团体等等社会层面群体的合作。

建设性的期待就是这次瘟疫中的民间自发组织能力可以发展下去，这一套关于信息、物资、人员的网络可以保留和稳固，变成一种社会力量的常态，尽量减轻政权用破坏社会稳定的方式威胁到民众的正常生活。

我之前在客厅沙龙了解过一些“饭圈”的活动组织方式和能力，确实让我彻底改变了看法，我之前只觉得这是一群精神空虚狂热崇拜偶像的精神病人，但在沙龙中我了解到他们强大的自发组织分工、严谨透明的组织架构和监督、热情积极的参与意识，以及坚定果断的执行能力，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群体，只要有适合的理论指引，他们就会成为革命最中坚的力量。

唯独这种崇拜感让我有些许担忧，大概是我个人的偏见，如果说欣赏某种行为或者赞颂某部分人格尚能接受，那么全面崇拜某个人本身总让我觉得有点蠢。不过在客厅沙龙中提供了另一种观点，就是粉丝群体的“慕弱”和“向上管理”，他们知道这个明星其实没啥能耐，就是当个宠物一样图个乐子，玩够了就换个人，反正追星流程系统都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民众对待领导人，也该这样，就像对宠物一样。

6．与家人最长的一次陪伴

聊点温情的。

这次瘟疫赶上过年，很多人被迫待在家里很久，也有了更多和家人相处的机会，让人们深刻思考关于亲情和生命的话题。除了少数真的个人独立性极强的人，多数人大概还是需要亲密关系的支撑，处在家人爱人的结构中，感受到自己被对方需要，自己需要对方也能得到满足，还能多挺一会儿。

今年过年是我从18岁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以来，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这12年里第一次在家过正月十五。算一算，过去我平均每年能见父母10天，能见外婆2天，理性地按照我们家族平均寿命来算，以现在的频率，我大概还能和父母相处250天，而能见到外婆的天数怕是屈指可数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按理说我该多回家陪伴他们，每每想到这里我都觉得很难过。有人说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要和父母多见面了，双方逐渐接受没有对方的生活，这样对大家都好。在我这个年龄，我的同龄人大多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被新家庭填满，也就和父母有了理所当然的隔离。但我由于一直单身的缘故，和父母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虽然一年只回家一次，内心却充满了眷恋，在我的生活中一直没有出现能替代这种亲密感的人。

反过来说，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早晚也会建立自己的家庭，生老病死离别都是无可避免的，陪伴爱人、陪伴孩子、陪伴父母甚至更上一辈的老人，这些是难以圆满甚至本身矛盾的。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男人活得非常累，因为中国男人总会把很多自己并没有能力履行也不该自己履行的责任，甚至是本身矛盾的东西揽到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负担，同时又充满自我感动，在自己跟自己拧巴中度过一生，自己不开心也让身边人不开心。

我意识到这样想下去于人于己没有半点好处，反复地踌躇只会让自己做不成很多事情，同时也并不会让父母开心。大概人就该走一步算一步，别往自己身上揽太多责任，能做就做，做不了也别觉得愧疚，毕竟这是多么短暂的一生。能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是一种解脱，把自己当成小说主人公一样书写规划一生，辛苦而无济于事。

就先活着，别想那么多。

和父母最近这么多天相处的感受，我其实很羡慕他们，或许是因为他们童年经历过比现在糟糕太多的时期，而在他们成长中，生活质量确实又在不断提升，所以今天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是难得充满希望的好日子，他们有一种从心而发的乐观。我意识到，这种乐观是我学不来，也没必要学来的，人们只能理解自己生活的这几十年的事情，两代人之间的生活经验不一定能通用，前一代人的好极了和下一代人的糟透了并不矛盾，我们只是恰好处在波浪的不同高低区间，而这也只是波浪的一小段而已。

其实从我小时候算起，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也是在不断提高的，我清楚记得自己上初中才接触到电脑，上大学才知道什么是QQ，大学毕业才会淘宝，我小时候亲戚从南方带来一个芒果，全家人都没见过不知道怎么吃。精神世界也是如此，我昨天看到一个高中生的哲学社团发布的公号文章，写得非常好，而我中学时候接触到的唯一和哲学沾边的，是一本鸡汤书《培根论人生》。

但这并不足以让我充满乐观甚至是感激，因为人并不是吃饱了圈养起来就心满意足的，如果一个人满足猪的生活，就会得到猪的待遇，胡吃傻睡就意味着别人可以随意鞭打呵斥你，说宰就宰。

我想作为人，就是不要成为一头虽然能吃上芒果但随时可能被宰的猪。

7. 减少消费

这次瘟疫也是一次体验，降低日常活动和消费，不出门娱乐社交，不需要太多虚荣商品，泡沫经济降降温，就在家里保持基本吃喝，处于一个很低的消费水平和活动强度挺好的，疫情过去之后也可以继续这样保持一部分。

我日常一直在宣扬反对消费，其实并没有一定上升到社会学消费主义的辩论层面，我就是很朴素地认为人不需要很多东西。我之前去中亚和西亚国家，觉得大饼、烤肉、酸奶、沙拉和茶，就这五样食物让我吃一辈子我都很开心，根本不需要很多品种。我更倾向于多吃好的少吃贵的，多吃高蛋白肉奶制品，少吃昂贵而并没有多少营养的安慰剂。人们也不需要花样的电子和家居产品，不需要复杂的化妆护肤，不需要那么多衣服，当然书可以多看一些。

我觉得社会放缓一点挺好的，可能因为我童年在九十年代的东北，正好是工人大规模下岗的时期，社会萧条就会节奏缓慢甚至停摆，今天看来那个时期充满了悲哀苦难，但在当时的一个孩子眼里，那样的社会氛围很不错，秩序部分塌陷尚未重新建构完成的无序自由状态，很多人无所事事或者随便找点营生先对付着，也就有了更多愿意创造乐趣的闲人。

对一部分人来说，社会高频率的好消息意味着焦躁，唯恐自己被落下碾过，而缓慢稳定的坏消息则反而让人安心，原来自己还没有特别惨，这种心态有趣而微妙。

在这个福利和安全感缺失的国家里，很多事情落到普通老百姓手里都得烧钱去做，所以日常尽量减少消费，没那么多需要买的东西，再就是少接不必要的盘。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说，应该囤积点物资，万一社会乱了也能尽量维持生存，朋友说不用囤积，总会有人囤积，但他们不一定有能力保护自己，我们抢他们的就行了，反正都乱了，你不抢别人，别人也会抢你。

有点道理。

从这个角度讲，可以做的消费就是多吃肉多锻炼身体多交朋友，万一社会乱了有能力抢物资，自己抢不过还能有人一起抢，实在抢不到也能抗住多饿几天。

8.事情过去之后

我不知道这次瘟疫之后会怎么样，经验来看大概不会怎么样，但我总觉得有几丝不寻常的气味在飘动，那是瓦斯的味道，矿井爆炸前的瓦斯味。

皇帝没穿衣服，这事可大可小，如果大家日子都过得很好，至少都过得下去，那皇帝穿没穿衣服都无所谓，他不穿衣服瞎溜达，大伙儿也就当哄老糊涂开心了。但如果大家日子过得不好，皇帝不光自己不穿衣服，还不让其他人穿衣服，逼着大家跟他一起瞎溜达，那这事就没那么容易过去，皇帝也不能没完没了作妖。好日子的时候听听宏大叙事就当一乐子，坏日子的时候，没人还愿意听瞎扯犊子。

我们如同在一条船上，船长已经疯了，按理说该把他关起来换个船长，但这个船长当了太久，大家也不知道换个人有没有能力管好这条船。人们要面对的是两个可能都很糟糕的结果，要么是继续留着这个发疯的船长，但不知道他一犯病是不是把船弄触礁沉了；要么是换一个人，但前景不明朗，可能这个人还不如不犯病时候的船长。

大部分人无法做出上帝视角的判断，也无法承担这个责任，只能让事情继续拖下去，要么等着船长彻底失去意识，要么等着出现一个明显胜过船长的能人。

或者更具建设性的意见，大家一边做好船沉的最坏打算，练习游泳备好救生衣计划好互救方案，一边慢慢学习开船的方法，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9．最后安慰一下

中国人相信一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充斥着痛苦的历史中，能躲过大难本身就是很难得的福气。如果生命毫无征兆地终止在这一场瘟疫中，那事情也就这样了，一次大难可以让我们做一次内心模拟，假设一个旧的自己已经在瘟疫中死去，而一个新的自己延续着未尽的念头，你会去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假装已经死了，但先忍着不死，更努力更急迫地做事情，当然，也可以更坦然更放松地享受生活。如果活着如同已经死去一样，那死亡便也没什么可恐惧的，我们相信人不会死两次，就意味着最痛苦绝望的一刻其实已经过去了，剩下的时间，是在回味如跑马灯般的一生，去除了生死这最大的执念负担之后，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是一个悲观的末世论者，但我并不确定这种末日何时降临，悲观也仅仅意味着我对社会下滑崩塌的预计，并不代表具体的个人情绪。虽然我相信社会一天天更糟糕，末日在不远的未来会降临，那这种注定的事实却不妨碍我们今天让自己和他人愉悦一些。

我相信有两件事情是值得去做且不会没有意义的，一件是永远试图解决问题挽回局面，让最糟糕的结果来的再晚一点；一件是努力给社会带来快乐，让人们在死前一刻都充满欢笑。

10.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