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锈与孤岛

南满铁路探访之旅

作者:马特


在去年五月份,我做了一次关于东北中东铁路的历史探访旅行,当时的路线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东西方向干线,这条铁路线还有一条从大连旅顺到长春宽城子的南北方向支线,也被称为南满铁路。


时隔一年之后,当我准备去探访这条南满铁路时,却是怀着复杂的心情。这条路线大部分在我的故乡辽宁,每一个写作者面对故乡的时候总会有些许惶恐,担心自己积累不够写得不够透彻,又担心对故乡的情感会影响记录的客观性。


虽然我出生在沈阳,却对故乡很陌生,几乎没去过辽宁的其他城市,即便对于沈阳也是学生时代的固定生活,再加上大学之后就离开故乡很少回家,对这片土地着实谈不上了解。


对于沈阳人来说,南满铁路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词,我们从小就知道刺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和日本侵华开端的九一八事变,对于本地发生的重要历史,老师总是会讲的格外详细。小时候每逢九一八纪念日,城市都会拉响防空警报纪念,也会组织学生们去参观九一八纪念馆。所以,这次探访将是一次在自己故土的,记忆中很熟悉但实际上很陌生的旅行。


这次探访旅行的路线,我将从大连一路北上,经过沈阳,最后到达长春。空间的旅行同样也是时间的穿梭,大连旅顺对应着日俄战争,沈阳对应着九一八事变,长春对应着满洲国建立,时间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围绕着这条铁路线的三国,大清国变成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俄国变成了苏俄、苏联;明治天皇变成了大正天皇、裕仁天皇;而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也从东北三将军变成了东三省总督、奉系军阀张氏父子、满洲国康德皇帝和共和国东三省。


如果我们把目光继续往后延伸,在这条铁路穿过的满洲地区曾经有着惊人的繁荣,这种繁荣一方面是工业层面的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是政治影响力,发生在这里的事件会成为半个世界的焦点,甚至有过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幻想。如今,这片土地被当做一个破落的精神病院,在媒体猎奇视角的引导下,衰败的老工业区似乎与当代文明脱节,妓女、黑社会、直播、烧烤,这片曾经亚洲城市化最高的地区被用谐谑的语气描绘成一片荒蛮,和这荒蛮之上的一群小丑。没人在乎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与责任,那些无力阻挡又被刻意隐瞒的背叛。


我希望这次探访不仅仅可以了解历史,也可以沿着历史去思考当下。一个地区在大国角力中被关注到,骤然贪婪的目光聚集在这里,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战争和动乱却孕育出兴盛与丰饶,最终又在后半个世纪的结尾被抛弃。


20世纪是个伟大的世纪,一切伟大都有着残忍的一面,沿着南满铁路,后半个世纪重叠在前半个世纪之上,我试图去把叠压的两层揭起展开,去找寻一个关于伟大与残忍的故事。


南满铁路沿线老建筑众多,但不是都与我想表述的主线明显有关,能力有限挂一漏万。


大连·远方自由港

关于大连的名字,有不同的说法,能够基本统一的部分是俄国人来到这片港湾的时候,怀抱着在远方找寻不冻港的期待,所以把这座港口称为“达里尼”,意思是远方,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占领了这座城市,改名为大连。


对大连建港之前这片土地的名字,其中一个说法是,这片港湾之前被汉人称为青泥洼,还有个蒙古语名字,是大海的意思,音译就是大连。这个词有个更常见的音译是“达赖”,藏传佛教中的达赖喇嘛就是“德智广深如海无所不纳之上师”。俄国人在这片港湾修建码头口岸的时候,根据蒙古语选了一个发音相近的俄语词,叫达里尼。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比起与汉人的接触,俄罗斯与蒙古两个民族的走得更近一些。在内蒙古满洲里有一个地名叫扎赉诺尔,我在之前的中东铁路之旅中提过这个地方,那里原本叫达赉淖尔,淖尔是蒙古语中的“湖泊”,达赉是“达赖”,淖尔是“像大海一样的湖泊”,指的就是呼伦湖。

坐在北京开往大连的火车上,我戴着耳机沉浸在一首日语歌中,这首歌叫做《流れる雲を追いかけて》,作词和作曲是日本音乐人桑田佳佑,演唱者是他的妻子原由子,桑田佳佑的父亲曾经是日本满洲开拓团成员,在大连生活过,这首歌是桑田佳佑在1982年根据他父亲在大连的经历创作的。


大连建市的故事有个引子,这个引子不在中国,而在朝鲜,我想放在下一站旅顺的时候再细讲。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东北亚的局势开始由制衡转为激化,随着朝鲜的一次政治危机东学党起义,日本与大清国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尽管俄国宣布中立,但由于其在朝鲜事务中与日本的摩擦,所以担心日本会因为战争胜利而涉足满洲。


甲午战争以俄国人不愿看到的结局告终,清军全线溃败,日本在《马关条约》中提出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这触犯了俄国的利益。1895年,俄国联合法国和德国,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清政府,日本此时面对巨大的战争开支,无力对抗三国,只好答应归还,在日本当时的新闻中,将此事视为巨大的屈辱,也从此将俄国视为敌人。


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修建,俄国势力开始进入满洲北部,但直接促使俄国占领旅大地区的是1987年年底的胶州湾事件,德国军舰攻入了胶州湾,并在第二年与清政府签订租借条约。这让俄国决定马上行动,就在关于胶州湾的租借条约签订20几天后,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从此旅大地区进入俄占时期,也就开始了大连的建市。


在《旅大租地条约》中,将旅大地区称为“关东州”,取山海关以东的意思。按照条约,租借地范围只包括旅顺和大连,东北面的金州仍由清政府管辖,但1900年俄军以剿灭义和团为名义大规模入侵满洲,占领了金州,从此整个旅大地区都归俄国统治。


把时间推回到一百年前的1918年,如果当时桑田佳佑的父亲在大连,我假设他是一个从日本来到大连工作的普通职员,可以让他跨越时间同步和我开始这次探访。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完全架空虚构的,因为真实历史中桑田佳佑的父亲来到大连应该是1936年之后的事情了。


为了和我约见,1918年的桑田先生一大早出门,搭乘有轨电车来到大广场(就是现在的中山广场)周围,在他的时代有轨电车有中山广场这一站,但上世纪七十年代这段线路拆除了。2018年的我则搭乘地铁前往,大连的地铁有中英俄日韩五种语言报站,我只坐一站,担心还没报完站名就已经到站了。


中山广场在1899年俄国人建市规划的时候就是城市商业中心区,1903年完工。最初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由第一任达里尼市长萨哈罗夫仿照巴黎的城市规划主持修建,在日占时期改名为大广场,共和国建立后改为中山广场。


中山广场虽然是俄国人规划,但日俄战争打断了城市建设,所以广场周围的建筑大多是日占时期修建完成,主要是行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建筑风格也不统一,包括文艺复兴式、哥特式、折中主义等等。

俄国人规划大连的时候,为了与旅顺的军港职能区分开,回避独占满洲的野心,刻意将大连规划为供各国通商的国际自由港,日本占领之后延续了这一思路,任用一批旅欧归来的年轻设计师,大量修建了欧式建筑。


我到大连的时候是五月中,北京已经开始热起来,但大连早晚还有些凉意,我在的几天大连早上雾气漫漫,这种氛围很适合开始一次有关历史的旅行。中山广场周围早上七点多就已经热闹起来,我走出地铁站,桑田先生也下了有轨电车,两个人隔着一百年在同一座广场上散步。


广场上很吸引目光的是西边一座带钟楼的红墙绿瓦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桑田先生说这里是大连民政署,建于1908年。这座建筑正面对称,中央矗立着钟楼,屋面上左右各开着三个窗,底层窗采用白色窗楣,上层窗采用柱式划分,红色的石墙用白色装饰勾勒线条。在我的时代里,这座建筑现在是辽阳银行。


桑田先生指向广场东南方向,向我介绍一座他的时代正在修建中的更加高大气派的大楼,这座大楼将要在明年(1919年)建成,作为大连市役所使用。这栋建筑同样有一座塔楼,兼具日式与欧美折中主义风格,特别是钟楼带有一些庙宇的形式,因为设计师松室重光曾经参与过京都寺庙的修复工作。我现在看到的这座建筑,是一家工商银行。


1915年,关东都督府决定在大连民政署之下设立大连市役所,主管城区内的行政,郊区仍属大连民政署管辖。1919年大连市役所办公大楼建成,1922年上面提到的大连民政署也迁入,上下两级行政机关一起办公,原来的民政署大楼作为警察署使用。


除去这两座日占时期的关东州政府机关,在中山广场周围还有两座日本殖民统治的代表建筑:大和旅馆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桑田先生说这家大和旅馆是4年前(1914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建的,是军政要员们下榻聚会的地方,像他这种公司普通职员是没什么机会进去消费的。这家旅馆共有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旅顺7家连锁店,立足于日本占领下的主要大城市。


在我的时代,这家大和旅馆依然作为酒店使用,不过改成了大连宾馆,值得一提的是,大连宾馆墙面上有一块日文的介绍牌,落款是大连市都市企画土地局,没有设立日期,这是其他建筑上没发现的。老照片上,过去大和旅馆前面有一座人物站立雕像,是第一任关东州都督——大岛义昌,不知道什么时候拆除了。


在桑田先生的时代,中山广场周围最多的是金融机构,一百年后的今天也同样如此。在广场的正北方向,是一座有三个拱顶的黄色墙面的文艺复兴后期风格建筑,这是1909年修建的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共三层,最特别之处在于中央和两端屋顶上的三个绿色圆形穹窿。这座建筑现在是中国银行,有趣的是,我从这栋建筑正面望过去,看到后面远处一座现代化大厦,那座大厦同样也是中国银行,两座古典与现代不同建筑风格的中国银行正好前后重叠在一起。


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主要金融机构,本部设在日本横滨。日本占领大连后,横滨正金银行是首家进入大连的日资银行。


中山广场东边地铁口旁边是一家中信银行,正门在地铁人流中显得有点局促,但其实这栋建筑很气派,红色的三个拱顶也很显眼。这里曾经是同样修建于1909年的大清银行,在日占时期是清政府开办的官方银行,中华民国成立后,改名中国银行,现在是中信银行中山广场支行。


桑田先生对横滨正金银行非常向往,他说能进入这家银行无疑是一份特别好的工作,前景可观,因为这家银行从1906年就开始从事外汇汇总与国库代理业务,是日本在满洲地区的中央银行。不过桑田先生的消息不太灵通,因为在他所处时代的去年(1917年),朝鲜银行就取代横滨正金银行开始执行国库职能,不过四年后(1922年)朝鲜银行才会在中山广场建成,桑田先生不知道也情有可原。


朝鲜银行原址今天是一家工商银行,最初朝鲜银行业务仅限在朝鲜半岛,1913年日本提出“鲜满经济一体化”,朝鲜银行开始进入满洲地区,1913年8月在大连设立第一家银行,并在1917年取代横滨正金银行执行国库职能,成为日本在满洲地区的中枢金融机构。1936年,朝鲜银行将在满洲国的金融业务转交给满洲国兴业银行。


在中山广场西南,靠近延安路上,1914年修建的英国领事馆已经在九十年代拆除了,原址修建的大连金融大厦属于广发银行和浦发银行两家合用,但稍远一些鲁迅路上的苏联领事馆原建筑还在,只是外观过于普通很容易被忽略掉,是一栋三层红色楼房。


日俄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微妙,并不是在满洲争霸这么简单,这一点我在中东铁路探访的文章中已经提及过。日本在战争中获胜后,很担心名义上的盟友英国和调停者美国在满洲分得利益,日本人更愿意与俄国人讲和,因为此时日本处于巨大的谈判优势中。战争结束四年后的1909年,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前往哈尔滨会见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然而伊藤博文刚到哈尔滨火车站,就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这次事件直接影响了东北亚后来的历史。


在极其惨烈的日俄战争结束两年后,1907年俄国就在被日本夺走的大连设立了领事馆,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十月革命后俄国领事撤离,领事馆被拆除。1925日本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当年苏联就在大连设立领事馆。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第二天苏联驻大连领事馆撤消,现在这座建筑是大连市民政局下属的大连市慈善总会。


在苏联领事馆的斜对面,桑田先生带我前往日本在大连统治的最主要机关之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我的时代这栋建筑是大连铁路局。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在满洲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代理机构。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东铁路南部长春-旅顺段支线,改称为南满铁路。为了经营管理需要,日本模仿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也组建公司代替政府对殖民地区进行经营管理。1906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迁到大连。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从建立开始,继续完善南满铁路线建设,并新修建了一系列铁路支线,将朝鲜半岛与西伯利亚的铁路完整地连接起来。同时,满铁还组建起满洲航空会社,承办从满洲到日本和朝鲜的国际航空业务,并在大连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货运码头。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除了经营管理铁路之外,负责范围还包括从俄国接收的铁路沿线两侧的附属地。在1937年铁路附属地行政权交给满洲国政府前,这些附属地都是由满铁从事行政管理和规划经营。因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日本关东军、关东厅政府被称为日本在满洲进行日本殖民统治的三大机构。


在满铁办公大楼斜对面,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别馆和图书馆,两座建筑东西相邻,都建于1913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别馆是满铁运输部和矿业部的办公地,当时由于本社建筑办室不足,在马路对面新建别馆,这栋建筑已经被拆除了,原址现在是大连铁路卫生学校。满铁大连图书馆还保留着,位于别馆西侧,共和国成立后,满铁大连图书馆随由大连地方政府接管,现在这座图书馆称为为大连图书馆鲁迅路分馆。


在中山广场西边,我给桑田先生指向远方一座红色塔楼,顶部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那里是基督教玉光街教堂,我想去参观一下。可是桑田先生却看不到那栋建筑,因为这座教堂对于他来说,要在十年后(1928年)才会建成,我只好自己去参观了。


我望着塔尖寻觅过去,由于不是宗教活动时间,教堂里面并不开放,但有工作人员在院里,允许我进入院内拍照教堂外观。我在教堂外墙下侧发现一块白色石头,上面用英文和日文写着“此石献给神的荣光”,英文日期是1928年,日文日期是昭和三年。


这座玉光街基督教堂在1921年由英国领事馆筹划建设,1928年竣工,是一座有哥特式建筑。教堂建成后,由英国圣公会和日本圣公会共有,称为大连圣公会教会。1943年,日本驱逐了英国教会人员,这里成为了日本圣公会的专用教会。   


日本战败后,这座教堂因为有同盟国英国的背景而没有被苏军接收,之后称为玉光街礼拜堂。1986年,这座教堂划归大连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恢复了宗教活动,现在叫大连市基督教玉光街礼拜堂。


日本在满洲统治时期,对基督教会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希望通过教会更好地控制当地民众,另一方面又对教会与欧美的密切联系心怀警惕,所以一直鼓励日本本土的基督教会来华传教。桑田先生见我对宗教建筑感兴趣,说带我去另一座属于日本教会的西通基督教堂看看,这栋建筑是1907年建成的,离中山广场不是很远,我们走路就可以过去。


在中山广场西边的友好广场东北方,有一座和玉光街礼拜堂同样红墙绿顶的哥特式建筑,是属于日本基督教会的西通基督教堂。我现在看到的这栋建筑外观和桑田先生看到的基本一样,除了左侧的一根烟囱不见了,教堂的配色发生了变化,早期的时候墙面是暗棕色的,现在改成了明亮的红绿配色。不过这栋建筑现在已经不是教堂了,而是一家肯德基餐厅,走进这家肯德基店内,就能感觉到和其他的肯德基餐厅不太一样,简约却高级的吊灯,拱券形门廊,店内也不是廉价的快餐桌椅,而是比较高级的咖啡馆样式,有一种特别的华丽感。


在曾经的西通基督教堂西面,原本还有一座宗教建筑属于基督教救世军,现在已经拆除了,只能在老照片上看到。救世军1865年成立,是一个采用军队形式的国际基督教组织,以街头布道和慈善公益为主要活动。大连的救世军组织是在日俄战争后,由日本传过来的。


我们乘坐有轨电车来到更西边的北京街,这里有另一座不同于前面两座欧式风格的教堂——基督教承恩堂,采用的是中西结合的建筑样式。我去拜访的时候不是宗教活动时间,正门并不开放,我绕道教堂后门,一位教堂里的老奶奶接待了我。教堂后门正对着的是牧师办公室,欧式的石头建筑带着一个中式风格的木制门檐,教堂正面也是如此,灰色的墙体由红色石砖作为分割,绿色中式木制门檐。这座基督教承恩堂也叫北京街教堂,1911年由丹麦基督教路德会修建,是丹麦基督教路德教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座正式教堂。文革期间承恩堂停止了宗教活动,八十年代宗教活动恢复至今。


相比于基督教堂的保存完好,同在北京街上的大连清真寺就显得有些尴尬。桑田先生对于回教徒很陌生,在他的时代,《古兰经》还没有日文译本,要后年(1920年)才会被翻译发行,而且在他的时代大连市内并没有清真寺。在日本国内,桑田先生也只知道在神户、名古屋和东京有一些土耳其穆斯林,或者俄国鞑靼穆斯林,一般日本人也分不清这两个民族,桑田先生只知道这些穆斯林大多是去年(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抗拒苏维埃政权而来到日本的。


在大连周边的瓦房店和貔子窝等地有不少回族穆斯林,但大连市区并不多见,这些回族穆斯林大多来自河北和山东,其中河北人居多,1923年才在中国人聚居的小岗子地区建起了一座简陋的清真寺。1925年,一个在满铁工作的俄国穆斯林职员从满铁申请到一笔钱和一块土地,建成一座完善的清真寺。从我找到的唯一一张老照片上看,这座建筑带拜占庭建筑的风格,正面是一个凸字形,宣礼塔可能在清真寺主体建筑中间,虽然看不出颜色,但是参照同时期相似造型的建筑,可能是红色或棕色墙面,绿色拱顶。


我试图在清真寺内找人印证清真寺的由来,但在寺内的阿訇和工作人员都说对这座清真寺历史不了解,我在周围也没找到本地年龄大的乡老,只好作罢。


现在这座清真寺是九十年代拆了老建筑重建的,后来又经过两次改建。建筑通体是粉色的墙面,上面的绿色的主穹顶比较低矮,总体来说,就是很难看,审美是非常有问题的。粉色建筑并不多见,用在清真寺上有名气的只有马来西亚和伊朗各一座粉色清真寺,但马来西亚的粉色清真寺是水面建筑,伊朗的粉色清真寺也不是全部粉色,重要的是两者的粉色都是墙体釉面而非粉刷,显得非常高级,大连的这座粉色清真寺完全是粗糙的粉刷墙面。


简单来说就是,东施效颦。


桑田先生和我回到市区东边,从中山广场沿着上海路向北走,看到一些欧式建筑的尖顶,桑田先生说这里叫作露西亚町,是俄国人在日俄战争前建好的街区,主要是市政机关。在我的时代,这片街区已经被开辟为旅游街区,街口牌子上写着俄罗斯风情街。


现在城市街道的命名也是格外乏味,动不动就“风情街”,其实叫露西亚町蛮好的。


基于国际自由港的规划思路,这片街区当年的设计者中除了俄国人,还从德国聘请了建筑设计师参与。所以,这片街区的市政机关建筑具有俄国建筑的特点,厚重而朴实,住宅和商业建筑则有德国建筑的特点,形式比较活跃。


过了胜利桥,北面就是露西亚町,东南到西北走向的一条街。胜利桥之前下面是一条河,后来河水排干改为铁路线,这座桥跨越铁路线,连接俄国人规划的北面行政区和南面市民区。过了胜利桥,迎面是一座很显眼的小城堡一样的红砖房子,黑色的尖顶。这栋房子是德国人设计的,采用了错落不对称的设计,与俄式建筑比起来更加轻松欢快。


桑田先生介绍这里是1900年修建的东清轮船公司,日本占领大连之后,将大连民政署设置于此,1908年大连民政署迁到中山广场上刚刚建成的大楼,这里移交给满铁作为俱乐部使用。

我为桑田先生补充了后面的历史,五年后(1923年),这座建筑将成为工业博物馆,再过三年(1926年)又改造成图书馆,在我所处的时代是大连艺术展览馆,可惜我去的时候内部正在布展并不开放。


在这座露西亚町标志性建筑旁边有一座不太显眼的二层楼,是中东铁路公司护路事务所旧址,文保建筑牌子上的东省铁路公司全称是大清东省铁路公司,后来叫中国东省铁路公司,简称就是中东铁路,也成为东清铁路。这栋建筑建于1902年,也是由德国人设计的。1904年日本在此设立大连野战铁道提理部,任务为修复中东铁路,改俄国的宽轨为日本的窄轨,1907年改为大连护路事务所,现在是沈阳铁路局大连工务段办公楼。不过现在这栋建筑,四角的塔楼已经没有了,屋顶是平的,我在1987年的照片上发现塔楼就已经不在了。


在这座护路事务所西北不远处,是一座三层红白色高大建筑,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桑田先生说那里在他的时代是满铁员工的宿舍,叫大山寮,最早是俄国人修建的房子,日本占领之后就使用了。


我们沿着街道一直往西北方向走,在我所处的时代比起桑田先生的时代,道路两边并不都是原本的老房子,被开辟为旅游商品街区,有不少新建的仿欧建筑,贩卖一些俄国商品。这种安排多少有点勉强,虽然这里曾经的确是俄国人居住的街区,但不同于哈尔滨中央大街本来就是商业街,露西亚町在俄国规划中更多的是行政区和住宅,没有自由商街传承。


露西亚町保存最完好的一片别墅区,在街道西南面有百年历史的三十多栋老建筑,现在被大连铁道1896酒店占据,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但不对公众开放,不知道算不算把属于全体市民的城市历史遗迹自己跑马圈地了。


我们一路走到街道最里面,豁然开朗一个大广场,正面是一座非常气派的建筑,桑田先生说这里是曾经大连最早的行政中心——达里尼市政厅,现在是满铁地质研究所。1898年这栋建筑建成后,最初为中东铁路公司,1902年改为达里尼市政厅。1904年日俄开战,日本人接管后前后被多个军队和行政机关接管。


我告诉桑田,这里会不断扩展,再过十年(1928年)就会变成满蒙资源馆,后来会改成满洲资源馆(1932年),解放后会变成大连自然博物馆(1959年),不过九十年代博物馆迁往别处,所以我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座废弃的建筑,周围很荒芜,刚才热闹的商业街到此戛然而止。


在桑田先生的时代这栋建筑采用红砖绿瓦尖顶,细节上体现了古典复兴式建筑艺术特点,他说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也不是当时俄国的建筑,俄国人在撤离前把这栋建筑烧毁了,只留下基本框架,屋顶已经完全消失,日本接管之后修复成现在这样。在我的时代这栋建筑目前败落严重,红墙已经变成淡黄色,墙面也出现脱落,已经被标示为危房围了起来,不知道是否会得到妥善地修复。

桑田先生指向西边,让我看一座东正教堂,他说这里现在是大连寻常高等小学,因为地势很高,很多大连的老照片都是在这座教堂的钟楼上拍摄的。但是我却看不到这栋建筑,在我的时代,这里完全不是曾经的样子,东正教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拆除了。


在这条街上很多仿欧建筑中间还有一座真正的老建筑,离达里尼市政厅不太远的地方,是第一任达里尼市长萨哈罗夫的官邸。这栋红白相间的二层楼房现在是大连船舶技术学校,主入口有外楼梯,一层券廊的墙壁上有石头装饰,二层外侧有宽大的阳台。萨哈罗夫不仅仅是达里尼第一任市长,他本身也是中东铁路公司的建筑师。1898年,萨哈罗夫被沙皇尼古拉二世任命负责建设达里尼港,1902年就任达里尼特别市市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萨哈罗夫奉命将达里尼市俄国居民撤至旅顺,之后不久在旅顺去世。


桑田先生说,日军占领大连后,这栋建筑成为日本满洲军司令部所在地,1907年改做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后藤新平的官邸,现在这栋建筑住着现任总裁国泽新兵卫,他去年(1917年)七月开始担任总裁职位。我告诉桑田先生,国泽新兵卫的总裁位置只能当到明年(1919年)四月,下一任是曾经在1914年已经当过半年总裁的野村龙太郎,不过野村也只能再当两年。


在露西亚町胜利桥对面,上海路和长江路拐角处,有一家联通营业厅,是曾经俄国规划的邮电局。1900年,俄国人在此建立了达里尼邮政电报局,日俄战争后,日本辽东守备军司令部迁到大连,辽东守备军邮便部也跟随迁来,接管了俄国人的邮政电报局。1906年,关东都督府邮便电信局成立并接管此处,改称“大连邮便局”。


1930年,日本人在这座邮便局西边新建了一座大连中央邮便局,大连中央电信局也在同一栋楼内。1945年战争结束后,大楼被苏军接管。1946年大连市政府派员接收该大楼,之后长期作为大连市邮政局办公楼使用,现在是中国联通胜利桥营业厅。


前面提到了东清轮船公司,对于大连这样一个自由港来说,轮船公司和港口设施并不少见。在港湾广场的西边,长江路和疏港路交汇处,建于1903年的万通船务楼是目前保留相对最完好的一处。这是一座近代俄罗斯风格建筑,淡黄色墙面,蓝色石柱装饰与灰蓝色屋顶,一开始作为码头旅馆,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延续俄国人的规划,以大连港为中心展开城市建设,这栋建筑曾长期作为大连海务协会使用。


桑田先生很了解这家轮船公司,因为公司老板山下龟三郎在日本是个商界大佬。七年前(1911年),山下龟三郎创立山下汽船株式会社,当时恰逢一战爆发,欧洲国家无暇顾及东方利益,山下汽船趁机大力发展业务,三年前(1915年)公司进入大连,创立大连山下轮船公司,就在万通船务楼办公。


我对桑田说后来山下龟三郎生意越做越大,他成为东条英机和小矶国昭两届内阁的海运业顾问,一直在为日本对外战争服务,而且幸运地在1944年底病死,躲过了战败清算。


有船务公司就一定会有海关,万通船务公司东南面拐到益民街上,就是大连中国税关。两座碉堡式的塔楼是这座建筑的特色,这栋大楼建成后,成为清政府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设在大连的海关。1907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设置大连海关及内河汽船航行的协定》,当年大连海关正式开设,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将海关交给满洲国。


在露西亚町的时候,桑田先生发现我对俄国文化很感兴趣,就问我要不要去拜访一下露国公墓,墓园里有一座东正教圣弥哈伊尔总领天使教堂,可以去参观一下。我知道他说的露国公墓指的是现在的青云街苏军烈士墓园,就前去拜访。


一般人来到大连参观苏军烈士墓,指的都是旅顺的墓地,大连市内的青云街苏军墓地日常不对公众开放,只有俄罗斯外交机构活动的时候才开放。我来的时候大门紧锁,我按照大门上的联系电话打过去,解释我要做一些有关大连历史的写作,需要进入墓园参观,过了一会儿,一位守墓人大叔来给我开了门。


墓地大门旁的石板上写着“大连青云街苏军烈士墓园是在以俄罗斯英雄阿赫玛特·卡德罗夫命名的俄罗斯地区社会基金会的支持下及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个人的协助下完成修复的”。拉姆赞·卡德罗夫是现任车臣总统小卡德罗夫,阿赫玛特是他父亲老卡德罗夫。


在这座墓园中共有612座陵墓,其中371座是苏军官兵,54座是军属,其余是其他时期安葬的俄罗斯人。据守墓人大叔说,这里在俄国统治大连时期就是俄人墓地,最早埋葬的是俄国官兵和移民,后来苏军也埋葬在这里,原本附近并无中国人居住,墓地也逐渐败落,2015年进行了修复。


在墓园内我并没有找到桑田先生说的那座圣弥哈伊尔总领天使教堂,守墓人说早就拆除了,至于什么时候拆除的他也不知道。我能查到的最晚的照片是1935年的,教堂原本所在地现在是守墓人的小屋,没有留下什么遗迹,几乎一无所获,但在教堂原址位置上我发现一个相对其他墓碑而言非常巨大的石制东正教十字架,不知道是不是与教堂有关的遗留物。


得知在我的时代这座东正教堂已经拆除,桑田先生很沮丧,他说在他的时代墓地周围是一片荒山,教堂就在一处山坡的高地上,很远就能看到那座教堂的尖顶,一个小小的洋葱头和上面的十字架,非常醒目。


我在墓地里看到的坟墓大多带着十字架,在一个小斜坡上,我发现了一座四面椎体石像,大概一人多高,感觉是个纪念碑。守墓人只认识东正教十字架,却不知道这个石像是什么,他说来修复的俄罗斯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放在那里了。(我把这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里,朋友们猜测可能是俄国少数民族的墓碑或纪念碑,比如犹太、突厥、鞑靼之类)


有趣的是,在这座墓园内有很多兔子,可能是守墓人饲养的,因为有木头搭建的窝和水盆,兔子非常肥且不怕人,可以走近拍照。


离开青云街露国公墓,守墓人告诉我向南走在山坡上,在保卫巷、育文巷、文化街一片还有老房子。我沿着他的指示走过去,这边有一大片俄日老宅,大部分都是民居,有少数被改造成餐厅或者和咖啡馆,还集中着一些收废品的店。住户们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来拍老房子,很热情邀请我进入。他们说这些房子都是日本人和俄国人留下的,曾经还是高级职员的住宅,但具体什么来历都说不清楚。这些房子没有暖气,冬天只能靠自己烧煤或者劈柴,还是有点冷的,电路也不是很方便。


我去一户人家拍照,他突然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呀,他说我留着胡子看起来像日本人,要是日本人可不让拍照。


这里的住户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就在此居住的老人,或者八十年代迁过来做小生意的。尽管房子大多比较破败,但从石柱、门厅、阁楼天窗、窗檐等细节还是可以感受到当年建筑的精细做工,几处破烂的天花板能看出木头夹层设计。有的住宅还保留着当年的日式小庭院,虽然已经不再种植植物,但石头围栏依然保留着。


除了小型住宅外,还有一些是别墅的样式,被分割成若干户人家居住,不但有地下室和阁楼,还有木制内楼梯。在一些楼外墙上的雕花也可以看出应该是当年有一定地位的人居住的。这里很多房子都在经营着一些小生意,比如理发、缝衣、收废品等等,有几家保存比较好的大房子,被改成了饭店和咖啡馆,在破旧中显得格外显眼。


一位大叔说这些房子曾经都是日本人和俄国人住的,他们有钱也有闲心打理房子,但解放后分给中国老百姓居住,老百姓并没有精力和钱维修房子,只能勉强维持居住,并不是很实用。而且,这些别墅俄国和日本都是一家人住,分给中国人是几家人住在一栋楼里,人多了谁家都不会特别爱惜,房子自然很容易破旧。


和已经规划为旅游地带的南山日本别墅区不同,这片街区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也可能是因为离市中心较远,房屋本身也比较破败,反而保留了最早的建筑样式。


前面提到的中山广场主要是商业和民事机关建筑,大连西边的另一处广场——人民广场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所在地,关东州的政府、法院和警察署都在这里,属于曾经的行政区(也是现在的行政区)。不同于商业化的圆形中山广场,这片人民广场是矩形的,由四大块绿地组成,建筑样式也没有那么多彩,都是严肃整齐的现代建筑,符合行政机关的庄严要求。


这一片在桑田先生的时代完全没有规划完成,要再过十来年到了三十年代才会修建,所以桑田先生完全不知道这片建筑的存在,只能我自己去寻访了。


人民广场北面的关东州厅大楼1937年竣工后,关东州厅从旅顺迁到此处办公。1947年改为关东公署办公楼,1949年改为旅大行政公署,1950年改为旅大市人民政府,1981年改为大连市人民政府,见证了旅顺大连地区复杂的行政区划历程。


人民广场西面的关东厅地方法院大楼1930年建成,1914年关东厅地方法院向大连市内派出分支机构关东厅地方法院大连支厅,不过审判权力有限,受到旅顺高等法院管辖。1930年,地方法院大连支厅在人民广场建起了新的办公楼,建筑中间高度突出,两侧对称,外形采用竖线条处理手法,庄严雄伟,现在是大连中院。


人民广场东面是建于1936年的关东州厅警察部特别高等警察课。1934年,原关东厅所属警务局改为关东州厅警察部,下辖9个警察署,还有消防署和警官训练所。在日本占领期间,警察署渗透至各个领域,控制、监视着人民的行动,这种军国主义警察统治体制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解放后改为大连公安局。


这三栋建筑中,市政府和法院的建筑和老照片上的样子基本完全一致,但是公安局的建筑变化很大。从1940年的照片上看,公安局的建筑和市政府的建筑是一样的,都是平面屋顶没有突出部分,只有三层,法院则是中间部分有凸起的八层楼。但现在公安局和法院的建筑样式一样了,也就是说后来加盖了中间的部分变成八层。我猜测,大概思路是市政府的建筑要独一无二,法院和公安局是平级的应该建筑样式相同。


之前在大连找到的清真寺和教堂都让我和桑田先生比较沮丧,觉得对历史遗迹的探访很不尽兴。桑田先生问我想不想看看日本人的宗教建筑,他想知道这些建筑在日本战败之后会不会被拆掉,我告诉他还有两座建筑保留着,可以去看一看。


日本人在满洲地区修建了不少宗教场所,尤其是神社,试图在精神上促进日满合一。大连的日本神社因为带有明显侵略意义在日本战败后被拆掉了,但还有一些其他建筑保留了下来。


我和桑田先生从人民广场向西走,绕过广电中心,在广电中心院内还有一栋日本人留下的大楼。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在桑田先生的时代这里叫圣徳公园。1911年在这里建了圣德太子殿,并在西侧建起了管理所,同时在东侧土丘上建起了圣德神社。


我告诉桑田先生1947年大连神社迁回日本国内,原来的神社建筑已经被拆掉了,解放后大连市政府将该地继续改建为公园,命名为中山公园,1954年圣德太子堂管理所改为沙河口区老干部活动室,这栋建筑还保存着。


我从西门进入公园直接走到逸仙广场,里面非常热闹,大部分是老年人,在这里聊天、下棋、跳舞,进行社交活动。这座圣徳太子殿管理所只有一层,红墙黑瓦,比较有特色的是正面门廊的祥云装饰设计,但内部没有开放,不知道里面是否还保留着当初的样子。


桑田先生说公园西侧土丘应该有一座圣德太子坐像,是1906年为了纪念圣徳太子建的,也是公园的起源。我去寻觅了一下,告诉他圣德太子像早已经没有了,现在只有一座孙中山雕像。桑田先生问我太子殿的主体建筑也不在了吗?我查了一下老照片的位置,那里已经改成了一座凉亭。

除了神道教的神社之外,日本在大连还建立了两座佛教寺庙,东本愿寺大连别院和西本愿寺大连别院。其中西本愿寺在现在的大连外国语大学院内,已经被拆除了,东本愿寺还完好地保留着,在南山地区。


桑田先生对这一带很熟悉,他说南山地区是一片丘陵高地,并不适合城市建设,俄国人计划将这里修建为离市中心略远一些的别墅区,后来日本人延续了这一方案,在这里建成住宅区。


我们来到东本愿寺附近的麒麟巷,走错了一个岔口,当我走上山坡的居民区时,一开始并没有找到这座寺庙,直到猛然在两栋楼之间发现了一处飞檐,才确定自己走错了。一位住在当地的老大爷也给我指明了方向,他说那里曾经是日本人的寺庙,后来改成图书馆,再后来是京剧院。


东本愿寺大连别院是1912年建成,仿唐式砖木结构两层建筑,四角飞檐探出很远,建筑正面格外高大。1929年,东本愿寺大连别院改称东本愿寺满洲别院,1945年后曾经是大连市图书馆书库,1990年大连京剧团迁到这里。


在我曾经旅居的上海,也有两座日本佛寺遗址,其中一座是西本愿寺上海别院。这座寺庙1906年开院,1931年在乍浦路455号建寺院,同时作为僧人住所和暂存骨灰盒之用。西本愿寺上海别院是信仰佛教净土宗的日本侨民仿照京都西本愿寺式样建造,马蹄形的拱形大厅,沿街东墙可以看到大型的拱形火焰形券面,下面是三行二十一朵莲花浮雕。北面有拱券门斤,拱券立面饰半圆形浮雕。战争结束之后这座寺庙由于曾为侵略军服务,被取缔宗教活动,归招商局使用。


既然已经到了南山,桑田先生邀请我去他住过的街区参观一下,说那边有很多漂亮的别墅正在修建,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我们闲逛过去,南山街区现在已经被改造成旅游风情街,有很多影视文化公司和餐厅开在这里,建筑基本保存完好,但大多经历过修复或者改建,并不是我的乐趣所在,但也去看了一下。


桑田先生说在俄国人刚刚来到大连的时候,城市建设的中心在以达里尼市政厅为中心的北面,南山一带还住着不少中国人。当时的市长萨哈洛夫设想在南山建成一片高档住宅区供俄国高级职员们居住,但还没来得及建成战争就爆发了,这块已经预留好的土地就归了日本人。日本人按照俄国人的规划,在这里建起了高档住宅区。


其实在桑田先生生活的1918年,南山街区并没有完全建好,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南山街区才基本成型。如今途经望海街、枫林街、七七街,直至南山路,这些别墅在路边槐树与银杏的映衬之下,显出一种日式的恬静与温馨。


在南山街区,我发现这里的别墅风格都不太一样。桑田先生介绍说这是因为明治维新后很多日本年轻设计师留学欧洲,回到日本后又被派到满洲,那时的满洲急需可以表达富饶与国际化的建筑。这些建筑中,政府机关还是由已经成名的设计师完成,但私人住宅和商业公司就成为设计师们练手进行个人创作的机会,于是也就有了风格不同的别墅。


我问了桑田先生一个问题“你真觉得来到满洲是建设一片乐土吗,人人都能住在这么美好宁静的街区里享受生活?”桑田先生想了一下,说“这片街区修建的时候,把原来住在这里的中国人都赶走了,这片土地是属于中国的,城市却是属于日本的,我们击败俄国夺取了满洲,却忽视了这片土地原本是谁的”。我说你的儿子桑田佳佑果然很像你,在我的时代,他会因为宣扬和平勿忘历史教训被日本右翼攻击反日。


不过,这位虚构的桑田先生在1918年有如此的感受很正常,那时的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和温和官员还主张中日联合,中华民国的建立让一些日本人看到了中国进行改革走上强国的希望,也许中日可以成为盟友共同对抗欧美白种人。但是,狂热的贪婪和野心占据了上风,13年后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了军国主义扩张,中日也开始撕破了脸。


一天的探访结束了,在我返回酒店之前,还有最后的重要一站——劳动公园,这个公园可以说是记录了大连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且曾经将要见证下一个世纪的历史。


俄国人最初规划大连市的时候,城市面积很小,今天劳动公园附近繁华的商业区,曾经都是郊外荒地。1899年俄国人在大连西郊开辟这片公园,叫西公园,日本占领之后改为中央公园继续建设,1926年日本人在此建造了一座忠灵塔祭拜日俄战争阵亡官兵。


解放后,忠灵塔被改建为五一塔,湖边立了一块碑“劳动创造世界”,这块碑现在还在那里,公园改为劳动公园。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五一塔被拆除,九十年代大连足球队强盛,在五一塔原址造了现在这个大足球装置艺术作品。1999年大连建市100周年,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把一封写给一百年后大连市长的信和100件礼物封存在一个世纪仓内置放于此。不过那个世纪仓好像已经不在了,我并没有找到,岂不闻一朝天子一朝臣。


我在劳动公园中走向大足球的斜坡上,发现了一个“祈福钟”,这座钟是一件文物。元朝顺帝为了向高丽弘扬佛法,铸造了这座钟,日本占领朝鲜之后获得了这座钟,并运到刚刚建好的东本愿寺大连别院中,1958年东本愿寺改建,这座钟就送到了劳动公园里。这座钟的安放处是一个类似四脚凳子的石头平顶亭子,看起来像日本忠灵塔曾经的附属建筑洗手池。


世纪仓在的时候,人们去参观就是沿着当年参拜忠灵塔的路线,在台阶下方穿过被拆除的鸟居,经过被改称祈福钟的洗手池短暂停留,在到忠灵塔的位置了解市长的政绩,怎么想这都是一件有点僭越嫌疑的事情。


第二天离开大连之前,我去了大连现代博物馆,展品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个主展厅介绍大连的近代史。在展厅中,一位热情的大妈为我介绍大连的历史,她自豪地告诉我当年大连的城市建设比日本本土的建设都要好。我无意评论,从小时候起就听到这种观点,当年俄国人和日本人把满洲地区建设得多么发达,然而人们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发达不是日俄建好之后白白送给本地人,相反这些外来殖民者想利用或者赶走本地人,建设属于日本或者俄国自己的城市。


在大连我没有去海边,很小的时候跟家里人去过老虎滩和傅家庄,早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在大连我最靠近大海的地方是黑石礁,那里原本是日本人规划的海滨别墅区,现在是军队的住宅区,还有一些老房子保留着,作为商业开发的几栋保存的很完好,没有商业开发的就废弃在那里等待拆除或者自然倒塌了。


一座城市有水多少都会显得有灵气一些,但北方的大海不同于南方,更不同于河流湖泊,北方的大海是冷的,海水拍打在沙滩或礁石上,带给这座城市冷峻。然而,比起每年有一百多天冰冻期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大连已经是非常温暖了,一百年前俄国人来到这座这里,应该会觉得很舒适。大连又比日本大部分地区都更寒冷,日本人来这里应该不太舒服。


对于东北人来说,大连是东北最靠南的城市,在海南移民潮之前,营口等地也还没开发旅游资源,北戴河又只有少数人才能去疗养,大连就是东北人力所能及的相对温暖南方。在我小时候,提到大连只会想到旅游,这次对大连的历史探访,在这座我记忆中轻松快乐的城市里,挖掘出了有些沉重伤感的一面。


我告别了桑田先生,让他一定要把大连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儿子,这会成为他儿子的一首歌。跨越一百年,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里探访,他给我讲那些建筑的历史,我告诉他后来发生了什么。至此,桑田先生的陪伴就结束了,因为我要去的下一站旅顺,是一个对于日本和俄国很惨烈,对于中国又格外屈辱的故事,我希望独自前往。


旅顺·萧杀军港

旅顺是一座与大连气质并不相同的城市,我一大早乘坐大巴车前往旅顺,路上要一个小时,空中弥漫着雾气,透着些许阴冷,天气预报说会下雨,我觉得也会。这是一座呼吸中感受到萧杀气息的城市,在上个世纪交汇时,十年相隔的两场战争,这片土地遍地都是挣扎、血腥与苦难。


我在大连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与朝鲜有关的引子。在十九世纪末,朝鲜成了清日俄三国之间一个微妙的点,对日本来说,希望让朝鲜摆脱大清属国的身份,成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这样才能逐步控制朝鲜;对于清政府来说,对朝鲜的控制是统治威严的所在,不会轻易放松;对于俄国来说,在远东还无法调动更多的力量,更希望用通商、开设公使馆、代训军队等温和的方式在大清国与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之外撬开一些空间。


在日俄两国刚刚接触不久的时候,两国还处于相对友好的关系中,日本对俄国军舰开放港口作为越冬使用,也允许俄国东正教会进入日本活动。在1891年,后来成为沙皇的尼古拉当时还是皇太子,他在访问日本时期遭到刺杀,即便如此也没有引起两国的敌对。


1893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进而引发了日本和大清国的直接战争,俄国保持中立,尽管俄国官方一致表示对满洲地区和朝鲜没有野心,但日本击败大清国之后在朝鲜半岛的独大让俄国开始警惕。1895年10月,日本军人攻入朝鲜王宫杀死亲俄的闵妃,拥护亲日的大院君主持政务。这种人身安全威胁加上前几个月俄国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让朝鲜高宗相信俄国足以震慑日本,他萌生了依靠俄国摆脱日本的念头。1896年2月,朝鲜高宗逃入俄国公使馆寻求庇护,这让日本备受打击,日俄两国开始交恶。


在此之后俄国占领旅大地区,紧接着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与大清国开战,日俄之间短暂达成了名义上的盟友,当然这种盟友关系极其脆弱。俄国更多地是派军队占领了满洲,对进攻北京兴趣不大,因为八国中只有俄国与大清国是陆地邻国,俄国并不希望两国全面战争,而期待趁乱蚕食领土利益。


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八国联军撤离,俄国企图长期占有满洲,并试图干涉朝鲜政治,这让对俄国一忍再忍的日本彻底愤怒了,同时日本人也在对义和团的联合军事行动中发现了俄军的脆弱与腐朽,终于在1904年,日俄战争在旅顺爆发了。


我在旅顺的探访,在对战争遗迹的寻觅中开始,这注定不会是一次让人心情愉快的旅行,不过话又说回来,能活在太平年景去面对过去多年的战争,已经是最大的心情愉快了。


我要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旅顺的标志性建筑——白玉山塔,这座塔被印制在各种旅游手册上,蜡烛一样的外形再加上矗立于港口,很容易被认成一座灯塔,然而最初这是一座纪念日俄战争中日本阵亡官兵的“表忠塔”。日俄战争结束后,根据海军东乡平八郎将军和陆军乃木希典将军的提议,为了告慰阵亡将士,美化战争,1909年日军修建了这座表忠塔。


登上白玉山有三种方式:乘车、步行或者坐缆车,我选择了坐缆车,实际上按照旅顺的出租车价格,乘车直到山顶要便宜一些。远望的白玉山塔呈细长状,其实底座非常坚固雄壮,这座塔并不是白色的,而是砖石本身的灰色,在正面有一道黑色铁门,并不开放,铁门上方的墙面上有四个黑字:白云山塔。


整座白玉山塔形似一根点燃的蜡烛,取长明灯祭奠阵亡者的寓意,也有说是子弹的形状,用煞气威慑镇守此地。底座台阶的石料是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海军堵塞旅顺港口的17条沉船上打捞出来的,塔身外部的石料是从乃木希典的家乡山口县德山采运来的,塔底座还有六根石柱。塔身内有旋转楼梯可以通向塔顶,在塔顶可以俯瞰旅顺全港,现在已经不开放了。1945年日本战败后,苏军进驻旅顺后,想要拆掉这座“表忠塔”,在中国的阻拦下保留了下来,只是把“表忠塔”三个字铲掉了,改成了“白玉塔”。


后来,苏军自己在旅顺也修了一座纪念塔,叫做胜利塔,同样是旅顺的地标之一,胜利塔建在平地上气势就低了一层,上半部分的金色塔尖又太精巧,显得过于纤细脆弱。


在白云山塔底有很多鸽子,有人散养在那里,出售鸽食供游人投喂,这些鸽子围绕着两尊大炮。这两尊大炮是1881年清朝从德国购进的加农炮,在日俄战争中,俄国军队为巩固防御,从西鸡冠山炮台把大炮运到老铁山顶上,战后日军将大炮安置在白玉山。象征和平的白鸽围绕着锈迹斑斑的大炮,这个场面很美好,尽管明知是旅游区人为制造的美好,但依然让人会留步看一会儿。


白云山塔下面不远处是和忠灵塔配套的白玉山纳骨祠,日军为在旅顺围攻战中战死的军人修建的,骨灰存放于纳骨祠的地下室内。文革期间,白玉山纳骨祠主体建筑被拆除,只留下底座及周边部分,后来改建为海军兵器馆。


在旅顺有很多日俄留下的战场遗迹,这种近代城市攻防战的遗迹本身并不多见,大多会随着城市地产开发和城区扩张而逐渐消失被掩埋,旅顺的遗迹是因为大多在山中才能保留下来,主要是炮台和堡垒,我去了其中的三处。


在旅顺的东边,东鸡冠山是重要的阵地,这里有旅顺著名的“两杆炮”。我冒着小雨徒步登山,其实可以乘车到半山腰,但我更愿意体验一下当年战争的气氛。114年前日俄争夺旅顺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在五月份,日军在貔子窝登陆准备陆上夺取旅顺,双方开始了残酷的阵地要塞攻守,这场对峙一直持续到1904年年底。


一大早的东鸡冠山人很少,即便在我到的周末,也只有少数老年人愿意去登山。这座山的道路盘旋蜿蜒,虽然炮台海拔只有不到两百米,却要走半个多小时山路。我一大早空腹在雨中沿着漫长的斜坡而上,终于走到了望台炮台下方,然后还要继续爬陡峭的台阶。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清军就在东鸡冠山设炮台,称为将军台。日俄战争中,俄国把两门军舰上的加农炮拉上山顶,临时修建成工事。我爬上炮台所在的高地,仰头看到一座望台炮台纪念碑,落款是满洲战绩保存会,时间是大正五年十月,不过这块碑不是原件,原件在日俄监狱博物馆里。

在纪念碑下方是两门大炮,炮身保存完好,只是其中一门炮炮口有损坏。大炮上面有很多刻字,尤其是有很多俄文,时间大多是1945年到1955年之间,应该是战后驻扎在旅顺的苏军官兵到此游览时刻写的,我找了一位懂俄文的朋友识别,他说上面写的基本都是名字和类似到此一游之类的话。


望台炮台是旅顺东部的制高点,在旅顺西部的制高点是太阳沟西炮台,也是旅顺俄军阵地保留最完好的一处。我到太阳沟炮台已经是中午了,和早上的细雨蒙蒙不同,中午太阳穿透云层变得毒辣,爬上一座小山,首先是一座手握拳的雕像,再往山顶走一点就是阵地。穿梭在这片俄军掩体中,那些石头如同当年大炮的温度一样。


很多中国人对日俄战争不是很熟悉,主要来自历史课本所讲的这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两个列强之间的战争,稍微喜欢历史的人可能会从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中了解日俄战争的背景。然而司马辽太郎同样美化了这场战争,或者说带着他本人对明治时代的精神向往。


虽然所有的历史书都会说这场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却胜利的格外惨烈,我要去找寻的下一个遗迹,就是旅顺围攻战中最惨烈的203高地。


203高地因其海拔203米而得名,日俄战争中,203高地是西线的制高点,距市区和港口要塞很近,是双方争夺的重要阵地。1904年8月19日,日军在司令官乃木希典的指挥下向203高地进攻,在1904年12月5日占领这座高地。


我乘车进入203高地,这里被修建成一片公园,需要买门票进入,院内有景区车可以上到半山腰,再继续往上爬。天依然下着雨,这里作为中日友好单位而开辟了一大片樱花园,不过我去的时候樱花早已凋零了,就如同这山上曾经凋零的几万人一样。


在山上,远处可见一座子弹形状的塔——尔灵山纪念碑。为了纪念争夺203高地的惨烈战斗,日本人在1912年修建了这座尔灵塔,六边形底座由石料垒砌,基座是锈迹斑斑的褐色,上面的子弹形状雕塑是铜绿色。这座纪念塔的金属部分是用战后在203高地收集的炮弹皮和子弹壳铸成的。塔身上刻着“爾靈山”三个字,是指挥203高地战斗的乃木希典将军亲笔所题。


在这场战斗中日军伤亡1.7万,俄军伤亡6千余人,战后,乃木希典登上203高地题诗一首:“尔灵山险岂难攀,男子功名期克艰。铁血覆山山形改,万人齐仰尔灵山。”,他将此山更名为“尔灵山”。


在这场战斗中,乃木希典的次子乃木保典阵亡于203高地,在此之前,乃木希典的长子乃木胜典已经在金州战斗中阵亡了。在尔灵塔下方,路边一条小路岔口走过去,我找到了乃木保典战死之处。一座四方的石头基座,上面立着一根石条,刻着“乃木保典君战死之所。这块纪念碑不是原件,解放后这块碑被砸碎,下半部分现在保存在日俄监狱博物馆里,上半部分找不到了。


在203高地上,我沿着山间小路穿梭在树林中,路边散布着当年俄军的指挥所、隔离带和射击阵地。这是一场异乎寻常残酷的战斗,作为旧军人的乃木希典战术落后,面对俄军经营扎实的堡垒带,让士兵发起正面仰攻,均以失败告终,士兵死伤惨重。这场战斗让乃木希典在国内备受谴责,舆论抨击他枉顾士兵的生命只为自己的军功,要求追究他的责任,只有明治天皇力保他。考虑到乃木自己的儿子也死在战场,我想他大概不是迷恋功名,而是对天皇知遇之恩的感激,因为他这样的旧军人已经不合时宜了,当时走红的是维新派。明治天皇驾崩后,乃木希典剖腹尽忠


旅顺的战斗成就了几位后来有名的人物,《坂上之云》的主角之一秋山真之就是其中一个,他发明了沉船堵塞港口的战术,是夺取旅顺的重要一步。不过秋山真之更具有文人气质,完全是被他的哥哥秋山好古拉进了军队,日俄战争之后,秋山真之变得有些疯疯癫癫,一心想出家当和尚却不被批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刚刚50岁就病死了。


这场战斗的最高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当时已经当了8年的台湾总督,他的前任就是乃木希典。乃木希典根本不会治理地方,军费开销又大,一度想把台湾卖给法国,已经到了谈判价格的阶段,直到儿玉源太郎主政台湾,才通过发展制糖业把台湾牢牢控制在日本手里。夺取203高地时,儿玉源太郎要求乃木希典交出指挥权,他亲自指挥战斗,8天就攻下了乃木希典150天都攻不下的俄军阵地。日俄战争后,儿玉源太郎制定了殖民满洲的方针,一手缔造了满铁,把他主政台湾时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推荐为满铁首任总裁。


在这些炮台我找寻的几块纪念碑原件都被收藏在日俄监狱内,这引领我到这座博物馆内寻找。

俄国人在1902年开始修建这座监狱,但直到1904年战争爆发,仅建成一栋二层办公楼和东、中、西放射状的青砖牢房。战后日本人用红砖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改称关东都督府监狱,另外,监狱还设有工场,强迫囚犯劳动生产军需用品和生活日用品。1920年改称关东厅监狱,并将监狱扩展建设。满洲国建立后,归日本在长春设立的关东局直接控制,改称关东刑务所,1939年最后定名为旅顺刑务所。


我去这座监狱的时候,正好赶上当地一所学校组织集体参观,游客很多。监狱只有一部分开放,作为展厅使用。在其中一座展厅里,陈列着旅顺地区各处发现的日俄战争纪念碑。包括为了纪念签订日俄《朴茨茅斯和约》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纪念碑、纪念金州战斗的乃木希典诗碑“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风腥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纪念夺取旅顺凤凰山的“攻城山碑”、东鸡冠山第二堡垒碑、1926年日本改老横山为剑山的石碑、白玉山纳骨祠净手槽、金州南山神社净手槽、旅顺三里桥俄兵墓碑、瓦房店妙法寺尽忠报国碑等等。


在旅顺日俄监狱内,曾关押并处决了一位撬动东北亚政治的人物——朝鲜义士安重根。我在探访中东铁路的时候提到这个事件,1909年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被逮捕后,关押在这座旅顺监狱内,现在监狱里展出着他的牢房和绞刑架,还有一座安重根纪念堂。


我到纪念堂的时候,正好有韩国人在给安重根的雕像献花,纪念馆中摆放着安重根的诗作手迹,其中一张写着“独立”两个汉字,落款是“庚戌二月于旅顺狱中大韩国人安重根书”。在他的绞刑架前摆着一张他临行前衣着朝鲜民族服装的照片,雕像前的照片是被捕后穿着黑衣的样子,照片上的安重根相貌普通,俨然闹市屠狗者。


在我曾居住的上海,离我家不远的虹口公园里,也曾有一位朝鲜义士尹奉吉在此行刺日本官员,炸死日本上海占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公园里有一座梅亭,就是纪念尹奉吉,他的字是梅轩。

离开日俄监狱,我前往白玉山脚下的旅顺火车站,南满铁路的南方终点站,也是整个满洲地区最南端的火车站,可惜2014年之后已经不再发车了。1900年俄国人修建了这座火车站,最初的位置在现在的火车站对面,后来作为车站派出所使用。现在这座火车站是1908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俄国未完工的新站舍基础上建的,称为旅顺驿。


旅顺火车站是一座俄式建筑风格的木质平房建筑,黄色墙面上白色线条装饰,屋顶是绿色的鳞片状铁皮瓦片,中间顶部为穹顶塔楼,站台上为木结构风雨棚,早期为了军事用途,铁道是直接铺进港口里的。


这座火车站虽然不再使用了,但还可以售票,候车室内可以进入,我进去转了一圈没看到有人在,而且通向站台的大门锁住了,没法走到站台去。在这里拍照的人特别多,游客们都愿意来此取景,本地的老人们也会来这里怀念一下。如果我早四年来,这座火车站就会成为我此次南满铁路之旅的起点。


真是太可惜了,其实整条中东铁路北部干线和南部支线,都有很多小站已经没有客运业务了,只有少数慢车甚至检修车才会停靠。


离开火车站,我搭车前往鞍子山露国墓地,也就是旅顺苏军烈士陵园。


在这座墓地里埋葬的不只是苏军官兵,还有日俄战争阵亡俄军官兵和居住在旅顺的俄国平民。苏军烈士陵园前广场上耸立着苏军烈士纪念碑,进入陵园有一条通道,两侧是苏军烈士墓,这些墓碑上有一些带着十字架,还有一些装饰着阵亡士兵生前的军种,飞机或者船锚的雕塑。


通道的尽头是另一座纪念碑,纪念碑后面是一排矮树组成的树墙,树墙后面就是俄军墓地和俄罗斯侨民墓地。我走进墓园的最深处,那里有一大片墓碑上写着“露兵之墓”。旅顺争夺战中俄军死亡两万多人,其中14873具俄军遗骸就葬在园区内“露兵之墓”中,这是日本为俄国阵亡官兵修建的。日本人把俄国称为“露西亚”,将他们的士兵称为露兵,所以叫“露兵之墓”。


日俄战争结束后,双方在1906年7月8日成立了将卒遗骸委员会,负责战后俄军遗体的埋葬善后,这些墓葬里的遗体是从旅顺各个战场迁过来的。每个墓穴都是同一战场或相近战场阵亡士兵合葬的,墓碑上刻着他们阵亡的地点。


在俄国公墓的中心位置立着一座白色东正教标记的纪念碑,纪念碑中间还有东正教圣像。这是俄国为在日俄战争中战死的军人修建的,碑文正面写着“永远怀念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而献身的阿尔杜尔港的英勇保卫者”。


阿尔杜尔港是俄语转译的亚瑟港的意思,1860年,英国海军阿尔及利亚号护卫舰来到旅顺维修,以军舰指挥官、皇家海军上尉WilliamC.Arthur的名字将这里命名为亚瑟港。有一些中文网站的文章中认为是以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或者弟弟的名字命名,其实女王的丈夫就是她的表弟,叫阿尔伯特,不叫亚瑟,这是个以讹传讹的说法。


在俄军墓地我发现了一座石碑很精致的墓,我的朋友尹宁帮助翻译了一下碑文,上面用俄文写着“我们很快会再见的,我可爱的朋友”,这是一位1900年在天津与义和团作战中受伤阵亡的将军的墓,隶属于东西伯利亚军团。尹宁怀疑他可能是个贵族,不然不会33岁就当上军团司令。

在这片墓地里除了俄罗斯人,还有其他民族的墓,主要是犹太人。我发现了几座墓碑上面的文字不是西里尔字母,我发到朋友圈里,黑龙江大学的唐戈老师帮我问了李勤璞老师,才知道是希伯来字母,这是个俄国犹太人的墓。


尹宁补充说上面的两种文字虽然是希伯来字母,却是意第绪语,墓主人出生在奥匈帝国的捷尔诺波尔(现在是乌克兰境内,斯大林时期进行了民族置换,曾经那里是犹太人、奥地利人和日耳曼人的城市),在奥匈帝国的犹太人都用希伯来语来标注其他语言。犹太人的墓碑很有特点,是一个蜡烛一样的圆柱形,这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墓碑上的希伯来字母下面的西里尔字母也不是现在的俄语,而是十月革命前的旧俄语,很多字母不发音,现在仅存于教会斯拉夫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语中。


在墓园中还有一些小孩子的墓,年龄大的十来岁,小的只有两三岁,一些墓碑上还有照片,照片上的小孩子非常可爱,但一些照片的脸部被毁坏了。


我走到墓地西北侧穿过一道小门,看到一座四四方方的建筑,顶端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这是1907年日本为阵亡俄国官兵修建的纪念碑,碑侧面刻着:“旅顺阵殁露军将卒之碑”“大日本政府建之明治四拾年十月”。碑的正面有一座白色雪花石柱,用俄文刻着这样一段文字:“这里是在保卫阿尔杜尔港的战斗中悔过的阵亡俄罗斯士兵的遗骸”。


纪念碑南侧另有一条通道,通道尽头有一个院子,院内有南北两座红砖平房,其中一座较高的是墓地祈祷所。祈祷所很小,正门上方有黑色铁制雨棚,雨棚上方是一个小小的东正教十字架,上方有梯形墙面,中心向内凹进去一块,镶嵌有马赛克圣母头像,再上方屋顶一个小小的洋葱头和东正教十字架。祈祷所旁边是守墓人小屋,红色墙面的一间平房。


在旅顺,大部分的历史建筑都集中在太阳沟,这里被开辟成旅游街区,主要建筑基本得到了完善的保护,但还有一些改造严重失去了原貌。


我从苏军胜利塔沿着斯大林路向西出发,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废弃的建筑,只有两条狗在这里看门,朝着我狂吠。这座二层建筑坐北朝南面对大海,看起来很豪华,侧面有一座红色建筑,红色建筑正面有几根高大的立柱,墙面上有一些涂鸦。


这座建筑是曾经的关东都督府,也是关东州厅,建于1900年。最初是俄国建造的旅馆,日俄战争期间成为俄军医院,1906年日本将前一年设在辽阳的关东总督府迁往旅顺,并改名为关东都督府,实行军政合一,民政部就设在该楼内。


1919年,日本废除关东都督府,将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改为关东厅,实行军政分治,这里成为关东厅民政部办公楼。1934年,关东局在长春成立,改设关东州厅,受关东局管辖,这里成为关东州厅办公楼。1937年关东州厅由旅顺迁至大连,此后,这栋建筑被当做旅顺师范学校和旅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1945年苏军进驻旅顺后,这座楼就成了苏军的礼堂和俱乐部。


现在这栋建筑已经废弃了,院门紧锁,院子内遍布杂草灌木,隔着铁门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大楼,白色墙面和黄色屋顶,还有墙面上的精美雕花。


从关东州厅继续向西走到中央大街,就是太阳沟最主要的几栋老建筑:旅顺博物馆、关东军司令部和华俄道胜银行。


1899年,俄国驻旅顺首任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主持旅顺街区规划,在旅顺新市街中央部位修建一个大型广场,周围建立行政机关驻地、银行、邮局等,广场南端修建士兵俱乐部,就是今天旅顺博物馆的前身。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华俄道胜银行银行旧址建了物产陈列所。1917年,关东都督府将原来的俄国士兵俱乐部扩建为博物馆,第二年博物馆开展,1934年改为旅顺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后面有一大片绿地,原本是1929年日本人建的动物园,现在早就没有动物了,围墙等设施也都拆除了,但有一个特别巨大的圆形铁鸟笼还保留着,我走到那里看了半天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以为是个很现代的东西。


旅顺博物馆越过友谊塔,对面的两层建筑是关东军司令部,建成于1903年,是近代俄罗斯新古典主义风格。最初为俄国关东州陆军炮兵司令部,1906年之后作为日本关东都督府陆军部,1919年改为关东军司令部。1931关东军司令部迁到沈阳,这里成为日本关东军下属陆军医院。我去的时候,这栋建筑正在维护装修当中,没有开放。


在关东军司令部东面是华俄道胜银行,一栋两层的俄罗斯古典建筑。1898年,俄国在旅顺旧市街设立华俄道胜银行旅顺办事处,1901年升为旅顺分行,是当时关东州唯一的银行,从事国库金融事务,1902年迁到现在的地址。1915年改作关东都督府物产陈列所,展出文物和存放各种图书,是旅顺博物馆的前期展馆。1918年改为千岁街图书分馆。1925年改为俱乐部,成为娱乐场所。


从这三栋广场建筑继续向北走,五四街和文明街一带东西向是旅顺的老街区,有很多日俄时期的建筑,多数是别墅,有很多当年俄国和日本官员的住宅,除了被军区占用的大型官邸之外,其他的民居房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开放的大型建筑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五四街与太光街交汇处西北侧的一栋两层俄式建筑,之前是社区医院。现在是海参博物馆。


在海参博物馆西南侧,是一大片住宅区,其中一座保存完好的老建筑是旅顺工科大学校长故居,这是一栋二层砖木结构的欧式建筑风格,有地下室和阁楼,屋顶的设计和雕花特别漂亮。1927年旅顺工科大学校长、理学博士井上禧之助入住此楼,之后这栋楼就作为历任校长的住宅。


在校长故居继续向西走,在一个下坡处转弯掉头,会看到一栋二层楼房,黑色墙面红砖墙边,这是肃亲王府。这栋楼房原是俄国人的别墅,日俄战争后归日本人所有,1912年,肃亲王从北京逃到旅顺,日本军方将这栋楼房作为肃亲王府使用。1912年,日本参谋本部的高山大佐、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与肃亲王等策划成立蒙满王国,并在日本黑龙会的支持下组织了宗社党。肃亲王为进一步取得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帮助他实现复辟清室的梦想,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曾担任过乃木希典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作义女,金璧辉从此改名叫川岛芳子,称为著名的间谍。不过这栋肃亲王府并不开放,而且与老照片上的样子相差有点大,应该是后面修复改建了。


在肃亲王府东南走过两三条街有一个小广场,广场南侧是215医院,这是一座属于军区的精神科医院,在此之前是驻旅顺苏军的远东陆军总医院,里面有几栋老建筑。进入医院正门往里走,最先看到的是建于1901年的俄国尼克巴基赛旅馆,一座中间一层、两侧三层的欧式建筑,这是俄国统治旅顺时期开设最早的私营大型旅馆之一。1909年被日本改为关东都督府中学,是日本人在关东州创办的第一所日本男子中学,后来改为旅顺中学校寄宿舍。苏军接管后作为远东陆军医院的内科楼,现在是解放军215医院放射线科和疗养科楼。


在215医院内还有一座日本警察官练习所,最初是俄国人修建的商店,日本占领时期,这里先成为旅顺师范学校附属学校,后来关东州政府在此开设警察学校,1919年关东厅成立以后改称为关东厅警察官练习所,苏军接管后改为远东陆军总医院的院部。


之前提到华俄道胜银行曾经作为关东都督府物产陈列所,1915年,陈列馆搬到一座新建成的三层西洋古典建筑里,第二年改称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这栋建筑就在215医院隔壁。在满蒙物产馆马路对面,我在墙面上发现一块残存的广告牌,上半部分被黄色墙面盖住了,下半部分露出来“廉卖所”三个字,这也是日占时期修建的一家商店,老照片上看最初的名字应该是“旅顺商业廉卖所”。

在满蒙物产馆南边一条街的距离,是曾经的旅顺大和旅馆,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当时的样子。这栋建筑建于1903年,原本是一幢俄式二层楼,1906年,日本人将该楼改建为大和旅馆,归满铁经营。1927年,上文提到的肃亲王的女儿金碧辉(川岛芳子)与蒙古王子甘布尔扎布在这家大和旅馆举行婚礼。1931年,溥仪皇帝从天津来到旅顺,在大和旅馆居住,与日本人达成了建立满洲国协议,1945年这座建筑被苏军接管,后来变成海军招待所所。


现在这栋建筑已经完全不是当初的样子,而且很难与老照片对应上,不仅外墙装饰不见了,整个屋顶都抹平了,增建为三层,外部结构被严重破坏,我去的时候这栋建筑被围起来大概是要维修。


在大和旅馆对面是一排三层俄式风格建筑,这是曾经的旅顺师范学堂,建于1901年。最早是一家杂货商店,日俄战争后,随着为中国人开办的小学越来越多,加上旧的师资不合格,日本加紧培养中国人当小学教员。1915年,日本将旅顺公学堂和金州公学堂的师范科合并,在此楼组成旅顺高等学堂师范科。1918年,关东都督府旅顺高等学堂,师范科改建为独立的旅顺师范学堂。


我向东走到隔壁街道,这里有一栋建筑和师范学堂有点像,区别是全白色没有黄色装饰,也没有尖顶,而且只有两层。这是曾经的沙俄财政局,在日本占领期间,改为安倍晴明研究会,专门研究日本著名阴阳师安倍晴明。


在安倍晴明研究会街对面,有一座闲置的两层建筑,外观看起来保护状况不佳,有些破败,文物保护名牌写的是“海军新顺酒楼”,旁边一块字被拆除的红色牌匾上的印记是“大连结婚殿堂大酒店”,实际上这里原本是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宪兵队是一个残酷的刑讯机关,这里应该有很多血腥凄惨的回音,在这开一家婚礼酒店,难怪已经倒闭了。


想要了解日本在旅顺的刑罚,在旅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博物馆,就是关东都督府法院,在旅顺人民医院里面。这座法院由两侧平房与中间主楼组合而成,两侧平房是1902年俄国建的兵营,中间主楼是1906年日本人所建。建筑落成后,关东都督府的高等和地方二级法院入驻这里,朝鲜义士安重根就是在这座法院被判处死刑。1923年,地方法院迁至大连,1948年开始作为中苏友谊医院。1953年,苏军将医院移交中国政府,改为旅顺人民医院,2006年5月作为法院旧址陈列馆对外开放。


在旅顺的最后一站,我去了一个远离城区的旅游景点——老铁山,整个满洲地区陆地的最南部,黄海和渤海的分界线。我找了一辆车,艳阳高照的海滨,司机带着我前往老铁山,那里有一座标志性的灯塔。


从老铁山停车场沿着台阶走上几分钟,在一片山坡上就能看到这座灯塔。1893年大清海关海务科把灯塔设置在这里, 1898年老铁山灯塔移于俄国管辖,后来又被日本占领。1945年,苏军接管灯塔,1955年苏军将旅大海域的航标设施全部交给中国海军管理。


我登上了老铁山,但是通向灯塔的小路并不开放,只能仰望一下灯塔,好在当天天气不错,中午的时候云层散开,阳光照射在海面上,能够看到黄海和渤海分明的一条界限,分开了黄蓝两色。

明天我将离开旅顺,一路向北。随着空间的变化,时间也在变化,大清国将变成中华民国,沙皇俄国将变成苏维埃俄国,明治天皇将变成大正天皇,东方在慢慢撬动,西方已经开始准备大战,这个世界从逐渐瓦解的十九世纪,开始进入彻底破碎的二十世纪。


营口·最早开埠的口岸

离开了旅顺和大连,下一站我将前往营口。


营口火车站并不在南满铁路线上,而是通过一条支线在下属的大石桥市连接上南满铁路。1898年,俄国人修建了营口到大石桥的铁路支线,方便从营口港向南满铁路沿线城市运输物资,因为这条支线并不在俄清协议里规划的中东铁路范围内,所以当时约定俄国临时使用这条支线八年用于运输物资,八年后拆除铁路。到了八年后的1906年,清政府根据条约要求拆除铁路,但此时营口已经被日军占领,日本只肯归还营口的一半市区,在另一半自己建了街区和火车站。事情拖到1909年,清政府被迫承认这条铁路为南满铁路永久支线,也就保留了下来。


营口火车站这一片到辽河沿岸都是营口的老街区,也是最早的开埠地带。起初清政府在这一带安置巴尔虎蒙古人居住,这些牧民住在窝棚里,称为营子。这片地区当时有很多潮沟,退潮时干涸,涨潮时海水没过潮沟,所以叫没沟营,又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后来改称营口(也有说法这个“口”指的不是入海口,而是口岸的意思)。


营口是东北最早开埠的城市,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增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开埠为通商口岸”,从此营口开始变成一座繁华的商业港口。关于营口开埠,一直有营口替代牛庄的说法,说当年英国人考察牛庄之后发现地势不易开埠,换成了营口。但根据张士尊教授的研究,当时条约里所说的牛庄指的就是今天的营口,营口当时属于牛庄旗属下面的口岸,清政府希望在这个口岸开埠而不是更靠近内陆的牛庄旗属驻地,英国人考察牛庄是希望深入内陆,但因为不适合通航而作罢。


1900年义和团运动蔓延,俄国以剿灭义和团的名义大规模入侵满洲地区,占领了营口。1904年,日本击败俄国后继续对营口实行军事占领,并成立营口军政署。1906年,中日双方签订《交收营口条约》,日本驻营口军政署撤销,将营口交还给清政府。然而,日本只还了半个营口,另一半一直占领到1945年。


对于营口这座城市,我之前完全不了解,所以就从营口火车站出发,一路沿着辽河向下游漫步街区。今天的营口火车站原址是日本人建于1909年的新站,原本俄国人修建的的牛家屯火车站在更上游一些的地方,1913年之后就废弃了。如今因为营口东站(高铁站)的修建,营口火车站附近变得有些破败。不过,营口东站距离营口市区非常远,要在营口东站客运站乘坐客车一个多小时到营口客运站,才算进入营口市区。


我在营口火车站站前的街区散步,说是散步其实是令人不悦的体验,这边基本都是破败的待拆除改造街区,只有一些收废品和零件加工的房子显现出繁荣,这附近临近的是营口比较老一些的商业街区,街道两旁诸多的小旅馆招牌陈旧,能看出一些火车站之前的繁荣。在遍布废墟的园林街上,我发现了一栋二层的红砖楼,这是关东厅气象观测所。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满洲和朝鲜设立气象观测站点用于战争,1904年,日本中央气象台在大连设立第六临时观测所,在营口设立第七临时观测所。这栋曾经的气象观测所上半部分墙面似乎是后来修复过的,颜色还有点新,但是下半部分损毁严重,已经漏出了里面的砖,一半的屋顶也没有了。墙上挂着禁止入内的条幅,落款是营口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房子周围也用铁皮围了起来,上面也用红油漆写着禁止入内。


我从气象观测所这条街道一直往西走,看到远处一个绿色的小阁楼,阁楼每个面都有窗子,上面是一个锥形尖顶。我走近那里,是一个丁字路口,这栋建筑在一家针织工厂的院子里,建筑墙壁是白色的,有两层,建筑的窗子比较有特点,一楼是每个窗子有三扇,二楼每个窗子有两扇,阁楼就只有一扇了。这栋建筑是1909年创办的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早期这里称为东亚烟草株式会社营口制造所,后期改为支店,是《马关条约》签定后日本在营口建的第一家工厂。


我从园林街往北转向东升路,在辽河大道交汇东面发现了一座粉色墙面的歌舞厅,在一些东北城市,如果是看起来比较严肃的建筑却又挂着歌舞厅的牌子,那么多半是曾经的工人俱乐部。我发现的这座歌舞厅是曾经的营口第一工人文化宫,再往前追溯是1935年的营口公会堂。日本占领期间,满铁修建了这座用于集会、演出、展览的文化宣传中心。1936年,营口公会堂开始放映宣传满洲国国策与赞美日本战争的电影。


歌舞厅往东可以绕回火车站,我背向火车站前广场往南走,半条街的距离就走到了人民公园。东北的很多公园都是俄国人或者日本人修建的,这座也一样。1905年日本军政署在这里规划了旭公园,1920年前后修建神社、忠魂碑与纳骨祠,二战后,神社被拆除。


我走进公园里,进门最先看到的是革命烈士纪念碑,从纪念碑往里面走,在一个小山坡上看到一座凉亭,这座凉亭原址是曾经营口神社的忠魂碑,凉亭下面是一片动物园,这种城市公园内的动物园已经不多见了,从小山坡下来迎面一座小小的猴山,这座猴山是曾经神社的纳骨祠,猴山旁边是碰碰车场。把神社的纳骨祠改为猴山和碰碰车场,这大概是对侵略者的愤怒与羞辱。


2015年的《营口春秋》上刊登了一个有关营口神社的故事,2003年,市民刘永春先生在人民公园湖边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块日本人的墓碑,墓主人叫吉田文作,这个人1924年曾经担任营口商业会议所书记长,这块墓碑差点被用来修葺湖岸,刘永春报告给了营口市档案馆,档案馆保存了这块墓碑。


2005年营口市博物馆征集两个石构件,是营口神社神道两侧的灯座,但这两个石构件在民宅中,户主不愿交给博物馆。还是这位刘永春,一大清晨雇了一辆三轮车趁着大家熟睡把这两个石构件交给了市博物馆。


很遗憾的是,虽然这两座石构件被营口市博物馆收藏,却没有展出,我特意去博物馆却没有找到。其实对于一些大件石制文物,放在博物馆内不如原地展出,因为有的博物馆会收藏起来不对公众开放。


营口的老建筑大多围绕着三个历史时间,1858年营口开埠,1900年俄国占领营口,和1904年日本取代俄国继续占领营口,辽河广场周围和辽河沿岸的老建筑大多经历了这样的历史。


我到了辽河广场,广场南边是营口市第一中学,大门口就能看到一座欧式建筑,是曾经的俄国领事馆。1900年俄国占领营口,用道台衙门和西炮台的的建筑材料修建了民政厅,也就是俄国领事馆。这是一栋东正教堂风格的建筑,黄色墙面、白色墙线、红色屋顶,典型的欧式单层建筑风格,在建筑的北面建有二层阁楼,西侧设有拱形门,“人”字架铁瓦顶,建筑整体保存完好。


在辽河广场西侧,我看到两座红色墙面的日本辰野式建筑,一座是牛庄邮便局,另一座是正隆银行。牛庄邮便局是1906年建成的二层建筑,1876年日本就在营口设立牛庄邮便受取所,1881年撤销,1901年重新开业,改名牛庄邮便局,1892年再次撤销。1904年2月,上海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一个月后在营口设立了第一分会,会址就设在牛庄邮便局,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十字分会。1937年,日本将营口邮便局移交给满洲国,称为营口邮局。2004年这座建筑成为全国红十字会第一分会纪念馆。 


正隆银行也是1906年建造的,结构为“人”字架铁瓦顶两层楼房,顶部带有阁楼,墙面用红砖和白石砌成。正隆银行名义上为中日合办,实际由日本人控制,1914年总行由营口迁至大连,营口改为支行,现在这座建筑是交通银行。


银行很喜欢选址在老建筑中,这样显得气派厚重,让投资者有信心。和交通银行一样,位于东方街的营口银行选用的也是老建筑——牛庄居留民团役所。这栋二层建筑原本是俄国中东铁路局牛庄分局所在地,日俄战争后归日本占有,1907年日本人改建成牛庄居留民团役所。这栋建筑黄色墙面、白色墙边、红色屋顶,平面呈V形,突出的入口在中间,门却很小,两边是的六边形角楼。建筑正面上为方形穹隆顶,最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拱形塔尖,两边凸出的角楼各有圆形穹隆顶。


上面提到中英《天津条约》营口开埠,在营口目前还保留着两座与英国相关的建筑。一座是辽河广场南边的英国商会,一座是太古轮船公司。1904年,英国人在营口成立英国商会,1915年建成牛庄俱乐部,现在这栋两层红色建筑人字架门顶上就有“1915”字样。这栋建筑一层为半地下式,顶部设有阁楼。日本侵占营口期间,牛庄俱乐部被改做日本宪兵队,现在的牌子是皇鑫酒楼。


我继续沿着辽河岸边前行,这是一长条步行带,两边很多绿地,很多小孩子们在河边写生,沿着步行带可以一直通往辽河老街,曾经这是一条航运繁忙的水道。在路上,我发现了一栋红墙绿瓦的房子,就是太古洋行。1890年,太古轮船公司来到营口经营船舶保险,在辽河南岸修建了这栋英国式的二层红砖营业楼,现在变成了画廊。


原本太古洋行背面是连着码头的,货物直接在码头进行装卸交易,现在辽河两岸修成了大堤,码头拆除了。


一说到太古洋行就会想起北京的三里屯太古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太古这个牌子就是做方糖的,后来才知道是多么庞大的一个集团。太古洋行在近代中国得影响力仅次于怡和洋行,其主营的航运业曾经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开放口岸都有生意。


从太古洋行继续西行就到了辽河老街,这里曾经是中国商人们聚集的街区,有多家老字号商铺旧址。在营口开埠之后,一些中国商人开始在营口从事实业,与英国人进行贸易。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张作霖大力支持民间资本市场,营口老街商业兴盛,然而满洲国时期民间资本被抑制,后来就逐渐衰败了。


今天的辽河老街并不能让我提起兴趣,这条街上最大的叫卖声是“老板和老板娘都疯了,只要买就送,毛主席亲笔题词的长沙臭豆腐,由长沙空运来的臭豆腐,除了好吃没有别的优点”。诸多的老店铺被翻新之后变成了酒吧和冷饮店,街道两旁全部都是烧烤档,一栋三层高大建筑招牌只有三个字“卫生间”。


我无意评价一座城市对老街道的利用,我只是觉得这座东北最早开埠的城市,是不是可以偶尔找寻一点点曾经的荣誉感,我在这条辽河老街上看到的唯一和东北相关的,是一句叫卖语“小时候的八王寺老汽水又回来了”。


有一种羞耻感。


在营口,我抽出半天时间去了大石桥,那里是真正南满铁路上的一站。不过很遗憾,大石桥的南满铁路遗迹只剩下一座铁路工务段寮房,已经废弃了,墙面完全全看不出当年的颜色,只留下人字形屋顶保存完好,门上一块陈旧的招牌是“铁路招待所”。老照片上的邮便局、神社、火车站、日俄战争纪念碑、日本小学、电灯株式会社都已经被拆除或者改建了。火车站附近有很多红砖楼,是建国初工业建设时期的住宅区,火车站附近小旅馆非常多,也是上个时代铁路重要枢纽的体现之一。


这也是我历次历史探访都会面对的遗憾,很多历史遗迹如果没能转化为旅游资源,就会被拆除,大城市尚能幸存一二,小城市没准全拆了。不过反过来也有种观点,认为这种屈辱象征的殖民建筑不同于本国历史文物,就该被拆除。


在大石桥唯一的收获是烧鸡,大石桥的烧鸡很有名,做鸡出名的地方往往都是铁路交通要道,但不会是大站,而是交汇处的枢纽小站。比大石桥烧鸡更著名的沟帮子熏鸡也是因铁路而出名,沟帮子站是沈山铁路(沈阳-山海关)和沟海(沟帮子-海城,实际为海城南面唐王山站)铁路交汇站。这些枢纽小站旅客来往密集,又不像大站有很多餐馆可以选择,所以对可携带的火车熟食有不小的需求。家禽便于烹饪,熏制和烧制后也便于携带,一人或多人都可食用,成为了很好的火车食品选择。


多说一句新疆的大盘鸡也是来自交通因素,最早是给跑大车的司机们食用的,司机们吃饭时间短,往来时间不固定,不太方便提前准备,鸡可以现杀现做,配上浓郁的汤汁和面条,是很适合长途司机的食品。


鞍山·寻找钢的琴

鞍山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城市,这个“真正意义上”指的是这座城市一开始就只为工业生产而诞生,在我前面走过的大连、旅顺和营口,更多的是商贸和军事作用,而我后面要去的沈阳和长春,政治主导更强,相比之下,鞍山建城的主要甚至唯一目的就是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


1909年,满铁就开始在鞍山探矿,发现这片地区富藏铁矿资源,1916年满铁在千山设采矿总局,两年后迁到鞍山,在这一年,日本正式成立鞍山制铁所。1933年,日本政府将原定在朝鲜修建的昭和制钢所迁到鞍山,在鞍山制铁所已有基础上,建立制钢厂和轧材厂,成为钢铁联合企业。1940年,满铁创办的采矿总局宣布解散,并入昭和制钢所。从此,昭和制钢已经成为极其庞大的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鞍钢的前身。


在鞍山,有一处保留完好的昭和制钢所员工宿舍,被称为井井寮。这是一座造型很有特色的建筑,平面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灰色墙面红色屋顶,每个定点上方有暗红色半圆形塔楼。井井寮有三层,靠五一路的两角为半圆形的塔楼,塔楼的入口处装饰贝壳花纹。这栋建筑现在成为一座手机市场,被分隔成一家家店铺,其中一座塔楼还被改成旅馆。同样的建筑在鞍山曾经有三座,现在只有这一座还保存着。


因为这栋建筑带有俄罗斯风格,所以也有人怀疑原本是中东铁路俄国员工宿舍,日本人来了之后接收了。但这个说法没有被证实,可查的记录里就是东京建筑会社在1920年建造的。


从井井寮向北是对炉山,这里有一座标志性的水塔,曾经在电影《钢的琴》中出镜过。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开上山,到山顶发现水塔被铁栅栏围了起来,无法进入。司机师傅说这座水塔年头可久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国共两边争夺这个山头,战斗特别激烈,后来这里是鞍钢的厂区,前几年还是可以进入的,后来周围建成了一片住宅区,大概出于安全考虑就围起来了。


对炉山因为对着鞍钢的高炉而得名,日本占领鞍山后,在对炉山一带建设了慰灵碑、采石场、住宅和学校,如今这些老旧建筑都早已不存在,只留下山顶的水塔。对炉山水塔其实不是鞍钢的工业设施,而是市区民用供水设施。1919年鞍山制铁所在对炉山山顶修建了一座临时性给水槽,1933年改建成现在这座钢筋水泥的给水塔。解放战争时期,对炉山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民党部队将对炉山作为控制整个鞍山铁东地区的战略重点,修建了很多防御工事。


因为无法进入水塔下方,我只能在周边转转,这座水塔整体外观保存很完好,部分墙面有少许裂纹,在水塔下方的灌木中,我发现了一座低矮的水泥房子,还有一个小小的出口,应该是当年国民党军队修建的地堡。


在鞍山市区内,和北面的对炉山遥相呼应的是南面的烈士山,这座山最早被日本人称为镇守山。1919年,鞍山制铁所在镇守山开始造林规划,1924年,日本人在镇守山东坡修建了天照大神神社,将此山改名为神社山。


营口解放后,神社被拆除,原址修建了鞍山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前面的台阶就是当年神社入口的位置。我之前在一篇博客文章里得知,有人在公园里找到了神社拆除时散落的石条和石灯,其中石灯收藏在烈士纪念馆中。我来到公园内寻找,在烈士纪念馆中并没有找到石灯,我又在外面一遍遍搜索草丛树林,找到了两座石墩,虽然上面没有任何标志,但应该是神社曾经的某个石构件,在我看过的博客文章中对这两座石墩也有提及,只是可惜更大件的石条没有找到,考虑到那篇博客已经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了,应该已经被移走了。


在鞍山,“台町”地区是曾经日本人的生活区,我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去探访这片街区。当天一早就开始下雨,我没有带伞,冒雨前往台町,在经过胜利广场时,看到了鞍山的标志性建筑——焦耐院,全称叫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总院。按照1949来划分的标准,焦耐院不是老建筑,但设计却很有特色,很容易被当成老建筑。


在上世纪50年代,建筑界流行梁思成倡导的回归民族风格,建筑造型复兴中式,又恰逢学习苏联,受时代影响,焦耐院的设计采用了欧式与中式建筑结合的方法。大楼只有四层但是举架比较高,加上灰色外表显得有政治建筑物的肃穆感。在屋顶有一座仿清式砖石结构的八角亭塔楼,顶部为防空用瞭望塔,塔底围着石栏杆,栏杆四角柱顶有仿古宫灯,栏杆基座下部向楼外伸出飞檐。


从焦耐院继续东边走到东风街、迎宾街和铁东十二道街一带就到了台町,台指高地,町指街道,台町就是山坡街区。台町依山而建,以山顶为中心向山下呈扇形布局。


1919年,为了给高级管理人员提供住处,鞍山制铁所开始修建台町。第二年,台町的第一批房子建成,共有17栋,都是二层双户型别墅,台町住宅中只有这17栋为双户型,其它的都是单户型。1924年日本人在东山规划了山顶公园,建有忠魂碑和马魂碑,作为日俄战争的纪念。


1932年昭和制钢所在鞍山成立,为了给更多高管提供住处,之后五年又在台町修建了82栋日式住宅。此外,台町还有迎宾馆、当社图书馆、敷岛町警察官吏派出所等建筑。迎宾馆目前已经变成老干部活动中心使用,图书馆和警察局我在雨中沿着每条街道走了几个来回都没有找到,一方面下着雨影响视线,另一方面过往的记录中,门牌号和房屋特征与外观颜色可能发生了变化。


我在寻找对炉山水塔的时候,和出租车司机提到电影《钢的琴》在对炉山水塔取景过,司机说他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问他哪里还有老厂区或者工厂家属区可以去参观一下,师傅说十几年前大下岗的时候拆了一批,后来房地产热潮又拆了一批,现在市区里估计很少了,工厂里面的也不能让我进去,倒是可以去灵山区看看。


我按照师傅的指点去了灵山区,离鞍山市区大概半小时车程。其实《钢的琴》相当一部分就是在灵山区拍的,包括电影里炸鱼的池塘,现在被改成了恒大地产的人工湖,在我路过的鞍山市区与灵山区中间,大片的新楼盘建起或在建中。


到了灵山之后,我先找到火车站,一般火车站周围都是老房子。灵山火车站附近都是半废弃的铁路联房,成片的二层红砖楼,这些红砖楼已经很破旧,有的墙壁上还写着“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红砖楼是没有大门的,大门处是一个门洞,然后直接对着内楼梯上楼,里面是一户户独立的人家,楼房一层有一些外面被开辟成菜地,或者搭建了塑料屋子做些小生意。


我沿着这些老房子前行,往南走一段开始有了比较新的楼房,在这些楼房区中心一条街道是市场,我要找寻的一个地方就在这片市场中——红旗拖拉机厂工人俱乐部。这栋三层红砖房在市场中依然显得比较高大,下面被分隔成一家家不同的店铺,正面最醒目的是宽带广告,只有正门上贴着的“演出期间,禁止找人”,能看出曾经的工人俱乐部气息。


在电影《钢的琴》中有一段经典的追逐戏在此拍摄,一个工人的女儿怀孕了,可男方不承认可,于是那些聚在一起造钢琴的工人们去这座俱乐部里打那个男的。这段戏中的配乐选用了Lube的《Orlyata》,歌词和这部电影搭配很有深意,“生在城郊的小雏鹰,成长中初试翅膀,生在城郊的小雏鹰,可也吃过坎坷迷茫,可别怪他们太心急,可别怪他们太幼稚,生在城郊的小雏鹰,向着蓝天高飞吧”。


这一段情节很有意思,让工人们真正冰释前嫌的,并不是一起造钢琴,而是一起去打群架。凝聚力的来源不是共同创造价值,而是共同使用暴力。工人有一种高度的组织性,达到顶点就是企业办社会,把整个社会建立在严格的工厂体制中。大规模失业之后,人们失去了组织,这时与工厂同样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另一种社会团体形成,就是黑帮,共同参与和“义气”相关的暴力活动可以说是黑帮意识的雏形。在工人下岗浪潮后,东北的治安变得很糟糕,就是这个原因。


然而,工人们最终没有变成黑帮,也不会变成黑帮,电影里提到两个年轻人结了婚,男方后来外出打工了。这恐怕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房地产和互联网稳定住了局面,我只能说,人们又上当了。


沈阳·奉天承运,天眷盛京

沈阳是我的故乡,这是我第一次试图以外部的视角去探访自己的故乡。与很多试图融入当地人的探访者不同,我并不觉得外人可以真的融入一个地方,也从不尝试去模仿当地人的视角看待某地,而是坦然地作为外来人去观察和记录。


从前我总会带着故乡的视角去看待其他地方,无论是某座建筑某种美食某个风俗,我都会对比故乡有没有相似的联系。这次故乡本身成为我旅途中必然的一站时,我一直在迟疑该怎样去看待这座城市,怎么去写这个故事。我一度想逃避着这件事情,绕开沈阳不写,直接去下一个地方,但这就太奇怪了,会让这条路线缺少重要的一环。


对于自己的故乡,我可能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熟悉。实际上,在我去过的很多城市,本地人对某些当地历史不一定都很了解,也可能根本不在意,甚至是通过外来的学者研究才知道本地的历史。我从小活动的范围很局限,就是从家到学校之间,诸多的地名只是听家人提及,我甚至不知道在哪个方位,也从没去过。18岁之后离开家乡前往广东读大学,后来又在北京和上海工作,只有过年才会返回沈阳。


沈阳这座城市,我处在耳闻的熟悉和眼见的陌生之中,这让我此次对故乡的探访也是对自己童年记忆的印证。


沈阳的近代史与南满铁路有很密切的直接关系,在俄国修建中东铁路南部支线的时候,沈阳并不是重要的车站,俄国人规划路线总是想避开清政府衙门与驻军所在的重要城镇,尽量自己修建新城镇。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直到日本占领时期,尤其是满洲国建国之后,沈阳作为奉系军阀大本营和满洲人曾经的都城,城市的政治地位反过来决定交通走向,沈阳站开始成为满洲地区重要的大站。


围绕着这条南满铁路,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沈阳为开端,决定了中国乃至半个亚洲的命运。理论上的“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亦有“十四年抗战”的说法,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但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是以皇姑屯事件作为日本对华战争起点。因为张作霖在1927年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是当时北洋政府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刺杀一国元首可视为对该国宣战,因此日本刺杀张作霖按照国际法就是战争行为。


不过,我们今天主流的历史叙事延续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系,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事实上与北洋政府决裂,第二年开始北伐战争,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阶段,因此今天的主流历史叙事也是这一系,不承认张作霖的国家元首身份,以东北易帜之后的九一八事变或国民政府正式宣战的七七事变作为中日战争开端。


在张作霖死后,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开始着手夺回东北的铁路。一方面,张学良对日本人逐渐采取不合作态度,开始自行建设新的铁路线与南满铁路竞争;另一方面在1929年与苏联断交,派军队收回中东铁路。虽然这是很有魄力的,但站在地缘政治的角度讲,从清朝末期到张作霖统治时代,都要在日本与俄国(苏联)之间保持平衡,张学良与苏联断交想收回铁路,又在中东路军事冲突中惨败,让日本看到了奉军的虚弱,又确定了奉系政府与苏联的交恶,实则鼓励了日本在两年后侵华。


沈阳的近现代老建筑主要是沈阳站到中山广场一带,在日本人曾经的市区规划中,沈阳站是一个分界点,以西是铁西工业区,以东是作为商业和生活区的千代田区,也就是现在的和平区,千代田是东京的旧称。铁西区并不是我此次探访的重点,那又是另一个令人沉重的话题,我的旅程将从沈阳站开始。


我小时候,家里人一般把沈阳站称为南站,在我家附近还有一个沈阳北站。现在沈阳市在浑南新建了一个高铁站叫南站,沈阳站就不再被叫做南站了。过去沈阳站附近的中山广场、太原街、联营百货一片都是商业区,所以我小时候对于沈阳站的记忆并不是火车站,而是商场,那时候甚至还没有超市这个概念。


之前在扎兰屯的中东铁路博物馆里,我看到一幅俄国绘制的中东铁路的地图,沈阳站写的是“穆克敦”。其实,“沈阳”这个名字才是最老的,明朝时这里就叫“沈阳中卫”,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后改称“沈京”,后来皇太极改名为满语名字“穆克敦”,翻译成汉语叫“天眷盛京”,简称“盛京”。早期欧洲人的地图和称呼直接音译自满语,所以用的是穆克敦这个叫法。


清朝初年管辖此地的盛京将军主要负责军事和旗人事务,因此需要另设立一个行政机关管理民人事务。顺治皇帝时期,在盛京城设立奉天府,取“奉天承运”的意思,行政长官叫奉天府尹,管理民人事务。不过当时盛京城本身不属于奉天府管辖,直到康熙皇帝时期,才在盛京城设立了一个奉天府下属的县城承德县,这个县比河北承德市命名要早,在雍正皇帝时期才把原来的热河行宫改为承德州。


一直到了1907年,东北的三将军辖地改为行省,盛京将军辖地就改为奉天省,省会就叫奉天城,直到东北易帜以前,奉天既是省名也是市名。1929年,改为辽宁省和沈阳市,到了满洲国时期,又改回了奉天省奉天市(当时满洲国分9省,奉天省的范围不同于民国时期的奉天省,也不同于今天的辽宁省),直到解放后才又改回辽宁省沈阳市。


俄国人在规划中东铁路的时候,穆克敦站并不是一个主要大站,只是个四等站,1899年底火车站建成时离盛京城略远,周围都是一片荒野,称为奉天站。按照俄国的思路,修建铁路有意避开有清军驻扎的大城,要么自己建铁路小镇,要么在城外荒野开辟火车站。齐齐哈尔曾经是黑龙江将军衙门驻地,所以中东铁路修到齐齐哈尔的时候也是在远离城区的昂昂溪建火车站。


日本取代俄国占领奉天之后,奉天站客流量不断增加,1910年修建了新的火车站,就是现在的沈阳站,日本在奉天的市区规划也是以奉天站为中心,向东边放射性展开。


今天的沈阳站和我童年记忆中不太一样,因为翻修之后太新了,尤其是屋顶的绿色过于鲜艳,有点与建筑的历史感不太相符。过去的沈阳站并没有绿色屋顶,而且现在为了室内高架,把屋顶抬高了。翻修之后,东广场候车楼红色墙面配以白色墙线和绿色屋顶,有三个穹顶,左右两个穹顶在两座白色塔楼之上,中间的穹顶在人字形屋顶后方。


沈阳站是很典型的日本辰野式建筑,仿照东京火车站修建。辰野金吾是日本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在他之前日本设计师对欧式建筑基本是直接照搬华丽风格,就像大连旅顺那些日本建筑师设计的欧式建筑一样。辰野金吾设计的特点是以自由古典风格为参照,注重简约,红色墙面白色环带和半圆形屋顶是他作品的特点,他的作品摆脱了对欧式建筑华丽的模仿,开始探索简洁整齐与鲜艳色彩的结合,很多代表严肃性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等建筑多采用辰野风格。修建沈阳站的两位日本设计师就是辰野金吾的学生。


我童年的时候,沈阳站周围最有标志性的不是车站本身,而是站前广场上的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碑顶端是一辆坦克雕塑,本地人习惯叫坦克碑,1945年十月革命纪念日落成,纪念碑下方安葬着苏军烈士骨灰。当时苏军在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各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石碑基本是一样的,顶端的雕塑分别是军舰、飞机和坦克,代表海陆空三军。现在这座纪念碑已经不在站前广场上了,2006年因为地铁规划,把纪念碑搬到了苏军烈士陵园。


在沈阳站附近,同样的辰野式自由古典主义建筑还有三座:铁道1912饭店、沈阳医药大厦宾馆和沈阳饭店。这三座建筑全部是红色墙体白边衬托。其中沈阳饭店最为醒目,在正面与西北面楼顶交角处盖有角楼,在拐角处还有一座钟楼,钟楼下面是一个巨大的麦当劳M标志。沈阳饭店旁边的是铁道1912饭店这座建筑也是曾经的奉天满铁地方事务所,1912年搬到这里,作为满铁在奉天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机关,这座楼拐角处楼顶有一座绿色鳞片状拱顶,解放后作为沈阳铁路宾馆使用。


像这样的辰野式建筑,在稍远一些的市府大路还有一座,是1927年修建的奉天邮务管理局,本地人叫北市场邮局。1899年,我在上文去营口的时候提到的牛庄邮政局在沈阳、辽阳、锦州开设了邮政分局。1911年以后,奉天邮局替代牛庄邮政局的地位。奉天邮务管理局平面呈U字形,由高耸的塔楼和两翼侧楼组成。建筑正面为4层,上部为钟楼,两侧为2层建筑。这栋楼在建成时沈阳很少高层建筑,尤其是较为市井平民化的北市场一带,所以这座建筑成了北市场附近的地标。


我从这三栋建筑沿着中山路向东走,看到一座黄色的大楼,如同一艘军舰迎面将道路分成两边,正面有舞厅和宾馆的招牌。这座建筑是七福屋百货店,是1906年日本人在沈阳开设的当时最大的百货商店。我继续向东走,看到路边一座非常小的两层灰色房子,是一家卖海参的店,这座建筑在几条街道中间交叉处非常突兀,这是日本人当时建的南七条通派出所。不过在老照片上,这是一座红砖建筑,而且边角更加圆润,应该是后来稍微改建过。


在这座派出所北面有两栋邮政通讯建筑,一座是奉天邮编局,一座是奉天自动电话交换局。奉天邮便局建于1914年,到“九•一八”事变之前,以这座邮便局为中心的日邮系统已经形成,与中国政府开办的中华邮政共同占据市场,解放后这座建筑作为沈阳市邮政局使用至今。


奉天自动电话交换局大楼现在是一家中国联通,这座建筑的建成比奉天邮便局要晚,1928年建成,与前面的红砖建筑不同,这是一栋灰色混凝土现代风格建筑。这栋建筑外观造型非常简化,采取了较密的竖线条处理,整体趋向于简洁现代,去除色彩和古典装饰。


在这两栋建筑旁边,有一栋造型很奇怪的二层小楼,同样位于几条街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墙面是暗红色与白色相间,屋顶也是红色,还有一个红色烟囱。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是一家都市快车快餐店,现在建筑上还保留着“都快1992”的牌子。我在墙壁上发现了2013年的文物保护铭牌,上面说这栋建筑建于1921年,是一栋商业建筑。


对于我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这栋建筑就是都市快车,开店的时候我才3岁。我从来没想过这会是一座老建筑,也从没听上一代人讲过这栋建筑原本是做什么的,他们似乎也默认了这栋建筑就是都市快车快餐店。


在这家快餐店斜对面走过去一条街,能看到一座同样是红色墙面的建筑,面朝西方的楼顶同样有一座绿色拱顶,凭建筑风格已经可以猜出这是一座俄式老建筑。这座建筑是沈阳秋林公司,实际上走近看我发现外墙不是红色,而是深紫色,镶嵌着灰白色石柱头和浮雕。主楼营业厅为三层,东侧面还有一座小楼。这栋建筑是1923年修建的,在主楼正门左右两侧分别镶有铸铁方型标识牌,分别铸有俄文和中文“秋林公司1906”字样。秋林公司在1906年来到沈阳,最初地址在中街一带,1923年在当时的满铁附属地买了现在这块土地建楼。


从秋林公司继续往东走,就到了中山广场,整个一圈圆形地带如同大连的中山广场一样,都是老建筑,而且原本的用途和大连中山广场那些老建筑差不多,基本可以说是复制过来的。


这座中山广场是1913年建成的,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模仿了大连中山广场的设计。不过大连的中山广场是按照俄国人留下的规划图纸,日本人完成建造,沈阳的中山广场是日本人自己设计的。两者的差异,如果实地对比就会发现,沈阳的中山广场显得有些小气,圆形周边地带承载的建筑更少却显得更拥挤。这大概是说明,大连的规划是俄国的正常水平和日本的天花板,到了沈阳完全让日本人规划,就糟糕了。


沈阳中山广场刚建成的时候叫中央广场,1919年改称浪速广场,浪速是大阪的旧称。最初中山广场中心树立的是一根汉白玉的纪念碑,老照片上可以看到,碑文上书有“明治三十七年日露战役纪念碑”字样。日本战败后,这座纪念碑被拆除,改成一座喷水池,浪速广场改名为中山广场。1969年,广场中央建起挥手的毛主席塑像,成为了后来中山广场的地标。


沈阳中山广场周围的建筑与大连中山广场大体相同,也就不需要再去介绍那些建筑曾经的单位本身了。这一片现在被政府规划为文物保护建筑群。包括1926年建成的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奉天支店,1931年之后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现在是沈阳总工会;1920年建成的朝鲜银行奉天支店,现在是华夏银行;1925年建成的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现在是工商银行;1929年建成的大和旅馆,现在是辽宁宾馆;1937年建成的三井洋行,还做过日本空军大楼,现在闲置;还有最早的一栋,1906年建成的奉天警务署,现在是沈阳市公安局。


值得一提的是大和旅馆,九一八”事变当天,这里是日军的指挥部。1932年2月16日,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在大和旅馆内召开东北政务会议,确定满洲国的高层官员,不久之后,满洲国宣布成立。


在太原街附近的联营百货一带,日本人1912年在这里修建了神社、忠魂碑和忠灵塔。其中忠魂碑和旅顺的尔灵塔一样,为子弹型外观,上面有“纳骨堂”三个字。老照片上的忠灵塔在忠魂碑斜对面,显得更粗,白色墙面红色塔顶。这片祭祀建筑在解放后被拆除,改为商业街区。但日本人当时规划的千代田公园保留了下来,改成了今天的中山公园,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就出生在千代田公园附近。公园内有一座1912年修建的千代田水塔,目前还完好地保留着,本地人叫中山公园水塔。老照片上还有另一座水塔,不过早已消失了。


我从中山广场圆形东边出口走出,路北有一座棕色外表的三层新古典主义建筑,这座建筑曾经是赤十字社支部,外观保存较好。这座建筑建于1920年,整体结构非常规整,正面有混凝土分格装饰,显示出很强的庄严感。赤十字社是日本在满洲地区成立的红十字会组织,最初是1909年在旅顺成立的日本赤十字社满洲委员部,并在各地设立支部和医院,满洲国成立后改为满洲国赤十字社。


可惜这栋外观非常严肃的建筑,我去的时候外面挂满了好几排彩色雨伞,我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只觉得这种审美让人遗憾。俄国人学法国的审美在大连建广场,日本人又学俄国人在沈阳仿了一个,本来审美就打了折扣,到了中国人这里,又在外面挂上这么花花绿绿不搭调的东西,真是可怕。


在这座赤十字社对面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911年满铁在这里设立了南满医学堂,名誉总裁是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1922年改为满洲医科大学,1949年之后与其他两所院校合并为中国医科大学。目前大学内的基础医学院、体育馆和大礼堂都是二三十年代的老建筑。


沿着赤十字社和南满医学堂的街道继续向东走,在桂林街往北拐进去,我发现了一座小院子,院子里有一座造型非常别致的建筑,一层是灰色墙面,二层是黄色墙面,都是灰色瓦片,有多个人字形屋顶。这栋建筑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牌子上写的是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旧址,也就是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的故居,但我没查到在此之前这栋建筑是做什么的,看起来应该是民宅。


刚才提到中山广场周围的建筑中有好几家曾经日本的银行,在沈阳的其他地方,还散落着一些曾经的银行建筑。与老建筑中常见的外国银行不同,中山广场附近如今已经被改称金融博物馆的东北边业银行,是一家中国本土的银行。1919年皖系军阀徐树铮在库伦(今天蒙古国乌兰巴托)创办了这家银行,以开边创业为目的命名为边业银行,第二年迁往北京。1924年,奉系军阀张氏父子乘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之机买下了这座银行,两年后迁往沈阳改为东北边业银行,1932年并入满洲国中央银行。


曾经的满洲国中央银行千代田支行旧址如今是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这座三层棕色建筑在南京北街和中华路交汇北角,正面是四根显眼的爱奥尼亚式石柱,顶部还有“1928”的字样。这座建筑建于1928年,1932年成为满洲中央银行千代田支行。

在沈阳今天能够看到的众多老银行建筑中,欧美的银行也是其中一部分,美国花旗银行和法国汇理银行是保留至今的两座建筑。花旗银行奉天支行是欧式风格的白色两层建筑,建于1928年,整个房子是个正方体,建筑正面有6根巨型水泥柱从顶部直矗地面,屋内举架很高,大型欧式窗格很气派,现在是梅龙镇酒店。奉天的花旗银行设立于1928年,主要服务于在奉天的欧美洋行和商社,“九一八”事变后,花旗银行营业状况愈差,1935年6月倒闭。


法国汇理银行奉天支行营业楼现在归沈阳市公安局使用,这栋建筑建于1924年,建筑下半部是灰色墙面,上半部是红色墙面,阳台是白色围栏,屋顶是绿色。1917年,汇理银行在奉天设立了支行,主要业务是服务法国在满洲的工矿企业,提供金融贸易和信贷等金融活动。日军占领奉天后,将汇理银行关闭。满洲国时期,汇理银行成为警察署所在地,解放后也继续归公安部门使用,一直到现在。


在汇理银行不远处,走到八一公园,路对面是沈阳迎宾馆,也是从前的俄国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所在地。1906年日本和俄国同时在奉天设立了总领事馆,第二年,俄国人在这里修建领事馆馆址,一直用到1917年,1931年到1945年成为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名义上是一个外交机构,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派驻满洲地区的外交总办事处,是日本在满洲地区建立的又一套殖民机构。建国以后,一直作为沈阳市人民政府的接待机构,1985年正式成为沈阳迎宾馆。


在这座日俄的总领事馆附近,原本还有法国、英国、美国和德国的领事馆,其中英国和美国领事馆都已经拆除了,德国领事馆现在是军区政治部幼儿园,法国领事馆现在是中国移动。


曾经的奉天,除了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领事馆之外,还有一个日本的重要殖民机构,就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公所。这座建筑原址是道教的景佑宫,满铁迁到奉天之后,日本人把这里改建成满铁奉天公所。1924年,因为原建筑太狭小,在原址重新建筑一座兼有中国和日本古建筑风格的新楼,1921年建成,中式四合院与西式拱券廊相结合,绿脊黄琉璃瓦顶。这栋建筑现在是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但我去的时候,整个建筑都在维修中,是锁着门的。


在满铁奉天公所往北走,到了沈阳故宫附近,在这一片最有名的建筑就是大帅府。但我并不打算进入,因为游客太多了,而且对于沈阳人来说,了解张氏父子是不需要去大帅府的。我更感兴趣的是大帅府附近的另一座建筑——东三省总督府。


日俄战争后,清政府改东北三将军辖地为行省,盛京将军作为东三省总督。首任总督是徐世昌,二任是锡良,三任是赵尔巽,赵尔巽晚年眷恋清廷,花了13年编写了《清史稿》,在沈阳万泉公园旁边还有赵尔巽故居。赵尔巽有个弟弟叫赵尔丰,我的上一次西康省之旅,历史的起源就来自赵尔丰主政川边。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希望邀请赵尔巽担任职务,但赵尔巽坚定反对共和,袁世凯组建了清史馆让赵尔巽当馆长,并且给在辛亥革命中被处决的赵尔丰昭雪,赵尔巽才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职务,直到1927年去世。


东三省总督府紧挨沈阳故宫,南边是大帅府。总督府建筑装饰很华丽,外观是青砖墙体,配上红砖作为条形装饰,绿色屋顶上有三处阁楼窗,建筑正面入口有一道带着装饰的石门。这座建筑长期在维修中,在我去的第二天,有一个艺术展在这里举办,应该是作为维修之后重新开放的标志。


在网上的介绍说这座建筑与沈阳故宫同期修建,在满洲人入关前就有了,后来改为盛京将军府。我不知道这座建筑具体的来历,但很明显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这座建筑带有浓厚的近代欧式风格,又有中式装饰,这种中西结合的建筑通常是清末民初的。从2011年的老照片来看,这座建筑在修复前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雕工装饰,反而更像是一栋普通的建筑。尤其是大门正面甚至没有复杂的雕花。


因此我推测,网上的介绍是错误的,这栋建筑的确是东三省总督府,也很可能之前作为过盛京将军府,但建筑本身不会早于清末。结合历史背景来看,清朝初期在奉天建都,满洲人的建筑审美是与明朝紧密联系的,从沈阳故宫就能看出来,虽然明朝与欧洲有一些往来,但在内地出现明显的欧式建筑要到清中期之后,大规模出现要到清晚期,而东北地区接触欧式建筑基本都在清晚期,不太可能有这么一栋与所在时代审美完全不符的建筑突兀地出现。更何况,在清朝初期,欧洲的建筑风格也不是这样的,建筑师不可能突然修建一座从来没有过的风格的建筑,而且只修建这一座,所以网上的介绍应该是假的,这座建筑不会早于清朝晚期。


赵尔巽主政东三省时期,恰逢清末政治改革。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决定施行新政,1907年,清政府决定模仿君主立宪制国家议会体制,在各省开始筹办设立咨议机关,当时的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开始筹办奉天省咨议局。1909年,奉天省咨议局正式成立,1912年到1918年间,奉天省咨议局成为奉天省最高权力机构。


现在奉天咨议局只保留了当年的辅楼,原建筑中央为小型圆形广场,现存这座建筑为两层,属于巴洛克风格建筑,墙面由红砖和青砖构成,大楼四角和窗柱都有精美的罗马柱头,柱头由红砖雕刻而成。这座建筑的柱头、窗沿、楼顶装饰都十分精美,可惜破坏严重,部分墙面青砖脱落露出了里面的红砖,面向院子的一侧墙壁破坏的更为严重,明显日常缺少维护。而且我去到建筑的时候,虽然锁着门,里面却有轿车停着,还有人活动,而且建筑的窗子都是开着的,风吹雨淋和热胀冷缩对这种砖建筑破坏时很严重的,即使没有人为破坏,砖面也会脱落风化。


在这座东三省总督府往东走,会路过1912年修建的小南天主教堂,正式名称是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在老照片里,这座天主教堂曾是老奉天城远景最明显的建筑。1861年法国天主教从营口传到沈阳,1878年修建了最早的教堂,但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教堂被烧毁,1912年用庚子赔款重建了现在这座教堂。


与小南天主教堂相同命运的是东关基督教堂,1872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苏格兰牧师罗约翰来到沈阳创立教会。1900年,基督教堂被焚毁,1907年在原址重建。1910年,罗约翰牧师退休回国,基督徒们为他作诗撰碑以作纪念,战乱时期这块碑被封在教堂内得以保存至今。但我去教堂的时候,教会的人员并没有让我看到这块碑,可能是不方便展出,他只说这块碑是繁体中文写成,在教堂墙内封存,另外教堂的牌匾“东关基督教会”也是当年保存下来的老物件。


在沈阳,保留下来的俄国和日本的宗教建筑并不多,基本完好的只有两处,一处是日本的奉天灵庙,一处是俄国的救世主战争纪念小教堂。


在皇姑区岐山中路的公安厅家属区院内有一座老干部活动中心,是一座日式仿唐建筑,这座建筑是曾经的奉天灵庙,是日本在奉天修建的最后一座神社,也是唯一一座保留下来的。这座建筑于1938年建成,屋顶覆盖着绿色的瓦片,大殿四周环绕着红色柱子,这座奉天灵庙里面曾经供奉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为日本人服务的满洲国人,也就是汉奸,但大多是级别比较低的。


在沈阳曾经还有一座供奉日本人的奉天神社,1915年建成,位置在现在的八一剧场院内,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有一座拜殿残余,直到几年前的照片里还有两座狛犬的石像,但我去的时候正在维修,被列为军管区不允许入内。


在沈阳没有东正教堂遗迹,只有西塔地区一座俄国墓地祈祷所。这座祈祷所正面在沈阳市殡葬车辆管理中心院内,背面在和平区委党校院内。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占领了奉天,经过当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同意,俄国在西塔地区建立了这座教堂,用来祭奠在奉天会战中阵亡的官兵,这里也成为埋葬俄国官兵遗体的墓地。


教堂通体圆形,西面有门锁着,东面凸出圆形部分,上有透龙十字装饰。整个建筑物为青石砌筑,教堂绿色的屋顶饰以象征古代武士盔甲的鳞片状瓦片,顶部是武士头盔的样式,这也是这座教堂不同寻常之处。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很特别,不是传统的东正教十字架,而是代表军队的铁十字架。


在远离市区的苏家屯沙河地区魏家村,两个山头各有一座日俄战争纪念碑,一座东正教十字架样式的是俄国碑,叫做日俄奉天会战沙俄阵亡将士俄碑;一座方塔形的是日本碑,叫做日俄奉天会战日本第四军战绩碑。


说回到西塔,清朝初期沈阳城内修建了四座塔,对应着四座喇嘛庙。东塔对应的是永光寺,寺庙已经不在了,沈阳人提到东塔更多熟悉的是东塔机场,这座机场是1921年张作霖为组建空军修建的,目前机场已经废弃;南塔对应的是广慈寺,更出名的是南塔鞋城;北塔对应的是法轮寺,寺庙保存非常完好;西塔对应的是延寿寺,但沈阳人一提到西塔就是西塔大冷面和朝鲜百货,因为这里是朝鲜族和韩国侨民聚居区。


清朝末期,很多朝鲜人来到满洲开垦土地,其中有少数人来到奉天,后来随着铁路的修建,更多朝鲜人聚集在西塔周围,为俄国和日本的铁路工程工作,另一方面寺庙周边人流聚集商业繁荣,这些没有土地的朝鲜人就做些与食品有关的小生意。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现朝鲜侨民会馆和朝鲜市场。西塔还有一座基督教堂,1917年修建的,大部分教徒都是朝鲜族,受韩国影响,东北的朝鲜族中信仰基督教的人很多,不过现在这座西塔基督教堂建筑是1992年重建的。


在西塔和沈阳站之间,是1934年建起的奉天满铁大楼。1936年,满铁改组管理机构,将原来的铁道总局、北满铁路管理局、铁道建设局合并,在奉天设立铁道总局,这栋建筑就是满铁铁道总局,现在归沈阳铁路局使用。


满铁在沈阳留下的还有两座相关建筑,日本特派员办事处现在是沈铁第一招待所,这栋建筑在西塔南边一条小街里,吸引我的是一座角楼有一座绿色鳞片状拱顶,在很远处就能看到。这栋建筑建于1916年,曾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会馆和荷兰驻满洲国公使馆使用,1935年,日本在此设立日本特派员办事处。


另一座建筑非常可惜,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图书馆。满铁奉天图书馆于1910年底开设,在1921年底迁入后来的馆址。然而现在这座建筑并不是曾经的那栋老房子,原本的建筑已经在2006年被拆除了,现在这座建筑是在老建筑原址西南500米处复建的,但其实和原建筑完全不一样,非常可惜。微信公号“沈阳图景”曾发过一篇文章,作者在图书馆被拆除前去探访了一次,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和记录。他提到了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这座建筑原本是沈阳市二级文物,但是在拆迁公告发布时,文物保护牌子被摘掉了。


在沈阳现在有两处关于南满铁路的纪念馆,一处是皇姑屯纪念馆,一处是九一八纪念馆,后者更加有名,小时候学校都会组织参观。对于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历来是一个格外复杂的点,这意味着谁来承担历史罪人这个骂名。实际上,抛开亲历者回忆录中的自我美化,我更倾向于不要认为历史混乱局面下的统治者一定会有清晰的大局观,如果能理解这一点,就能理解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队与政府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中国方面很难实际获悉其中的关系。对于这样一场突发事件,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都未必能清晰作出判断,究竟是日本全面对华战争,还是局部军事冲突或者误会。两年前中东路事件的惨败,让张学良对自己的军队缺乏信心,不敢轻易作战,等到冲突局面扩大之后,只好软弱地撤回关内。事变发生后,9月19日和24日,日本内阁做出声明表示不会扩大战事,这又误导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寄希望于国际调停。


日本国内的分歧超过想象,就在内阁决定不扩大战事方针之后不到三个月,首相若槻礼次郎辞职。第二年,亲华且反对满洲国建立的犬养毅当选首相三个月就被暗杀,军方人士斋藤实上台。

我从小生活的沈阳市皇姑区并没有太多近代老建筑,离我最近的是清朝皇太极的昭陵,我们一般叫北陵,以前那边是一片游乐场,游乐场后面陵寝有一大片森林,是难得的市内大面积绿地。我小时候,爸爸总带我去北陵后山的森林里探险,很多上百年的大树,还有很多松鼠和喜鹊。想来也很有意思,在一座重工业城市,童年最深刻的记忆竟然是关于大自然的。


我从小生活的街区并没有什么老建筑,远离老城区的繁华地带,也没怎么被改造过。我家附近有一座五一商店,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这家店,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改成了超市,但是楼顶的“五一”两个字依然保留着,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零食记忆。还有我小时候住的街对面,有一座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我童年的时候叫北陵电影院,天天广播影讯。1954年这里是苏联专家俱乐部,1956年在此审判战犯,之后一直作为电影院使用,直到九十年代。


在沈阳的探访结束了,我将离开家继续前往下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在人们的印象中与细腻优雅无关,我并不反对这一点,一座城市的灵魂来自人们记忆的叠加,会烙印在每一条街道,每一块砖石上。沈阳努力在想起自己的灵魂,有时想到清朝陪都,有时想起奉系大本营,有时想起大工业建设,可能偶尔还有点日本人的闪影。可这座城市没有找寻回自己的灵魂,那些旧日的荣耀在人们心中逐渐抹去,当这座城市的所有人不再骄傲时,城市的灵魂就彻底迷失了。


我觉得难过,我没有帮故乡找回它的灵魂。


铁岭·开原·四平·公主岭

辽北吉南,是一片属于萨满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山峰河流、癫狂和缄默的人,都带着萨满的气质。这条地带夹在沈阳和长春两座政治导向的城市之间,远离哈尔滨和大连两座俄国人修建的国际化都市,成为一片带着茂盛生命力自由生长的腹地。东北是带着神秘主义气息的土地,人们依然保留着对大自然的崇拜,那些成精的动物、出马的仙门、鬼神志怪的故事流传在这片最早进入城市化的土地上,人们对此充满敬畏。这片土地上的人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外在张扬浮夸,但如果聊久了,他们会抽冷子来一句深沉到骨髓里的话,俨然天选圣愚。人的气质来自大地,空气与流水中都会带着这片土地祖先的记忆,塑造着人的生长。


在我去探访的这四座城市中,绝大多数的近代老建筑都已经损毁或者拆除了,但这不妨碍我前去走走。对于历史探访,证实一座建筑乃至一种记忆的消失与遗忘也是有意义的记录。


赵本山把这两座城市的名字带到了全国,人们往往分不清这两个地方。铁岭是个地级市,开原是铁岭下属的县级市,赵本山是开原人,所以他在小品中会说铁岭是较大的城市,是从开原的角度讲的。


很多人会觉得铁岭和开原是很土气的名字,如果抛开固有印象,这两个名字很有意境。铁岭,钢铁峻岭,一听就是军事要塞的名称,可以改叫铁州城,实际上辽代铁岭叫银州,因为在此冶炼银子。开原原本叫开元,明初改为开原,开辟原野,开原以东就是长白山区,以西就是辽河平原。

从沈阳到铁岭只需要四十分钟,铁岭火车站周围是铁岭保存尚好的老建筑,但只有寥寥几座遗存。


1898年俄国人在铁岭修建火车站,当时是一个三等站,比穆克敦站(沈阳站)还高出一个级别。1900年,义和团烧毁了铁岭火车站,随后俄国军队对铁岭进行了军事占领。1901年铁岭站重建并恢复通车,俄国兵营、华俄道胜银行、俄国警察署等开始设立。1905年日俄战争奉天会战之后,俄军无力阻挡日军,破坏了火车站和铁路向北撤离,日军占领铁岭接管了铁路及附属地。


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管理铁岭的铁路附属地,铁岭的日本人剧增。1907年,日本人在被毁坏的火车站原址重建站舍,仍保持俄罗斯建筑风格。1912年,火车站再次遭遇火灾,之后日本人在原址改变造型重建了火车站。后来由于奉天成为日本人的经济中心,铁岭的日资商业逐渐没落。


现在的铁岭火车站是一座现代建筑,火车站旁边有一座老水塔,再旁边就是当年的老火车站站舍和站长办公室,现在作为铁路派出所使用。这两栋建筑带有明显的俄式建筑特点,站舍是一栋平房,正门凹进去,两边有人字形屋顶,屋檐是绿色的,屋顶是红色的,外墙是俄式建筑常见的黄色墙面白色纹饰。不过这个墙面也是后来粉刷的,在2010年的照片上,只有站长办公室保留了原来的颜色,站舍被刷成了派出所的蓝白相间色。站长办公室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一层,另部分是两层,上面是人字形屋顶,墙面白色纹饰更加复杂细腻。


我从火车站客运停车场走出来,在站北街上看到一座外观比较新的俄式建筑,红色墙面绿色屋顶,正门的人字形门廊也是绿色的,招牌是铁道1902饭店。这栋建筑很明显是老房子翻新,在老照片上看墙壁更加泛黄,这里是曾经的满铁公寓,满铁的职员们住在这里,解放后是铁路招待所。


铁岭火车站前有我见过的最长的性用品商店街区——光荣街,真的是一家挨着一家全是卖性用品的,曾经南满铁路沿线比沈阳更重要的车站,如今变成这样。


开原的命运和铁岭差不多,老照片上的建筑基本都已经不见了,尤其比较遗憾的是,有一些在2000年之后几年的博客中还存在的遗迹,现在去寻找,周围的街区都已经完全不同了,甚至没人能明确说清楚那些房子究竟是何时被拆掉的。


1902年开原铁路附属地归俄国管辖,第二年,俄国修筑了简易的火车站,叫孙台站,站舍早已不在了。1905年,日军占领开原火车站,将孙台站改为开原站。今天的开原火车站是日本人在1929年修建的红砖二层建筑,满洲国时期,开原火车站是南满铁路线上的重要大站。这座火车站目前保存完好,和老照片上没有太大区别,红色墙面白色装饰线条非常整齐,有点现代主义风格特点。


开原还保留的一座老建筑是满铁开原地方事务所,是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机关。日本取代俄国获得开原铁路附属地之后,制定了街区建设规划,鼓励人们来此定居。由于铁路运输取代了曾经的辽河航运,所以开原的农产品集散贸易兴盛,大量商铺开设。


1937年之后,日本将南满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移交给满洲国政府,开原铁路附属地由开原县公署接管,改称为开原街公所。我在开原市内走了大半天,对照着老照片上的建筑搜寻,只找到这一座能确定身份的老建筑。这栋建筑非常显眼,红色墙面,有一座高高的塔楼塔楼顶端是白色的,此外一楼正门和墙线也都是白色的。


在开原我除了找寻老建筑之外,还有一个带着个人情怀的探访地点,电视剧《马大帅》里面的维多利亚国际娱乐广场,范德彪工作过的地方。电视剧已经过去了14年,这里改成开原市文化馆,一楼成了商铺,门口两个铜像还在,由黄铜色变成了青铜色。


开原再往北走,经过昌图县,就到了四平,这是吉林与辽宁交界处的一座城市,吉林省在南满铁路上的南部门户。


四平是二十世纪初随着铁路建起的一座移民城市,起初只是一片荒野,中东铁路南部支线从长春往南,每隔三十公里建立一个火车站,经过范家屯、公主岭、郭家店之后,第五个火车站就是今天的四平火车站,当时就叫五站,因为火车站的西边有个老四平镇(这个镇子现在属于铁岭市昌图县),后来更名四平街。


日本接管南满铁路后,将俄国铁路附属地改为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附属地。1908年日本人在满铁附属地开辟主干道,火车站周围逐渐形成了商业街区,这是四平的第一块街区。随着铁路的开通,四平满铁附属地街区发展迅速,粮食贸易和交通运输发达,中国地方政府为了争取经济利益,决定在铁路东侧开辟一块新街区,取名新市,也是今天的铁东区,这是四平的第二块街区。


1916年,中国政府修建四洮铁路(四平-洮南),在四洮铁路与南满铁路交汇处开辟铁路局,取名北站,最初与满铁共用一个火车站,两年后建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火车站。北站建成之后,在火车站西面规划了一片居民区,逐渐形成一片繁荣的商业街市,因为地势低洼又位于四平街北端,因此被人们称为北沟。


如今在仁兴大街往北到新民路的路口,能看到一座爱龄奇医院,医院的体检中心就是1916年建成的四洮铁路局,虽然建筑外墙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但是砖砌装饰还是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建筑样式。


在九一八事变前,四平形成日本人的满铁附属区、当地政府的新市、四洮铁路局的北沟三块街区,卡子门遗址就是在这座铁路移民城市中,中日对峙的见证。


虽然四洮铁路归中国所有,但日本人占据了许多重要岗位,为了防止日本侵占北站站区,铁路局在北站与满铁附属地相接的地方修建了三道平行的卡子门,作为对日本人的防御。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驻扎四平街的日本守备部队开始对四平进行军事占领,在进攻北站时,四洮铁路局的护路警察们在卡子门周边搭建起了防御工事,双方没有实质交火。不过这种局部的抵抗终究有限,三天后日本野战部队进入四平街,护路警察放弃了抵抗。


我找到卡子门的时候,只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小小的红色牌子写着卡子门遗址,三栋建筑都很破败,窗子用红砖封死,屋顶的红色瓦片也有不少脱落,部分墙面遍布裂缝,四周有铁丝网围栏。按照网上提及附近有一座纪念馆,我大概找到了地方,但周围一片都在改建中,纪念馆无法进入。


在四平标志性的英雄广场边上,还有一座日本人留下的建筑,叫四平街气象观测所。这栋建筑建于1933年,由日本关东军气象管理部主持修建,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三层楼房。1946年内战中四平战役的时候,这座楼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指挥部使用。


公主岭是四平下属的县级市,却是南满铁路线上一座重要的城市,这座城市曾经的火车站级别非常高。1903年,俄国人建成这座火车站,当时叫公主陵站,是一座二等站,日军占领后在1906年将“公主陵”谐音改为“公主岭”。中东铁路建成时有1个一等站就是哈尔滨,9个二等站是横道河子、满洲里、绥芬河、昂昂溪、公主岭、海拉尔、博克图,8个三等站是一面坡、安达、穆棱、扎兰屯、德惠、铁岭、旅顺、海林。


老的公主岭火车站在现在这座火车站的北面,我下车之后穿过地下通道走到铁路另一侧,老火车站站舍现在变成了一家种子公司,但建筑本身保存还算完好。公主岭火车站老站舍为俄式建筑,外墙为红色但是后来重新粉刷的,看不到原本的颜色,门窗周围和墙线为白色,门窗口檐部有砖饰,屋顶为人字木屋顶。

   

公主岭原本叫公主陵,这里埋葬的是乾隆皇帝的三女儿固伦和敬公主,她嫁给了科尔沁达尔罕亲王第三子色布腾巴尔珠尔,去世后葬在了这里。但对于这座墓是肉身冢还是衣冠冢一直有争议,相传北京东郊的公主坟埋葬的才是固伦和敬公主真身,但根据我在一些博客里找到的记录,守陵人后代的回忆,这座墓被破坏的时候,里面是有遗骨的,博客主人坚信这座墓就是公主的肉身冢。


在公主岭有一座铁路爱好者中闻名的1903年建成的机车库,也是一座文物保护建筑,是我此行非常期待的一站。这座建筑是中东铁路目前保留最完好的机车库之一,在农业实验场院内,可惜门卫以领导不允许为由禁止我进入,他要求我联系长春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再通过上级机构联系这座公主岭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分院。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很困难的,所以就无法进入了。


俄国在公主岭设立铁路附属区之后,建立了兵营和生活区,日俄战争后,日本延续了俄国的规划思路继续进行扩建。今天这条老火车站背面的街道上上有很多俄日建筑,大多是平房或二层住宅,外观破败不堪。只能从屋顶窗沿门檐的精美雕工才能看出建筑时是多么细腻的审美。这些房子有一部分已经无人居住,基本处于半拆毁状态,非常可惜,特别是俄式木制门檐,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了。


我走回老火车站对面的铁北西街,街上有一栋红砖二层建筑,人字形屋顶和白色窗沿装饰都很完好,这是曾经的日本宪兵队驻地。旁边的另一栋二层红砖建筑是曾经的公主岭公学堂,创建于1916年,最初叫公主岭南满公学堂,1931年改为公主岭公学校。公主岭还有一座已经废弃的铁路小学,曾经是满铁职员宿舍,叫做白云寮,是一座二层山字形建筑,现在这栋房子被锁住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大院内等待改造。


在白云寮隔壁,我意外发现了一栋很诡异的建筑,这栋大楼已经废弃了,外墙绿色玻璃有一半脱落了,正门也被砖封住了。在这座建筑正面悬挂着一个莲花座吊台,台子上是一座观音像,非常瘆人。我查了一下资料,这座被称为鬼楼的大厦非常有名,传闻之前总有人在这里跳楼,有人说这里曾经是日军墓地,所以逐渐这栋建筑找不到人接手就废弃了。想想就知道不靠谱,这座建筑旁边的白云寮是满铁员工宿舍,周围的街区虽然现在破败不堪,但曾经都是繁华住宅区,日本人不可能把墓地设在这里。


长春·纸壳箱搭起的城堡

到了长春,就到了南满铁路的最北方,也将是我此次旅程的最后一站。


我从长春站北广场走出来,继续向北去寻找长春最早的火车站,南满铁路的北方终点站。在俄国绘制的中东铁路地图上,长春地区标识的火车站叫做宽城子,位于现在长春火车站的北面。


1898年俄国人修建了宽城子站,和穆克敦站(沈阳站)一样,只是一座不太重要的四等站,然而这座当时认为不太重要的火车站,成为了后来长春作为满洲国首都的开端。


日俄战争结束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俄双方以长春作为势力分界线,长春以南到旅顺的中东铁路支线归日本所有。然而,当时在长春有两座火车站,一座是宽城子站,另一座是南边的孟家屯站,就是后来的长春南站。日本主张以宽城子站为分界线,俄国则主张宽城子站依然归俄国保留,后来双方协商的结果是俄国人出钱买下宽城子站一半的所有权。


日本人接手铁路后,1907年在宽城子站南边修建了新的火车站,就是现在的长春站。宽城子火车站逐渐失去了客流量,当时两边轨距不同,北面用的是1524宽轨,南面用的是1067窄轨。长春曾经还有一座长春东站,是1910年清政府自己修建的吉长铁路(吉林-长春)长春火车站,使用的是1435标轨,这座火车站现在已经拆除了。


现在的长春站也不是当年的老建筑,而是1992年之后拆除了原车站之后重建的,建筑样式完全不同,所以也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到了1935年之后,苏联将宽城子站以北的中东铁路卖给满洲国政府,第二年满洲国关闭了宽城子站,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在长春站全线接轨通车,长春站成为了三条铁路线的交汇处。解放后,宽城子站划在了长春机车厂里,现在早已没有火车站建筑了,只在一些几年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曾经的站台遗址、站长办公室和售票房遗留。


在凯旋路路西,我发现了一座二层黄色建筑,是吉林省人民医院宽城区分院,这里是1903年建成的的宽城子铁路俱乐部。外观看起来很新,前几年翻修过,外墙黄白相间,东南侧角楼上有一个暗红色的尖顶,这座建筑当年是宽城子俄国铁路附属地内规模最大的公共建筑。按照1932年和2010的照片来看,最大的变化是曾经的坡形斜面屋顶不见了,变成了平顶,而且2010年修复前原建筑应该是白色的,1932年的照片虽然不是彩色,但是从对比来看应该也是白色,现在改成了鲜艳的黄色。


在这座俱乐部大楼马路东面,有一大片红砖楼房中的老平房区,建于1902年的俄国护路军兵营位于这片平房区中。日俄战争后俄军撤离长春,空出来的营房用来开办俄国铁路子弟小学。


1924年,俄国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力被中华民国政府收回,俄国铁路子弟小学改称东省特别区立第十二小学。满洲国成立后,俄国兵营改为日本铁路守备队驻地,学校也变成了宽城子国民学校。


我找到长盛小学,从学校旁边的巷子进去,学校操场正在整修中,旁边的俄国兵营旧址由建筑工人堆积货物和休息使用。我看到墙上画着一幅“还我河山”图,是被各国列强侵占的中国地图壁画,右边写着“一九八五年第一个教师节,修复单位:宽城区长盛街小学”,左边写着“二00六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再次修复”,原画上面的落款是“东省特别区十二小学 民国十八年制”。


我走进二道沟街巷子里,寻找俄式建筑标志性的屋顶,这一片的俄国老建筑外观保存非常完好,虽然被改成了居民住宅和仓库,有一些周边环境如同垃圾堆,但基本没有受到很大损坏。尤其是人字形屋顶的木制装饰和外墙砖饰,只有局部出现脱落或者损坏,保存状况比较难得。从现存的外观看,应该曾经是红色墙面配上黑色装饰,我找到其中一座砖色保存如同当年一样,其他的已经褪色,变成明暗相间的棕黄一片。


当地居民都知道这是俄国人留下的房子,大概有三排,这些房子一部分有人居住,还有一部分是收废品的库房。不过,这些老房子周边修建了很多平房,有一些和老房子连在一起,或者把老房子围出一个私人院子,不知道屋内有没有把墙壁打通。


在离平房区略南一点的街上,有一座独立的俄式平房,是曾经俄国军官们居住的将校营,被包裹在私人民宅院子围墙之中,看不到里面的样子,屋顶被铺上了新的金属板,外墙上还有过去的标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长春留下的俄国建筑并不多,除了宽城子火车站一带之外,就只有长通路的俄国领事馆了。


俄国领事馆在长春清真寺旁边,1914年建成,是一座二层棕色建筑,有两座淡蓝色圆锥形尖塔,但建筑整体看起来比较方方正正,和老照片上外观基本一致。1907年俄国在长春设领事馆, 1914年迁到这里。十月革命后,俄国在中国的外交机构还短暂存在,1920年中华民国承认苏联政府,俄国领事馆也就关闭了。满洲国成立后,该楼曾作为最高法院和长通路警察署使用,现在是1914艺术馆,但我去的时候大门锁着并不开放。这栋建筑在1983年发生过一场火灾,基本全都烧毁了,2010年修复成现在的样子。


俄国大使馆往西走上一条街的距离,在昆明街和陕西路交汇处,还有一座外交机构旧址,是中华民国驻满洲国大使馆,不过这个中华民国指的是汪精卫建立的傀儡政权。1940年,汪精卫组建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1941年正式互派大使。这栋建筑建于1920年,最初是为溥仪皇帝妹妹的住宅,后来改为大使馆。老照片上这座建筑九十年代已经破败不堪了,后来经过修复,是一座灰色墙面和屋顶的二层楼,基本上保持了原貌,现在是长春市城市科学研究所。


长春的满洲国政府机关建筑大多在使用中,包括曾经的关东军司令部,现在是中共吉林省委;曾经的关东军司令官官邸,现在是松苑宾馆;曾经的大和旅馆,现在是春谊宾馆;曾经的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现在是吉林省政府;曾经的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现在是中国联通;曾经的新京海上会馆,现在是长春市中心医院;曾经的首都警察厅,现在是长春市公安局;曾经的满洲国开拓总局,现在是吉林省吉剧团;曾经的纪念公会堂,现在是长春人民艺术剧场;曾经的满洲国中央银行,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


除了以上这些建筑,被旅游手册经常提及的还有满洲国国务院和八大部(军事部、司法部、经济部、交通部、兴农部、文教部、外交部、民生部),还有著名的地质宫,我都只是路过,并没有太多观察,因为这些建筑本身造型并无奇特之处,外观保存的也尚好,我也就无心观看。


值得一提的建筑是满洲国综合法衙,这座建筑的造型很感染我,非常庄重,我认为这座建筑更适合作为国务院使用。这座建筑1936年建成,地上三层,中间主体塔楼有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正中是塔式楼顶,有紫红琉璃瓦,外墙用咖啡色薄砖贴面,外表采用圆角曲线型。此楼建成后,满洲国最高检察厅、最高法衙,伪新京特别市高等检察厅、高等法衙均设在这里,故称综合法衙,是满洲国的最高司法机关。


我原本对于满洲国皇宫不是很有兴趣,只能说聊胜于无去看一下。东北人对于满洲国的印象,与其说是复杂,不如说是模糊。即使是亲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们,如果不是靠近政治的上流社会,也很难把复杂的政治局势解释清楚,大部分的记忆只是小时候老师上课要教日语,要对日本效忠。在解放后,曾经的影响又被愤怒的民族情绪和以苏联文化为主导影响的大工业建设所覆盖掉。满洲国的存在成为了一种被明确文本记录下的定义和符号,人们如背诵概念一样理解和回忆这段历史。


虽然在互联网上一直有关于满洲国的争论,但这种争论更多呈现的是当下东北人对于自身故乡地位跌落的不满。按照满洲国名义上的期待,是希望可以通过溥仪皇帝的身份,把“满洲”这样一个民族概念,变成满洲国这样一个地域范围的“五族协和”共同体,就如同近代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一样。


另一方面,这种民族共同体的建立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日本主导的政治行为,根本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而是为了达到日本的殖民扩张目的,这与日本对朝鲜的态度是相似的。满洲国的建立虽然立溥仪为皇帝,却并不强调满族的主体民族性与大清的皇统传承。满洲国不同于真正的移民国家,满洲这片土地不是自由移民的无主土地,在移民到来的时候,这片土地有着明确的国界和政权,移民们没有建立自治社区。哈尔滨可能是一个特例,但管理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名义上依然为中俄政府共有,也是这个名义使得在俄国革命后无力管辖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合法接管铁路附属区。


满洲国的历史被深深打上了屈辱的烙印,日本殖民傀儡与满清皇帝,这两者的结合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即便对满洲国持同情态度的人士,主要的点也在于城市与工业建设和国际影响力,依然无法洗清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满洲国的傀儡性,在东北各地留下的诸多日本军事设施和军队机关驻地,便是这种曾经满洲国存续期间这种屈辱的遗留。


满洲国皇宫正式名称有个“伪”字,叫伪满洲国皇宫,这个伪并不是假的意思,满洲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伪是表明其傀儡性质,以及政治上的不承认态度。有个值得注意的点是,在满洲国时期,这座“皇宫”被称为帝宫,因为当时“皇宫”是专指日本天皇居住的,溥仪皇帝居住的只能叫帝宫,现在名字改成皇宫,也算后人为前人挽回一点面子。


1932年2月25日,在筹建满洲国的“建国会议”上,决定将满洲国首都设在长春。 3月9日,已经退位的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在吉长道尹公署就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溥仪登基,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改“执政”为“皇帝”,改“大同”年号为“康德”。


在伪满洲国皇宫东南角有一座建国神庙遗址,作为皇家内庙,为供奉日本天照大神而建。1945年,溥仪皇帝撤离长春之前,日本人烧毁了这座建筑,现在只有遗址存在,在草地上的一些地基石条,我去的时候周围正在维修中,不允许游客靠近参观,当然除了建筑方位之外,本身也没有多少可看之处。建国神庙旁边还有一座防空洞,防空洞的地面大门还存在,在防空洞内有神龛,随时准备在遭遇空袭时把神位搬进防空洞。


因为这座建国神庙在皇宫内,普通平民不能随意进入皇宫参拜,所以要在市内建立一座摄庙,也就是皇宫内神庙的代理庙,让平民在这座摄庙里参拜天照大神。在自己的国土上,老百姓要在本国元首的带领下被迫祭拜异国的神,这无疑是很屈辱了。


这个屈辱的象征在长飞小区里,叫做建国忠灵庙,我求寻找这座庙的时候是个雨天,我没有打伞,雨水时而会遮蔽视线。我只知道那座建筑大概的方向,淋着雨在在楼群中穿梭,找到了这座已经荒废许久的建筑。


迎面的建筑让我恍然间如同进入了香港老鬼片一样。在阴雨中,走入一条小街,我的身旁是一个下坡,坡下面屹立着一座四方塔,如同一座城楼一样,有两重屋檐,塔身是灰色的,屋檐是蓝色的。塔底四周被开辟成菜地,我望向远处,还有几道门不知通向哪里。我看到有一个女人在塔底下面的菜地里工作,我沿着斜坡走下去,问那个女人这是什么建筑,她说这是满洲国的靖国神社。我登上塔的基座,绕道塔身后面,在塔的另一面有个封闭的铁制拱券门,看起来那一面才是塔的正面,正对着塔的是三道大铁门,与外面隔离开。


这座建筑是1938年建成的满洲国建国忠灵庙,建设目的是纪念九一八事变之后为满洲国建国殉难的死者,在此之前的1934年,长春已经建成了一座新京忠灵塔,不过那座塔是专门供奉日本阵亡官兵的,这座建国忠灵塔更倾向满洲国本土。


老照片上建国忠灵庙建筑群包括参道、外庭、内庭三部分,主要建筑都在内庭中,包括最里面的本殿忠灵塔、本殿前的拜殿、分列左右的配殿、内廷转角处的角楼、内廷最前端的神门等。我走近的那栋四方塔建筑位于建国忠灵庙最内部的本殿,是内庭中最高的建筑,平面是正方形,坐落于内庭的后院中央高台之上,老照片上后方院子有土山环绕,也就是我走下去的下坡位置。


我绕到本殿的正面,能看到一部分拜殿的侧面和一座角楼,拜殿屋顶是蓝色琉璃瓦,侧边是黄色的,上面有细腻精巧的雕花装饰。有一道铁栅栏门阻挡无法进入拜殿区域,从忠灵塔方向也被铁门封闭,看起来里面是无法进入的。


在长春除了这座建国忠灵庙之外,曾经日本人建的新京神社也大体保存着。在省委机关幼儿园和市政府机关第二幼儿园院内,其中主殿的旧址在市政府机关第二幼儿园内。我去的时候正赶上一大早家长送孩子,门口还有辅警维持秩序,不允许我随意进入(当然出于安全考虑这是应该的),加上市政府幼儿园正在维护装修中,我只在门口看到了神社残缺的鸟居,没有看到建筑主体。

这座神社最初是在长春的日本平民们发起筹建的,1916年建成,满洲国建立后命名为新京神社。1935年,又修建了院墙和正门大鸟居,不过我看到的鸟居好像不是这座正门的,记录上正门鸟居有9米高,但我看到的只有三四米。


在长春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日本宗教色彩的建筑,叫新京神武殿,这座建筑很容易被当成神社,但其实是个武馆。走到牡丹公园院内,在西北角会找到这座建筑。神武殿采用日本传统仿唐样式,黑瓦白墙,花岗石基座,建筑整体朝向东南的日本方向,大门前设有两个石构的盆式香炉,大殿内曾经有柔道场和剑道场。


这座新京神武殿是为纪念日本神武天皇登基2600年(公元1940年)而建,供日本人练习国技和祭祀神武天皇,所以叫神武殿。


我想在长春找寻更多的宗教建筑遗迹,当地朋友建议我去珠江路,那里都是老房子,曾经有三座宗教建筑,分别是西本愿寺长春别院、金光教派长春会所和高野山教会所。我走到这片街区中,一条破旧的小巷子通向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的楼没有招牌,墙上有一块小牌子是“宽城区未成年人劳动技能基地”,显然建筑已经废弃了,大门上贴着“危房勿靠近”。如果这座房子是宽城区文化宫,那么这一片区域再之前可能就是曾经的西本愿寺别院,网上说隔壁的金光教派长春教会所改成了驾校练车场,但我走了几圈很难清楚在哪里。


珠江路一带有很多老房子,在一条小巷子里面,我找到了曾经的长春真言宗金刚寺,这也是三座寺庙中仅存的一座遗留建筑。长春金刚寺在1915年建立,当时叫高野山教会所,1916年,日本真言宗高野山教会承认长春高野山教会所,并任命了教会所住持,1917年正殿建成,命名为金刚寺。


这座建筑在一条巷子里,远处就可以看到不同寻常的屋顶,但正门其实不太好找,尤其是雨天那片老街区非常泥泞。建筑与外界仅存的一条通道异常狭窄,路旁是私自搭建在楼房底下的铁皮棚子,我踩着碎石块走进巷子。迎面的门是一道卷帘门,感觉是在建筑侧面后开的,我走过小巷子绕到建筑左侧,想看到建筑整体样式。


我走到对面的居民楼上,看到了建筑的全景。在墙面上能看到清晰的人字形痕迹,墙面是后来堵上的,应该曾经是建筑的一部分,已经拆除了,墙面上只有两处小小的窗子开口。建筑有一个外楼梯,但堆满了杂物无法上去,外楼梯在建筑后面通向一个小铁门,看起来曾经应该是直接走外楼梯通往二楼。整栋建筑周围完全堆满了垃圾,下方也都是居民们搭建的棚子,把建筑整体包裹了起来,屋檐部分基本保存完好,屋顶上不是瓦片,而是金属的。


从老照片上看,建筑主体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但是相当一部分墙面、窗子和开门都不对,应该是经过了几次重新修改墙壁,我非常想从北侧正门处进入,但是被挡在平房之中。建筑后面显然拆掉了一部分,老照片上屋顶有一个很大的圆球装饰物也不见了。


上面提到了已经被拆除的西本愿寺,在长春还有一座遗留的东本愿寺满洲别院,在北安路靠近人民大街的地方,曾经是第二实验中学的图书馆。我去寻找的时候,周围被工地广告板遮挡住,我透过一处小洞拍了照片,但无法进入院内靠近建筑。这座建筑主体保存还算完好,白色墙壁绿色屋顶,可以远远望见正门挂着“阅览室”的牌子,我绕到建筑后面远观,后门有一处开口,不知道是不是日常有人进入其中。这栋留存的建筑周围已经被拆迁成一片空地,知情朋友说几年前一个售楼处建在这座寺庙隔壁,脚手架直接从垛殿屋顶插了进去,后来这些违建拆除,寺庙算是保留了下来。


在珠江路北面是长江路,再北面是黄河路,再往北是黑水路,应该指的是黑龙江,这个街道名称安排比较有趣。


在黄河路周围有很多老房子,我发现其中一座建筑看起来像曾经有身份的样子,这栋建筑是黑灰色,两边屋顶有漂亮的雕花,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阁楼窗。现在这里是博宁大药房,曾经是新京银行,在建筑的上方隐隐约约可见刻字“株式會社長春實業銀行”,下方还有非常模糊的英文字母。1917年株式会社长春实业银行创办,1922年搬入这栋建筑中,1932年改称株式会社新京银行。


我从新京银行绕到胜利大街上,找到长春杂技宫,这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淡红色建筑,正面有四根高大的石柱,这里是过去的横滨正金银行。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开始在长春设置分支机构,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在当时的满铁附属地建设了这栋银行大楼,1919年升格为横滨正金银行长春支店。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栋建筑由长春杂技团使用,在正门可见汉字与英文银行名称的牌子。


在长春杂技宫附近有一家惠万家大药房,也是老建筑,二层小楼屋顶非常别致,中心有一个红色的太阳,老照片上看是红楼墙上有黄白相间的装饰,这是曾经日本人建的派出所。同样的建筑在黑水批发市场里面也有一栋完全相同的,不过屋顶中心的红太阳没有了,现在是服装店。


离开东本愿寺后,我前往护国般若寺,本地人把这里叫做大庙,这也是长春最大的佛教寺庙,属于天台宗临济派。上世纪二十年代,倓虚大师来到长春讲学修建了般若寺,满洲国建立后,原来的寺庙土地被城市街区规划征用拆除,在现在的位置修建了新寺。


这座寺庙在当时的满洲国地位非常高,被赐予护国寺的名称。1933年,溥仪皇帝27岁寿诞,在护国般若寺大摆经坛,1934年溥仪皇帝为般若寺书写金匾“具觉正足”。1941年,般若寺开始筹建露天观音道场,观音像为铸铁鎏金,文革期间护国般若寺被毁坏,后来修复重建,在观音像旁边有一座道场重建碑记录此事。


倓虚大师做过一件爱国的事情,1942年东北抗联烈士赵尚志牺牲之后,身体被日军投入松花江,头颅被割下来准备送回日本。在经过长春时,日本人发现头颅已经腐烂准备焚毁,倓虚大师得知之后,出面向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要回了赵尚志的头颅,埋在了寺庙内。


但是这个说法有争议,赵尚志头颅被发现于2008年,主要被引用的文章来源是2013年的辽沈晚报一篇报道。报道中也提及了,倓虚弟子整理的《影尘回忆录》记载了倓虚的主要活动经历,在这本回忆录,1942年倓虚本人并不在吉林,也没有记录这件事情。亦有说法认为倓虚1949年之后离开大陆前往香港,也许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愿意提及保护抗联烈士遗骨这件敏感的事情。同时,这件事情还有倓虚大师的弟子澍培主持参与,他在圆寂前让僧人把原本埋葬于院内的头颅移到倓虚大师纪念幢旁边,也是这次移位,后人才方便找到。


在靠近我住的地方有一座胜利公园,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这里曾经叫做西公园,1907年满铁进行附属地规划时,划定了这片预留地,1910年满铁在公园内埋下了6根界桩石。1913年,满铁收购当地农民赵洛天八间房子作为工程使用,1921年完成了园内主要规划建设,将公园命名为西公园。1923年,在赵洛天房子的基础上,新建了一座洋房作为西公园事务所。

1938年,为纪念日俄战争中的日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满铁在西公园内铸造了一座儿玉源太郎骑马的铜像,西公园改名为儿玉公园。日本投降后,儿玉源太郎的铜像被推倒,1948年,长春解放公园改名为胜利公园,1970年7月1日,毛主席像在原来的儿玉源太郎铜像的位置落成。


在胜利公园内还有一座方华烈士碑,这个位置最初是1931年修建的日本海军忠魂碑,老照片上能看到忠魂碑上有金属铸造的炮弹和船锚,是为了纪念日俄对马海战中阵亡的日本海军官兵。1949年改为方华烈士碑,炮弹和船锚碑重新铸造为飞机模型。方华是东北老航校创始人之一,曾经赴新疆学习航空技术,但是被盛世才扣押了四年,建国前夕在一次试飞中牺牲。方华在文革期间被定性为叛徒,这座碑也被毁坏,现在的碑是八十年代重建的。


在公园管理处门口,陈列着一些有趣的文物,其中一件是曾经的满铁界桩,这块界桩横断面是正方形,顶端中心位置刻有十字作为界限标记。在界桩的一面,刻有英文字母组成的满铁标记,表示是由满铁设置的界桩。公园把这块界桩连着下面的混凝土整个都挖了出来,放在管理处门口供人参观。管理处门前还有几个石虎和石羊,是满洲国时期在一处金国贵族墓葬发现的,就放在公园里。


1998年公园拆除曾经的猴山时,发现了一座不动明王石雕像,后来公园修建了一座小庙供奉起来,不动明王是日本东密所供奉的,石像大概是日本人撤离时藏在猴山里的,大概公园后来也觉得这样供奉日本人留下的神像不妥,所以那座庙也不开放。我去的时候庙附近都在施工中无法进入,在一些老照片中可以透过窗子看到里面的不动明王像。


在胜利公园东南角,有一座棕红色建筑,牌子上写的是“伪满洲国国防会馆旧址”,介绍中说这座建筑实际上是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不过,“国防会馆”容易让人误解和军事相关,实际上这个组织叫做满洲国防妇人会,是一个妇女组织,至于这栋楼本身是否有关东军宪兵活动,我也就不知道了。


这栋建筑是1938年建成,有三层,建筑样式非常简单,并无出奇之处。1932年在日本大阪成立大日本国防妇人会,1934年在新京成立了满洲帝国国防妇女会,主要工作是对阵亡的军人及遗属进行吊唁慰问,当时的名誉会长是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夫人。1938年,日本附属地治外法权取消,满洲国防妇女会和日本国防妇女会合并,组建了满洲国国防妇人会。 协会成立后就在这栋建筑里办公,简称国防会馆。


在西公园北面的西广场有两座日本人修建的老水塔,广场中央的是满铁西广场给水塔,1912年为了解决铁路附属地的供水问题,日本人在广场的制高点建造了一个钢架给水塔,供铁路附属地居民生活使用。


满铁西广场给水塔东南方向还有一座新京敷岛通给水塔,1933年建成,水塔在浇筑时作了许多减重设计,用钢筋混凝土柱子作支撑,在视觉上减少笨重的感觉,同时在塔身增加壁柱,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这种垂直装饰线条的设计在同期建造的很多建筑中都有存在。


长春的探访结束了,这座曾经的满洲国首都,那些留下的遗迹与历史都在指向一个事实,日本人从未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属于“满洲人”的自由国家,一切不过是个幌子与骗局,无论曾经和现在的人们是否愿意相信,这段历史都是带着屈辱与苦难的。


德惠

南满铁路线实际上到长春就为止了,往北就不属于南满铁路范畴了,但由于上次中东铁路探访之旅没有涉及哈尔滨到长春这一段,并且这一段属于事实上的中东铁路南部支线,所以我在此次南满铁路探访中,加进了德惠这一站。


我从德惠火车站出来,一座天桥之隔的铁路线两边分布着截然不同的城区,西面是现代化建筑的新城区,东面是诸多平房的老城区,俄式老建筑主要在东面这一片,也是我要探访的区域。建于1903年的德惠火车站很小,只是一栋平房,黄色墙面白色装饰,都是明显的俄式建筑特征,其中有一栋行李间是二层,有着人字形屋顶和屋檐下的蓝色木装饰,窗边的白色砖砌装饰,保存非常完好。


走到火车站斜对面,我发现了一座淡黄色的二层楼房,这座楼房和火车站是同一年建成的,建筑造型很正,二楼中间窗子有一个小小的平台,房子正面左右最靠边的窗子也有小平台。这座房子曾经是俄国铁路官员住宅,后来又作为日本官员住宅,战后是铁路中学的校舍。如今这座房子已经废弃了,周围空地上都是杂草和建筑垃圾。


这座房子外墙看起来很新,应该是后期粉刷过的,而它后面的一栋房子就特别陈旧,外观显出时代的斑驳。这栋房子紧挨着派出所,不知道是不是曾经的火车站警察署大楼,房子的屋顶、砖砌花纹和屋檐都是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外墙也可以看出曾经黄白相间的配色。外墙上挂着空调机,应该是一直在使用中,但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


火车站附近有不少俄式老民宅,大都分散在成片平房中。为了寻找这些老建筑,我走进狭窄的巷子里,因为巷子太窄,所以不容易拍照,只能目光越过层层围墙看到斜上方的屋顶,带着明显俄式风格的窗子、屋檐和烟囱,有一些屋檐还有非常精美的雕花保留了下来,这是识别老建筑的最有效方式。这些老房子被包围在层层的平房建筑中,有一些被打通墙体连在一起,根本谈不上保护,但也或许是这样的原因,这些建筑才没有被拆除,而是一直沿用至今。


在民居平房的北面,爱民街和拥军街中间的一条巷子里,有我要去寻找的德惠标志性建筑——德惠东正教堂。1903年,当时德惠地区有超过两万俄国人,筹款修建了这座东正教堂。我在一片平房中找到了教堂,这座建筑是后来翻修的,老照片上墙面似乎是土黄色的,也可能是褪色之后的土红色,但是翻新之后改成了非常鲜艳的红色墙面和白色装饰。教堂有一个钟楼,钟楼四面是拱窗,再上方是一个绿色尖顶,尖顶上有一个金色的东正教十字架。


这座建筑在文革的时候被破坏,从老照片来看,钟楼已经损毁了,但教堂主体建筑还在,现在的复原应该是基本还原了之前的样子,只是配色我有点拿不准。教堂隔壁一条街很多平房,门口用塑料板和塑料布包起来,这些房子都是娼妓们居住的,透过塑料布张望街上招揽客人,我不想去搭讪,也没有向他们了解这栋建筑的情况。教堂外面的小院子是锁住的,并不开放也没有教徒。

从巷子里走出来远眺这座教堂,我发现问题所在了,这座房子与周围的房子实在太不匹配了,显得过于突兀。


尾声

从大连到长春,这条铁路贯穿了南满洲的土地,连接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的历史。我走访那些保留下来的遗迹,还有只存在于老照片上,早已消失不见的建筑,试图从我自己的视角连接起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以及我该如何重新看待自己的故乡。这段历史无疑是苦难的,在这片土地上埋葬着几个国家的伤痕,那些最狂热的野心,最屈辱的挣扎,亚洲另一边的年轻人变成一座座墓碑,还有一场闹剧般的短暂建国,纸壳箱搭建的城堡似乎有那么一刻让人恍惚,最终,时间如漫天大雪般覆盖了一切。


这一百年里,满洲这片土地经历了太多的创伤,又总会在创伤之后带来希望,再去迎接下一次创伤,人们在大起大落中,以酒精和癫狂大笑麻醉自己,迷茫地迎接下一次上当。也许一百年的时间过于短暂,对于一片土地来说,这不过是一瞬间的记忆,宛若童年阴影。这片丰饶的土地在开拓之初便撬动了半个世界,它注定不平凡,会带着土地上的人于苦难中成长,在亚洲的东北方竖起一座灯塔,终究会再次闪耀出让全世界震慑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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